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黑社会”，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黑帮、黑道、黑老大，大概都是指的一些穷凶极恶的“法外之徒”、“法外之事”。从法学上说，我国目前还没有严格的黑社会概念，新刑法只有“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一说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这样解释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及严密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最基本的特征是它自身的组织性、纪律性，行为的违法性、不正当性以及对社会的挑衅性、破坏性，对官方的渗透性、腐蚀性。
之所以法律对于黑社会的定义比较含糊，是因为黑社会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定义的事情。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就开始制定符合文明社会运作、发展的相关规则，法律、政府、官僚体系、暴力机关等等，都是人类或者说是人类的统治阶级对社会规则的制定。然而自古以来，皇权不下乡成为了一个“惯例”，因为上层阶级的意志从来都难以有足够的力量来规定基层的方方面面，于是基层自组织就成为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常态。在我们的封建社会，由地主、乡绅组成的基层自组织构成了一个封建国家最稳固的分子，而在现代社会，这个基层自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为“黑社会”。
当人类的文明制度无法深入到基层时，基层社会的规则就突出表现为丛林法则：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黑社会，具有明显的暴力特征，这就是丛林法则的突出表现——谁拳头硬，谁就说了算。我们看日本和台湾，黑社会都是维系其基层规则的“自组织”，构成了这两个政治体最基本的“细胞”。日本就不用说了，台湾的竹联帮、四海帮（外省人），天道盟（本省人）都是在政治、经济、娱乐圈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更不可忽视的是每一个市县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小黑帮，基本上就是一个社区和一个社区的自组织，我们看台湾县市选举的新闻，无论是蓝绿候选人，都要到每地黑帮老大去“拜票”。不过日本和台湾的黑帮已经相对“文明化”，很正常嘛，上层的规则在发展，基层的规则同样在进步。我们经常看国内网文感慨日本黑帮，说他们讲义气有规则，不欺妇孺彬彬有礼，收个保护费还要穿个西装鞠个躬，这只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化”趋势的一个表现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讲，黑社会的“黑”是相对于上层阶级规则的“白”，然而上层阶级无力规定基层的秩序，只能将其定义为“黑”，并且尽量限制其不往过于违背人性的丛林法则发展（例如日本关于黑社会的相关立法，其实就是变相承认了黑社会的合法性，是一种上层规则对基层自组织的妥协）。至于这个“黑”黑到了什么程度，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在我国，经历了一次基层组织自上而下的退却，因此形成的基层自组织还远远没有进入“文明化”阶段，依然充斥着野蛮暴力的丛林法则。这次山东发生的“刺死辱母者”事件，就是一次典型的基层丛林法则。借高利贷无力偿还，黑社会组织就是运用了弱肉强食的简单逻辑对苏银霞进行了拘禁、暴力和侮辱；而他的儿子则是在这一逻辑下对黑社会组织做出了应有的反抗。
这就是为什么当反抗者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时候，舆论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当黑社会发行高利贷的时候，法律不在、规则不在；当黑社会非法拘禁公民的时候，法律不在、规则不在；当黑社会殴打、侮辱受害人的时候，法律不在、规则不在；而当受害人的儿子奋起反抗，用黑社会的丛林法则反抗黑社会之后，法律和规则给与了他无期徒刑的惩罚。为什么普通人民会对这个事情纷纷鼓噪，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生活在最底层，我们会很经常的经历这种法律、规则和文明之光无法照耀，而只能靠残酷的丛林法则来解决的问题。我们尊重法律，更渴望法律、法治社会，但我们为什么在这件事中对这个奋起反抗的儿子寄予了无比的同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实的社会有太多的无奈。换作我们，当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家人受到了这样的侮辱，我们每个人会怎么做自己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顺便再多说说黑社会的另一个最典型特征——高利贷。高利贷同样也是所有（落后的）基层自组织的典型特征，是丛林法则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封建时代，地主、乡绅进行土地兼并的最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小农经济抗风险性差的特征，发放高利贷，这种“驴打滚”的利率完全超出了农业经济可能的偿还能力，所以农民只有一条路可走——出卖土地和女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站在“欠钱不还”的杨白劳这边，因为高利贷就是罪恶的、是反文明的、是任何理性的规则制度所不能容忍的。山东的孔圣人家族就是发放高利贷的好手，借以“孔子后人”的种种特权，孔府的地租、高利贷超过的其他乡绅的两倍、甚至三倍。“曲阜人民苦孔家久已”，所以文革的时候当地老百姓接机把孔家的祖坟抛了个遍，这都是几百、上千年积怨下的“天道好轮回”。
“刺死辱母者”事件只是一个缩影，我们在基层组织的缺失，不能不使我们警惕。尤其是生活在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的人，能够最明显的感觉到基层自组织黑社会化、基层官僚宗族化家族化、基层官僚与黑社会的同化。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有感触的朋友大可在评论区里留言。
曾几何时，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完备的基层组织：在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规范了农村制度的方方面面；在城市，一个个工厂、单位构成了最基本的基层组织，尤其是“单位”这个名字取得好，顾名思义嘛——传统计划经济年代往往是“前厂后院”，工人们生产生活在一个非常规范的区域，同时工厂配有自己的医院、学校、运动场、娱乐场所，人们生产生活的组织也通过“单位组织”和基层党组织规范起来。现在看看，大街上带着红袖标维持治安的，不都是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不是他们闲的，咱们老了闲的也不会干这个，是他们经受过那个年代的熏陶与训练，他们真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小区门口每天都能看见这样的大爷大妈们在巡逻，所以说朝阳区群众不是一个梗，那真的是这些老人家们春夏秋冬一天天坚守换来的。说句玩笑话，十年二十年，当这一波人过世之后，谁还会替组织站街？等我们退休了会带着红袖箍上街巡逻维持治安？是不是感觉我仿佛在特意的逗你笑？
为什么东北黑社会问题最为突出？当年中国下岗工人三千余万人，东三省就承担了近一千万。如此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国企倒闭，彻底地摧毁了东北的基层组织。“白道”的退却和“黑道”的兴起从来是相依相随的。同理还有南疆，南疆的基层组织崩溃产生了更严重的后果，底层人民没有形成黑社会自组织，而是倒向了极端分裂势力、恐怖主义。
2010年，南疆一位大毛拉接受采访时曾说：“失业是一个大问题。南疆地区大企业很少，一般效益也不好。喀什1970年建立的纺织厂，有8000人。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都下岗了。许多这样的国营企业，能解决很多人就业的，后来都倒闭了。这样社会上闲的人多，没有工作干，坏事就多了。”这位就是被被极端分子残忍杀害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这位大毛拉当了三十年的国企工人，后来服从组织决定，转向宗教当一位阿訇，然后又三十年从阿訇当上了伊玛目、哈提甫，成为一名大毛拉。就说这样精耕细作、从基层培养出来的人，他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搬到哪里都心向着党国。
为什么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邪教盛行，也是一个道理。邪教，就是高级“黑社会”，它们的做法看当年招远麦当劳事件就知道了。去年邢台泄洪事件就是一次典型的基层组织能力缺失的事件，
按理说
12点要泄洪了，村支书怎么也得挨家挨户组织撤离吧，结果就发个短信通知了一下，就在半小时之前发了一下广播。看事后的新闻报道，这是一次标准意义上的“人祸”：
京华时报记者了解到，村民对于此次洪水最不满之处，就是洪水进入村庄以前官方的预警措施。当地村民称，除了在洪水进村前半小时左右的广播预警外，他们没收到其他任何预警，也没有见到网上传言所称“村支书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村民”的情况。
邢台市委外宣办负责人高振魁也表示，在本次洪灾前，当地防汛办等部门对群众进行了预警工作，主要通过短信、广播、报纸等渠道发布预警信息，
具体的预警发布频率他本人并不清楚
，“但肯定是一直在发”。
“
有的村民当时可能已经睡了，没看到预警信息
”。至于是否能够确定该村村民收到预警信息的问题，高振魁称，“我的手机上反正收到了（预警信息），他们（大贤村村民）
估计都收到了
，有手机信号的地方都大面积发了”。
感觉这个够魔幻现实主义了吧，我告诉你还有更魔幻现实主义的事情。大水发生后，第一时间在现场组织救灾的，是当地教会。
现在国家提倡“乡贤”，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只是对家族、宗族势力在农村基层的重新统治的认可，“皇权不下乡”的年代恐怕又要再次重现。了解农村生活的朋友肯定知道，这种大家族、大宗族，其性质和处事方式跟“黑社会”没什么区别（本质上，大家族就是繁殖能力优越，就是自然选择和丛林法则的优胜者）。
因此，在这个基层组织普遍缺失，基层自组织普遍黑社会化的今天，“刺死辱母者”新闻中的细节或许还有待商榷，但是人民群众的愤慨、不安、恐慌、焦虑，可以看做是长期压抑情绪的一个爆发。
客观 理性 思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