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始材料是推进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基础，很多学术问题的解决往往依赖于对第一手文献的挖掘和阐释。在老舍研究中，宋强的《老舍〈骆驼祥子〉的修改》披露了《骆驼祥子》1955年修订版出版前的争议，以此为契机，可进一步梳理老舍及其《骆驼祥子》与来自左翼的评价的关系，也可对《骆驼祥子》1955年修订版的修改问题达成一些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认知。
关键词:
老舍 左翼 《骆驼祥子》
作者
孙洁，复旦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王兆胜 范利伟
来源：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P79—P83
文学史实的廓清往往依赖于各种尘封史料的浮出水面，有时候，一则简单的史料就可以解决此前几十年的猜测和争论。最近，在《骆驼祥子》研究领域内，就出现了这样一则重要史料。本文即是在这则史料基础上的阐发。
这篇披露了《骆驼祥子》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版出版前因的文章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宋强撰写的《老舍〈骆驼祥子〉的修改》，发表于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的《人文》学术集刊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因为本文将多次引述这篇文章，故将其简称为“‘修改’文”。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这一《骆驼祥子》修改事件，并试图从这个角度入手，重新蠡测老舍和左翼文坛的关系。第一，王任叔是否看到了《骆驼祥子》的思想本质？第二，修改《骆驼祥子》是老舍向左翼的一次最终失败了的大胆接近。第三，左翼对老舍的真正态度是什么？
“‘修改’文”值得注意的要点是作者在“详细阅读《骆驼祥子》的书稿档案后”了解到，195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方白提出希望老舍详细修改《骆驼祥子》然后重新出版的建议；1955年1月，《骆驼祥子》的修改版终于出版。在此期间，围绕在新的时代是否能出版、如何修改、如何出版《骆驼祥子》发生过激烈争论，其中又以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王任叔坚决不同意出版《骆驼祥子》的意见最值得分析和认真研读。
根据“‘修改’文”的复述，王任叔的“审稿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个要点上。
第一，老舍的创作思想和《骆驼祥子》的思想倾向问题：
“王任叔认为老舍的‘创作思想有浓厚的小市民的颓废思想’，老舍‘没有自己的道路，连骆驼祥子——一个劳动人民也完全给以否定的’。”
第二，祥子的描写问题：
“王任叔认为，老舍并没有把祥子这个人物写好，‘写一个劳动人民，一味随着社会黑暗势力，往下堕落，一点没有振作和挣扎的勇气，这是歪曲劳动人民形象的’。”
第三，对旧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态度问题：
王任叔“在给冯雪峰写的信中写道，‘记得书中还有一段，写革命者（指一九二七年）搞工人运动就是用金钱收买，那时，我看了颇为生气。’他据此认为，老舍对‘中国革命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对之抱否定态度的，他一方面鞭打旧社会恶势力（可是并没击中要害），另一方面也讥笑新生的、和旧社会相对抗的思想和势力’。”
第四，《骆驼祥子》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王任叔给冯雪峰的信中写道，‘《骆驼祥子》在抗战时我看过。……我那时就觉得他歪曲了中国工人或者贫民的本质的精神。困顿于生活的苦轭下，随着黑暗的狂流一起堕落下去，连阿Q式的反抗也没有。我是不大满意这一为广大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的’。”
“‘修改’文”后续段落亦涉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骆驼祥子》性描写的删除意见，但是比起上述四条“罪名”，性描写的问题就相对微不足道和容易处理了。
老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要求下删改《骆驼祥子》的结果我们早就看到了，在此不赘述。通过“‘修改’文”展示的《骆驼祥子》动手修改之前的波折，我们可看到这次修改背后的深层原因，即来自左翼的王任叔出于革命文艺理论家的敏感和责任心，对《骆驼祥子》在革命（群众/革命/革命者）叙述上的天然“缺陷”进行指摘。更进一步地，我们也可以此为契机，重新考量老舍和左翼的关系。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讨论《骆驼祥子》能否在20世纪50年代再次出版的过程中，王任叔是强行为《骆驼祥子》罗织罪名还是看到了《骆驼祥子》的思想本质？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重读一下王任叔本人1950年对《骆驼祥子》的另一个评价：
……顺便还必须指出，老舍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将革命者看作是“为钱出卖思想”，这正是单看现象，不明实际的“世俗的”看法。这个“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骆驼祥子》被批评家所称道，但没有从这种思想本质上的反动性予以批判，实在是怪事。
再看更早的一篇来自左翼批评家的著名评论，许杰先生的《论〈骆驼祥子〉》。它发表于1948年，背景事件至少包括《骆驼祥子》成为美国畅销书、老舍和曹禺赴美、《骆驼祥子》被美国一些电影界人士看好，以及已经持续了不少时间的所谓老舍“原子谈话”事件和来自左翼的郭沫若、茅盾、田汉等人对老舍“原子谈话”的批评。
基于以上背景事件，至少从1946年起，远在美国的老舍已经被左翼人士当作“异类”，受到一些批评。加上《骆驼祥子》先天的一些“问题”，许杰认为，《骆驼祥子》受到“高鼻子”的青睐，一是因为它错误地表现了中国革命（“老舍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够认识，他在有意无意中受了一些反宣传的影响，承认中国的革命是用钱收买的”），二是因为“老舍在性生活的描写上，他的用力，似乎还过分了些”，结论是：
这一部《骆驼祥子》，有的是人力车夫的生活，虽然也有什么社会活动和一些无能或冒牌的社会主义者，但却都是纯粹得很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刺；反之，它倒有雌老虎，有性生活，这难道就是被高鼻子（美国人，引者注）看中的原因吧！
在以上这两个评论文本的对照下，我们发现，王任叔几年之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提的“审稿意见”显然和缓了很多，至少没有“反动的”这样的评论了。
王任叔屡次坚决不同意《骆驼祥子》修改再版，说明他的意见并没有实质的改变，但是在1955年之前的这一时期，也许是因为考虑到老舍当时的文学地位，也许是因为看到了老舍在新中国努力写作的实际情形，他至少是能够有分寸地指出，在他看来《骆驼祥子》和新的时代环境的异质性了。
事实上他提的这四点意见，如果从左翼的立场来看，确实也都是存在的。即《骆驼祥子》如果不给祥子出路（加上“光明的尾巴”），同时，虽然无法“加红线”，但是如果不剔除阮明这个人物，那么这部作品对中国革命的“误解”/“曲解”是无法使其在20世纪50年代顺利再版的。
所以，就需要追问《骆驼祥子》的思想本质是什么？它真的是“反动的”吗？显然不是。它是“进步的”吗？从阶级文学的观点看，显然也不是。
我们必须结合老舍写《骆驼祥子》时的文学立场和作家身份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骆驼祥子》之所以能在20世纪50年代突破层层禁忌，终于再版，是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方白的坚持。
他坚持认为《骆驼祥子》应该修改后再版，而他的理由是，这部作品“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以及属于市民阶层中个人劳动者在这黑暗中挣扎与被吞没的悲剧”。在“‘修改’文”中，方白的类似意见被反复提及，但因为语句的贫乏显得无法和王任叔更理直气壮的反对意见相对抗。
老舍本人为《骆驼祥子》1955年修订版写的《后记》，更有助于我们理清思路。在《后记》里，老舍说：
这是我的十九年前的旧作。在书里，虽然我同情劳苦人民，敬爱他们的好品质，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理。……出书不久，即有劳动人民反映意见：“照书中所说，我们就太苦，太没希望了！”这使我非常惭愧！
对照被删去的《骆驼祥子》的著名结尾——“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1955年版《骆驼祥子》删去了这个“没有给他们（劳动人民）找到出路”的结局，虽然仍然没有“光明的尾巴”，至少“尾巴”不那么颓丧了。
从这个有没有“光明的尾巴”的分歧，我们看到的是老舍写劳动人民和左翼写劳动人民从出发点上开始就是完全不同的。老舍表现的是背负生活重担、无法自救的凡人、现代人，左翼通常希望表现的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底层民众，他们能够通过对革命的认知，团结起来推翻这个压迫他们的世界。所以，来自左翼的王任叔说，老舍“写一个劳动人民，一味随着社会黑暗势力，往下堕落，一点没有振作和挣扎的勇气，这是歪曲劳动人民形象的”。那么老舍有没有通过写祥子的步步堕落来“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呢？显然也并没有，因为老舍不但如实地写了他自幼目见耳闻的贫困世界，甚至试图通过《骆驼祥子》的写作接近那个他并不熟悉的“革命的”世界。
《骆驼祥子》结尾为什么说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吴永平在论文《〈骆驼祥子〉：没有完成的构思——文本细读及文化社会学分析》中通过史料梳理和合理推论，指出《骆驼祥子》可能有个“未完成的构思”，即《骆驼祥子》原来可能构思过一个结尾，它是正面表现1929年10月22日爆发的北平洋车夫“暴动”事件的：“老舍没有完成计划中的构思，他把‘高呼革命’的声音压在了心底，然而，他给现代中国的读者献上了一幅‘黑地狱’的图画，抹去勉强为之的后一章半，思想和艺术仍能保持完整性，不过，这已不是当年老舍所构想的全须全尾的《骆驼祥子》了。”这个史料和推论有必要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
然而，正如上引论文中指出的，老舍虽然有动机接近，但是终于没有能够抵达那个“革命的”世界。因此，老舍虽然出身贫困，但是与面向贫困、企图拯救贫困的左翼始终有些隔膜。
从在文艺理论上对左翼保持距离的《文学概论讲义》，到企图写点儿“革命”，又终于没有能够成功写出革命者的姿态的《黑白李》（及毁于战乱，“死无对证”的《大明湖》），我们能隐约窥见老舍对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保持观望，却又不无好奇心的态度。《骆驼祥子》对左翼文学小心翼翼地接近便是他在《黑白李》延长线上的一次失败尝试。这直接导致了《骆驼祥子》在情节走向和具体人物刻画上都是“非左翼”的。在没有接受过真正的“革命理论”之前，老舍是不可能“给他们（劳动人民）找到出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