王小波与纪念日：神都不能包治百病，何况王小波？

现在的年轻人（95后、00后们）还有看王小波的吗？要说有，是看哪些？情书还是杂文？小编记得高中语文老师在阅读课上念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相较于文章的趣味性，大家印象更深的是语文老师对王小波的热爱。后来到了大学，多数少女们也是捧着《爱你就像爱生命》陶醉不已，沉默的大多数什么的一般比较沉默。王小波早就已经跳出文本之外，成为文艺青年的一个符号了吧。还记得《欢乐颂》里头富家女曲筱绡为了迎合赵医生开始看王小波吗？纪念年年有，真正看书的可能一直就那么几个。

今天的纪念文章来自真正热爱王小波那代人中的一位：李静。他们已经迈进不惑之年了，从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离开那日起，就开始想念这位有趣有智之人的古道热肠。可叹的是，神都不能包治百病，何况王小波……

文 | 李静

选自《必须冒犯观众》

“混账东西”的纪念

“求你们别一到4月11日就说我了，我简直快羞死了。”

王小波曾写过一篇题为《电视与电脑病毒》的文章，对电视节目围着节日纪念日打转的现象痛心疾首，大意是说：中国电视编导的脑子里总有一本日历，每到一个节日或纪念日，就要放一些和该日子有关的电影或歌曲，结果把电视节目搞得没滋没味的。“有些日子所有的频道都在闹日本鬼子——当然，这些鬼子和汉奸最后都被抗日军民消灭了，但这不能抵偿我看到他们时心中的烦恶：有个汉奸老在电视屏幕上说：太君，地雷的秘密我打听出来了——混账东西，你打听出什么了？从我15岁开始，你一直说到了现在！”

王小波虽然绝顶聪明，可是他肯定想不到自己如此早逝，更想不到每到他的忌辰，就会有人在媒体上纪念他——我相信他如能预见到这一点，定会想办法长生不死，以免因为他自己的缘故，出现他最“烦恶”的情形。这样的情形已有七年，而且看起来没有结束的势头。

如果他的在天之灵能对我们说话，恐怕他的话会很不客气：“混账东西，纪念了七年，你们都纪念出什么了？从我死的那天开始，你们一直纪念到了现在！”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平时待人接物，他总是个谦谦君子，所以他的语气可能是这样的：“求你们别一到4月11日就说我了，我简直快羞死了。”十有八九会是如此。

他既然讨厌人家把许多偶像强加给他，他必也不愿把自己变成偶像强加到别人的头上。作为一个一生反对各种政治强制、文化强制和道德强制的人，他一定最反感听到这样的话：“看看人家王小波是怎么做的，再看看你们！”把自己变成一个令他人自惭形秽的榜样，无疑会是他最为诅咒的事。

但是关于纪念他这件事，我恐怕会这样劝他：如果一个时代、一些人，一到某个日子就自发而非强制地纪念某人，便表明该时代该人群最缺少和需要那个人。人们要通过“纪念”这种仪式化的行为，来强调己之所需与己之当为。如果有一天王小波式的力量不再稀奇，我们自然就不会再纪念你了。他听了这番话，也许会心里稍安，就不那么反感我们了。只有他不反感了，作为粉丝的我才能安下心来写作此文。因此还请读者朋友原谅我把文章的头开得这么长。

我们这些人

自他逝去之后，我们既未能找到与他的智慧、理性、魅力及健全程度不相上下的精神兄长，自己也没能成为与他不相上下的成熟的个人。

接着我想说说为什么老是我们这些人在纪念他。所谓“我们这些人”，就是“70后”，再扩展些，就是生于60年代到80年代的一些人。记得第一本纪念文集《浪漫骑士》和第一本评论集《不再沉默》，都是由年龄与小波相仿的学者主编或撰写的，之后，在话语空间里一直念叨不休的就是“70后”与“80后”了，甚至还有了个小波君一听其名必会昏迷的网站“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以及一本据说有“小波风”的小说集《一群特立独行的狗》，来向他致敬。

——顺便说一句，不管这个“门下走狗”多么事出有典，总归不那么“王小波”；况且“走狗”的“走”有“跟随”意，即便是“一条”也不能算“特立独行”，更何况是“一群”，“一群狗”而曰“特”立“独”行，未免对一个词的使用太过强其所难，即便是戏仿“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也仍是如此。

对不起，又扯远了。其实我的意思是说，“70后”之所以不停地追念王小波，只能说明一件事：自他逝去之后，我们既未能找到与他的智慧、理性、魅力及健全程度不相上下的精神兄长，自己也没能成为与他不相上下的成熟的个人。我不能不悲哀地说：在王小波的身后，勇敢、坚韧而智慧的自由知识分子群落不但没有壮大，反而日渐萎缩；而一茬茬披着“小波型”修辞外衣的自鸣得意而又脆弱不堪的“自由分子”，倒是多了起来。“王小波”的语义符码被迅速地肤浅化和时尚化，以至于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精英”，甚至羞于再提王小波之名。这真是不幸的事。

心肠与智慧

在智力相当的情况下，正是这最朴素的心肠，划出了不朽与速朽的分界。

经过七年的时间，我们这些受过王小波作品哺育的人，已从不谙世事的二十几岁，迈进略经风雨的而立之年。对于王小波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我终于知道了要把它分为两个部分：王小波心肠与王小波智慧。没有前者，绝无可能产生后者，任何以为可以抛掉前者而直取后者的努力，最后收获的精神格局可能都会极其微小。类似的情形，我们可以从“剥离技巧”的中国当代新潮文学中看到。

以前人们对“王小波智慧”谈得较多，在经历了这个国家诸多或大或小幸与不幸的事件、旁观了知识界一场又一场归于泡沫的论争之后，我认为现在更需要留意“王小波心肠”。前几年曾经令我们激动过的一些知识精英，近年的所言所行之所以言不及义无有所指，自然与知识储备的老化和问题意识的弱化大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衮衮诸公缺少如王小波那般真诚、善良、大爱且勇敢的古道热肠。

想必王小波不会同意我的有泛道德化嫌疑的解释，但我仍是以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拥有足够智慧的前提下，唯有具备这样的心肠，才会对他人的境遇苦乐抱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并且产生表达的力量和勇气，有了理解和勇气，他在人文研究中才可能获得敏锐深刻的问题意识，在文学创造中才可能传达悲天悯人的深情高致。在智力相当的情况下，正是这最朴素的心肠，划出了不朽与速朽的分界。也正是这素朴之物，最无法取巧和作假，它一旦与心智的运动相结合，便会使人的创造力迸发出震撼灵魂的光芒。

《圣经》中有大意如下的话：凡要保存性命的，反要失掉它；凡要失掉性命的，反要得着它。这句话的前半句，最适合说给那些一心想给自己树碑立传、什么好处都想得的人听，无论官员、政客，还是知识分子；后半句，悄声说给小波听就行了——这其间道德、利益与身后荣辱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原理，恐怕不是他所屑于证明的。然而我们这些生者若是不知，就未免太过昏聩了。

他唯一的忧虑

智慧固然重要，但是在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真诚、善良、大爱和勇敢的好心肠却是同样重要的。

王小波总是说：我唯一忧虑的，是我不够聪明。他从不忧虑自己不够善良，因为他觉得善良这东西实在太过基本，没有难度，属于“良知”范畴。按照《辞海》的解释，“良知”乃指天赋的道德善性和认识能力。天生就有的好心肠自然不必强调，他只忧虑人类后天努力才能获得的东西——聪明与智慧——会随时消亡。他的二百多篇杂文反复絮叨的无非是一个道理：这世界若想变好，必须医治愚蠢。为此他不惜耐下性子，用古今中外，尤其“大跃进”和“文革”中的诸多荒诞故事，苦口婆心地规劝国人不要重蹈愚蠢的覆辙。

现在看来，他所担心的“愚公移山”式愚蠢似乎快要过去了，但是《寻找无双》里王仙客在长安城所遭遇的愚蠢却远未过去——那就是不敢直面真实历史与现实、不敢承担个人权利与责任的愚蠢。如果说防止“愚公移山”的愚蠢只要大力发展工具性智慧就可完成，那么杜绝王仙客所遭遇的愚蠢则需要更全面的智慧，除了动用工具理性，更要动用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在良知指引下的智慧，此一理性的衰弱，必会导致人的全面退化，其结果是满大街行走着既无美感也无责任感的市侩小人。

有一点王小波没有提到：良知即便是天赋的基因，遇到极其恶劣的环境也会变异衰减，其脆弱程度甚至高于“智慧”。良知在这世上若真的化为乌有，那么再高的“智慧”也只能为恶了。

我看在某些特定的空间里，一些强人的确运用着滤去了良知的高超智慧，来尽可能地阻止“沉默的大多数”获得识别真假、善恶、智愚与好坏的包含良知的普通智慧，智慧和技术若落到这种人手里，天下势必会傻子恶人横行。因此，若真想告别愚蠢，恐怕仅有智慧还不够，还得加上“勇敢”，即不怕为遭遇不幸不平不公不义的人——不管这人是别人还是自己——说话和做事的素质。有了勇敢而智慧的素质，才能有良性公共空间的形成，个人才能摆脱孤立无援的原子化境地，而逐渐建立一个按照人道准则而非丛林规则运行的社会。

一句话：智慧固然重要，但是在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真诚、善良、大爱和勇敢的好心肠却是同样重要的。这是王小波——我精神的兄长，在他的纪念日暗示给我的东西。他还暗示我：社会的健全与进步，只能诉诸每个公民自身的努力与觉醒，若寄望于充当“王者师”，则一切必会归于虚妄。这大概是王小波与他的师祖胡适以及一些胡适弟子的不同之处。（2004年4月2日）

王小波的遗产

如果将对思想家或人文学者的专业诉求加诸王小波，就如同要求一朵玫瑰花成为牡丹花一样不切实际。

王小波一生只写作杂文随笔和小说剧本，以及协助李银河做少量的社会学调查。关于如何看待王小波的遗产，在他逝世八年后评价日益多元。但我认为再多元，也不能离开“王小波是一位作家”这一事实。如果将对思想家或人文学者的专业诉求加诸王小波，就如同要求一朵玫瑰花成为牡丹花一样不切实际。

王小波杂文是否只传播了文明世界的普遍常识？是的。他的杂文是否因此可以被评价为肤浅的？不。王小波在杂文中创造性地使用逻辑归谬法，张扬智慧和有趣，申说平等与自由，赞美科学和艺术，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伪科学、假正经、实用功利和愚昧盲从，其价值不在于他讲的这些尽人皆知的道理本身，而是在于他讲道理的方式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德性、混沌、矫情和自满的思维习惯，而激发了一种智性、逻辑、幽默和不满的新思维，以及关于平等自由、特立独行的价值观念。

王小波的小说主要讲述了性爱、智慧和有趣在中国的奇特境遇。这是中国文学里从未出现过的主题，而他讲述这一切时所用的手法，也是中国文学里未曾有过的。王小波借鉴了20世纪的西方文学技巧，但其价值源头却来自古希腊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这是他与中国现实进行真实对话之后选择的结果。

王二们的精神谱系，可以和阿里斯托芬的《鸟》、拉伯雷的《巨人传》、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苦炼》、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以及贡布罗维奇的《费尔迪杜凯》相接。这些人物洋溢着自由的人类明晰于自身价值立足点的自信，他们与世界的紧张关系，乃是由于创造和求知的冲动受到层出不穷的戕害而起。

他们的确缺少现代主义以来人类拥有的分裂体验和虚无情愫，但谁又能说唯有分裂和虚无才是唯一的真理呢？迪伦马特有言：“诚然，谁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无意义，无希望，谁就会完全绝望。但这一绝望并不是这一世界的结果。相反地，它是个人给予世界的回答；另外的人的答复可能会不是绝望的，可能会是个人决定容忍这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像格列佛生活在巨人之中一样。他也实现了时间的距离，他也退后两步来测定他的敌人，准备自己和敌人战斗呢还是放他过去。这仍然可以显示出人是个勇敢的生物。”

毫无疑问，王小波的小说，就是那种“显示人是个勇敢的生物”的小说。当然，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无数其他类型的小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须知王小波只是探求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份可能性，如果到他那里寻求所有的可能性却失望而归，那不是王小波的问题，而是寻求者的问题。神也不能包治百病，何况王小波。（200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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