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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京城经济学界活跃“西北军团”,话说江南经济学家

经管之家  · 公众号  · 财经  · 2016-10-31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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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观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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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经济学界
活跃“西北军团”
郗秦子


在大西北,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大西北出了那么多经济学家尤其是著名经济学家,而其经济却迟迟发展不起来?


在北京,同样的问题则被倒过来问,为什么大西北的经济那么落后,却出了那么多出色的经济学家?


在北京经济学界,活跃着一批来自大西北或在那里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先说说老一辈的学者吧———全国政协财经委主任委员、曾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和物资部部长的柳随年先生,即是80年代在中国的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两个方面都比较活跃的亦“学”亦“官”的学者型领导干部。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的赵海宽研究员,则是在金融理论和金融实践两个方面都极有造诣和影响的金融大家,其编著的《货币银行学》教育了一代人,在中国的金融理论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信贷”向真正的包括货币银行在内的全面金融理论的过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他又为金融改革的理论研究与金融发展实践而发挥余热,再立新功。


在一些人猜来属于老一辈,而另外一些人则又臆断为青年人的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曾是西北大学经济系的第一代学子,如今已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重要骨干和中国宏观经济和制度经济学界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曾长期担任中国经济学巨匠和硬骨头孙冶方学术助手的冒天启,是位土生土长的甘肃省清水县才子,1966年从兰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旋即进京从研。孙冶方去世之后,潜心整理孙冶方遗稿200多万字,并长期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数次摘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桂冠。他与张曙光一样,都在理论经济学界发挥着承上启下、承西启东的中坚作用。


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新调任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的王岐山,70年代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自80年代初以来,成为京城研究改革开放活跃群体中的骨干之一。


虽然一批来自大西北的经济学家早已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但作为一个群体为学界所承认,并在经济学界刮起强劲的西北风,应该说始于80年代中期,始于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二代学子为主力的“陕西军团”在全国经济学大舞台上的出色表现。那么,再让我们看看新一代学者———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世锦、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是西北大学经济系77级同班同学中的三位佼佼者和西北大学经济系第二代学子中的代表人物。魏杰与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宋则等,都是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的开门研究生弟子。


魏杰在读硕士研究生时,以其研读《资本论》的功底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位看起来既像大款商人又像艺术家就是不像学者,而自嘲为“口力劳动者”的大手笔和讲演家,以其著作等身而在中国理论经济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被誉为经济学界“京城四少”之一。


在西北大学尚未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就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的刘世锦,一经进入首都这个大舞台,便一发而不可收。很快就在宏观经济理论、国有企业改革、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其领衔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近两年来成为国内研究产业发展问题的一面旗帜。


1984年正在读硕士研究生的张维迎,参加了在中国改革早期具有不凡意义的莫干山会议。随后,张维迎经过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实践磨砺和牛津大学的专业训练,以企业理论和信息理论见长,现已成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著名的管理经济学家。


出生并成长于陕南秦巴山区、被称为“陕南才子”的邹东涛,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物理系,80年代中期二进西北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多年来一直跟踪改革研究,善于敏锐捕捉并以散文笔调阐述前沿思想理论问题,以“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的警句而闻名。他进京最晚,但却是中央国家机关首例“考官”进京者,被誉为“进京三杰”之一。


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并任市场研究所所长的张军扩,是西北大学78级经济系的高材生之一,从80年代中期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近年来主持的“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再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奖。


本是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朱玲女士,出于对《资本论》的热爱和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顺利考取了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她,已成为国内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特别是贫困问题成绩显著的女经济学家。


江小涓是目前陕西财经学院毕业生中最有影响的青年经济学家,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人气最旺的女性专家。她在产业经济学和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更值得称道的是,江小涓与刘世锦,是中国经济学界少有而又堪称楷模的双双从事产业经济研究又同样成绩卓著的夫妻经济学家。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培养的第一位经济学博士曹远征,在人们的视野中往往是“西北军团”的圈外人,实际上他是“西北军团”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他虽原籍河南西峡,西北却是他的第二故乡。1975年从西安外语学院毕业后赴青海工作,1981年取得武汉大学世界经济学硕士后,再返青海工作。1986年获取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国家体改委供职十余年,又转战中银集团任副总经理。


生长于陕西省大荔县、现为国家计委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马小河研究员,是在农村发展、粮食生产等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决策实践两个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学者。


在国务院研究室主持宏观司工作的李晓西,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就同与“玩”汽车为生的父亲“转战”于兰州、酒泉、敦煌以及四川成都等地,从小就受到西部文化的深厚熏陶。他先后在成都、敦煌、兰州等地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1991年从兰州大学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深造。待他获取博士学位一走上社会,就显示出其宏观经济和政策研究的强劲实力。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孙祁祥,以其在保险学方面的研究,在美国的影响大于国内。这位一口流利美式英语的女学者,198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系,1992年在北京大学获取经济学博士学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朱玲、江小涓一样,都堪称京城经济学“西北军团”中的“巾帼英雄”。


中共中央党校的周天勇,人们大多认为他是东北人。其实,他是地地道道的西北人。他生长于青藏高原的青海省民和县,就读于大连的东北财经大学。他经苏星老教授“伯乐相马”进京后,成为京城经济学界活跃人物,被称为中青年经济学界的一匹黑马。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袁刚明,从小在大西北饱经风霜。他生长于陕西武功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因受其父“右派”问题的牵连而随同发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过十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他一朝跃“农”门,进入吉林大学学习,再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深造,成为首都经济学界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后起之秀。


读罢本文,也许你已明了问题本身就是答案———穷则思变,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最容易成长的也许恰恰是经济学家。



改革年代里的

兄弟经济学家

——近看孙冶方与薛暮桥
新望


孙冶方与薛暮桥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中的"双子座",他们是兄弟俩.然而,两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有些非同寻常.一个先知先觉,受尽磨难;一个后知后觉,晚年求变.这兄弟二人所走过的道路,在老一代经济学家中颇具代表性.


经济学家的摇篮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孙冶方是他的笔名.无锡北郊的薛家是一户大家族,孙冶方1908年出生在玉祁镇,薛暮桥出生在稍南一点的礼社镇,比孙冶方大4岁.按辈分,两人是叔伯兄弟.江南出状元,出文人,在新中国,更是出了不少经济学家.除了这兄弟二人外,有马寅初,费孝通,于光远,顾准,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董辅扔,陆学艺,陈锡文,等等.还有长期领导党的经济工作,最早主张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的陈云同志,也是江南人.什么原因呢?吴敬琏在评价薛老时说过一句话: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体验.此话当真.譬如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薛暮桥的第一篇经济论文《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都是在对自己生活过的家乡做调查后写出的.根据《薛暮桥回忆录》和《孙冶方传》记载,两人当初都没有想过日后要成为经济学家.薛暮桥的父亲是乐善好施的乡间士绅,但就在薛暮桥15岁时,父亲因生意衰落债务缠身而悬梁自尽.只在江苏第三师范学校上了一年级的薛暮桥不得不辍学,经亲戚引荐到杭州一个火车站当了小工,之后成为一名铁路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四一二事变之后,已是沪杭甬铁路工会领导人的薛暮桥在杭州坐了三年牢.


孙冶方的父亲一辈子在无锡荣氏家族的企业里做职员.孙冶方上的无锡公益工商学校是无锡一所有名的专科中学,1925年中学还没毕业就被党组织派到前苏联中山大学留学.受党内宗派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孙冶方因为一个"江浙同乡会"的莫须有罪名被给予"最后警告处分",1930年9月他几乎是被遣送回国.正在落魄之际,两个追求真理的青年人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薛暮桥坐监狱时读了不少西方现代理论书籍,在陈翰笙博士指导下,他也很快掌握了做经济研究和调查的基本方法.而孙冶方则在《中国农村》杂志真正找到了理论家的感觉.他喜欢思辨,长于论战的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尽情发挥.据薛暮桥回忆:"由于冶方同志读马列主义着作最多,在我们所写出的几十篇论战文章中,他的文章理论水平最高,而且深入浅出,最有说服力."


求异存同


孙冶方认为,搞学术不应该求同存异,而应求异存同.按这个意见,薛与孙"同"的部分我们按下不表,专来比较二人有什么"异"的地方.两个人做学问,一个着眼于批判,而另一个更多的时候是着眼于建设.孙冶方曾经自比牛虻,他能及时发现现实世界的错谬之处.理论界中他第一个站出来不遗余力地批判苏联体制,第一个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系统的质疑.孙冶方以他的理论勇气和人格魅力,在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方面,所起作用巨大.老经济学家赵人伟说,对传统体制弊端的分析和解剖,孙冶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顾准.薛暮桥熟悉并领导实际经济工作,他做学问更着力于建设.1970年代末他就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鼓励长途贩运;1980年代,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回忆说,1980年代之后,在极力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阵营中,薛老的声音一经出现,就像是开出了一辆重型坦克.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中多采用抽象法,他是学马克思《资本论》出身的,运用抽象法得心应手.但有些经济现象实在无法抽象.张卓元批评孙冶方在说明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不仅抽象掉了产品的自然属性,也抽象掉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不同所有制和人们的经济利益差别.孙冶方认为社会主义价值与价格是一致的,他也是在论述中抽象掉了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统计过程,他认为这只是技术细节问题.薛暮桥很难理解这种抽象法.薛暮桥搞田野调查出身,他更加信奉归纳法,而且以他当过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经验,被孙冶方抽象掉的价值计算的技术细节正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许多巨大产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常常由几十,几百个企业来提供,甚至来自几个国家."这样的产品价值如何计算?而且,统计数据的真假又如何鉴定?


改革中见真情


兄弟俩晚年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1979午无锡会议,两人分别代表计委经济研究所和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自己的家乡共同主持了这次盛况空前的经济学界的解冻大会.这对兄弟以前曾有过两次亲密的合作,一次在1930年代合办《中国农村》杂志,两人既是编辑,又是写手.那是一次民主革命时期的合作;另一次是1950年代在国家统计局,一个局长,一个副局长.那次算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合作.而这次,历史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作为理论家,他们要为改革时代的到来吹响号角.1950年代,中宣部曾给薛和孙都布置过编写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两个人各有自己的体系和写作班子,甚至形成了某种相互竞争的态势.薛暮桥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孙冶方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除了学术观点的不同外,双方都非常尊重对方的劳动.据薛小和回忆,孙冶方去世的时候薛悲泣不已.薛老这种悲痛之状有过三次,另两次是周总理和邓小平去世.孙冶方去世前,由薛老,徐雪寒等55位着名经济学家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学基金会.薛老提议:孙冶方搞了这个基金会,以后我们其他人就再别搞了,我自己表态,以后绝不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奖.一位经济学家感慨地说:如今的经济学门派很多,有些会你出席了,他就不出席,也只有在纪念孙冶方的旗帜下,才能把这么多不同门派的经济学家聚到一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薛暮桥和孙冶方是不是经济学家?如果是的话,他们有没有完整的逻辑体系?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去,他们有没有独到的理论或发明?这是一个尺子的问题.'战争年代,两人当过共产党部队的高级教官,都讲授过《政治经济学》,说他们不想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假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薛暮桥就曾有过要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企图.但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转而总结经验,自我批判.为他博得广泛影响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他"退而求其次"的副产品.孙冶方也一样.他想写《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文革"中他在监狱里以腹稿的形式过了85遍.晚年动过手术之后,经济研究所又给他配备了强大的助手班子,抢写已有了7年腹稿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然而,直到去世,这部书始终没有写出来.什么原因呢?或许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想透,一些范畴还没有研究明白,或者自己也对一些观点乃至整个理论体系产生怀疑了.今天看,体系没建起来,这也并不是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


按现代经济学的标准来看,薛暮桥和孙冶方都谈不上什么理论创新.但他们的一些理论观点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他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不是纯经济学家,他们在理论上无法一以贯之.作为经济学者,他们甚至要在后半生改变自己最初的经济信仰.但他们是伟大的改革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巨变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他们参与其中了,这已经足够.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独有的幸运.他们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经济学家,他们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该说,他们都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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