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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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 敦煌学全球寻根:学术的中心永远在学者(访谈)

新史学1902  · 公众号  ·  · 2024-09-27 13:41

正文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公众号 【硬核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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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硬核读书会


敦煌莫高窟第17窟,即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图/数字藏经洞)


人们常常将荣新江跨越千山万水、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经历,放在中国学者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的背景下去看待。但荣新江并不太赞同,因为那样说既不能概括中国敦煌学的发展,也不能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各地敦煌学的现状。


✎作者 | 萧奉

✎编辑 | 苏炜


1907年5月,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来到敦煌,在莫高窟前搭起了帐篷,计划进入藏经洞。

斯坦因 先后四次进入中亚和中国西部探险考古,第一次是在1900年。出发前,他花了十年时间研究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对丝绸之路南道的历史地理已相当熟悉。到了新疆和田以后,斯坦因根据玄奘的记载找到了多个古代大庙的遗址,参考当地乡民捡到古物的位置,一挖一个准,盗走了大量文物。

第二次来华探险,斯坦因发现了米兰古城,揭走七件有翼天使壁画。这是典型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他对这些壁画出现在罗布泊沙漠深处感到不可思议和万分窃喜:“我总是感觉,自己像是身处在一些叙利亚或是其他罗马东方行省的别墅遗址里,而不是在中国境内的一处佛教寺庙中。”

紧接着,斯坦因来到敦煌莫高窟。守门人王道士在他的哄骗下,打开了藏经洞。“借着王道士摇曳不定的灯光,我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 斯坦因在莫高窟日以继夜忙了三个星期,带走五大马车二十九箱绘画和文书。

1908年,伯希和正在藏经洞挑选文物。

此后,法国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沙俄奥登堡探险队等学者和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宝藏开始了流落全球的命运。

1984年,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的青年学者荣新江,借着到荷兰莱顿大学交换的机会,开始满欧洲、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第二年的4月22日,他来到第一个目的地英国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斯坦因从中国运走的敦煌宝藏实物。

40年后,荣新江依然保留着当年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的宣传册,封面图就是公元10世纪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时期印制的文殊菩萨像。他将这些寻访经历写在了《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里。这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语)的见证,也是一个青年学者如何成为世界知名的敦煌学家、历史学家的生动记录。


《满世界寻找敦煌》
荣新江 著
中华书局,2024-5



荣新江动心起念追寻敦煌的原由,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1976年他读过的一本讲述敦煌藏经洞故事的册子。那年他16岁,此前的“文革”期间几乎没有怎么上过学,也没有多少书可以读。更直接的原因,是荣新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后,选修了王永兴与张广达两位先生开设的“敦煌文书研究”课程。

王永兴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他与张广达先生倡导组建了一个松散的“敦煌研究小组”,经常参加者有季羡林、周一良、宿白、周祖谟等语言、历史、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敦煌研究小组提供了一个专属的研究室,将北大当年购入的英国、法国所藏敦煌卷子的缩微胶卷,以及北大馆藏的五百多本敦煌学书籍,都存放在这个房间里。荣新江作为学习委员,掌管着这个房间的钥匙,每次有老师要过来看敦煌卷子,他便负责把胶卷摇到对应的位置,因而对敦煌卷子日渐熟悉。

大学期间,荣新江与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课间留影(右起: 张广达、王永兴、荣新江、张建国、卢向前)。 (图/受访者提供)

“敦煌文书研究”的结课作业是解读一件敦煌文书。荣新江接到的任务是P.3016号文书(P字头为伯希和从敦煌运走的卷子),涉及到于阗国的年号研究。导师张广达先生将他拍摄的海外论文都借给荣新江看,帮助荣新江完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这是荣新江正式进入敦煌学的开始。这篇论文后来被翻译成法文发表,为荣新江后来在欧洲各国行走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据荣新江回忆,他在赴荷兰前向周一良先生报告,周一良告诉他:“你要是把芬兰的东西(胶卷、照片)弄回来,也就不虚此行了。”到了欧洲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却拒绝了荣新江的申请,理由是馆藏的吐鲁番写卷很脆弱,保存状况不佳。这是当时唯一拒绝荣新江的图书馆,至今他也没有去芬兰看过实物。芬兰的吐鲁番写卷是马达汉(Gustaf Emil Mannerheim,1867—1951)20世纪初来华探险时获得的。值得说道的是,他比斯坦因更早来到敦煌,差点就去了莫高窟。

人们常常将荣新江跨越千山万水、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经历,放在中国学者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的背景下去看待。在接受新周刊记者专访时,荣新江认为这种说法既不能概括中国敦煌学的发展,也不能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各地敦煌学的现状。“中心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荣新江认为学术的中心永远在学者,而不在某一个国家或单位。

“我们学者做研究,研究到一定地步,就是中心。”比如陈寅恪,比如季羡林,比如荣新江。

荣新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2021年7月22日,荣新江当选为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通讯院士。 他是继陈寅恪、夏鼐后,第三位当选的中国学者。

重新认识敦煌与丝绸之路


《新周刊》 :斯坦因、伯希和来新疆的时候,有的寺庙遗址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找到的。时隔十几个世纪,这本书为什么还能够按图索骥?

荣新江 :我们现在都会找名胜古迹去旅游,玄奘也一样。他是僧人,到了一个地方就会找当地的大寺庙去朝圣。他在书里明确地记录了那些寺庙距离王城多少里。

沙漠城市跟中原不一样。中原地区的城址经常搬迁,唐代幽州、元大都、金中都的中心都在今天北京的范围里头,但并不在同一个位置。遇到改朝换代和战乱,中原城市常常有易地重建的情况。而在沙漠,你就没办法随便选点建城,每个居住点都得靠着河流和绿洲。所以,丝绸之路上那些大城市大部分都没有换过位置,一直在那。比如昭怙厘大寺(又名雀离大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说“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考古学家根据这个坐标就找到了遗址。

斯坦因把约特干定为于阗都城,他把唐里换算成英里,按玄奘说的方向走,到那个地方就跟当地老乡打探,他们在附近有没有挖出过什么古物。老乡一指,斯坦因一探,果然就有一个大庙,一挖一个准。所以,斯坦因真是老谋深算。

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刚刚拿出来的经卷。

《新周刊》 :玄奘取经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他到过敦煌吗?

荣新江 :玄奘出去的时候是贞观元年,当时唐太宗还没平定中原,封闭了西域边关,免得有人偷渡出去,把突厥人引过来。所以玄奘只能偷渡出去。有一个粟特商人石槃陀带他出去,他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知道怎么走。石槃陀就是孙悟空的原型。

当时玄奘没经过敦煌,是从敦煌东边往北走,有一个第五烽,又叫第五道,正好守卫的士兵信佛,就放他过去了。取经归来的时候,玄奘为了报答帮助过他的结拜兄弟高昌王麹文泰,决定不走海路,还是循陆路回来了。

贞观十六年(642),玄奘回到了于阗,才知道唐太宗已经把高昌国灭了,麹文泰两年前就死了。太宗得知玄奘回来后,快马加鞭派人去接他,从长安到敦煌、流沙(即鄯善)、且末、罗布泊、于阗,接到玄奘后,再一站接一站送到长安。因此,玄奘是马不停蹄,没办法在敦煌待多久。因为太宗打完高昌,下一步就要打焉耆、龟兹,接着往中亚进军,而玄奘是当时最了解中亚的人。

榆林窟第3窟《玄奘取经图》(西夏)。

《新周刊》 :元代时马可·波罗来中国,丝绸之路已经有一些衰落了。他是怎么走的?

荣新江 :很多人说陆上丝绸之路在宋代以后就衰落了,这是一种错误观念。有的学者站在宋朝这边看,认为汉人跟西域国家没有联系了。

实际上,当时西北和西域有西夏、敦煌归义军、于阗、甘州回鹘、西州回鹘等王国和政权,这些绿洲王国都要做生意的,所以他们一直都在维护丝绸之路。就算是宋朝时期,丝绸之路也没有断掉,因为皇帝大印必须要用于阗玉,皇妃、皇后身上的玉佩也必须是于阗玉,这是有礼制规定的。在敦煌归义军时期,每年都有好几拨于阗使者到敦煌,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宋人和西夏打仗时,这段路可能会断掉,但大家可以绕路青唐羌,这里依然是通的。

马可·波罗是商人,他原本打算从波斯湾坐船过来,到了那儿后发现阿拉伯船只是用棕榈树麻丝做的,觉得不牢靠,于是决定走陆路:从伊朗克尔曼越过伊朗沙漠,穿越中亚,翻过帕米尔高原到了和田,然后走丝绸之路南道到敦煌,再到武威,往北到上都,最后抵达大都。离开中国时,马可·波罗走的是海路,从泉州上船。

《新周刊》 :你曾通过对一件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发现唐代西州天山县的社会面貌。敦 煌藏经洞发现120多年后,我们对敦煌这个地方也有很多新的认识吧。

荣新江 :天山县那个案例发生在唐宝应元年(762),一个粟特人的小孩在汉人张游鹤的店铺门前坐着玩耍,被突厥人康失芬的车碾伤了。双方要打官司,那就要用到唐朝的法律。因为事发在张游鹤的店铺门前,又牵涉到张氏家族,他们是一个道教集团,跟佛教的关系也很密切。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张游鹤的店铺位于城南门口交通要道的位置,也就是丝绸之路的要道边上。唐代怎么开店,店里怎么用钱,粟特商人跟汉人怎么交易,这些完全可以写成一个非虚构作品。在敦煌文献里,类似例子就更多、更细了。从敦煌归义军的一个酒账,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八月十五、正月十五怎么过。

郝春文写过一本书叫《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把敦煌僧人从小孩一步步变成僧人的过程写清楚了,他们怎么受戒,参加什么佛事活动,为什么可以住在家里,如何娶妻生子,平时怎么喝酒吃肉,怎么交税、服劳役,整个都写出来了。那个情况就和现在日本差不多,敦煌僧尼人口占比太大了,他们也得交税。

不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的写法还是按章节来叙述,然后用史料来证明。其实可以放开来写,比如某天几个和尚凑在一起聊天,咱今天喝什么、吃什么,再结合高启安写的敦煌饮食,敦煌的各种美食美酒都有什么讲究。这么写可能更好玩,历史就活过来了。

有一本书讲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巴士底狱旁边有个咖啡馆,咖啡馆里面每天都有谁,里里外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很想写一本叙述性的书:某一天白居易推出房门,走到街上,可能遇到一个马队,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希望将来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来写这样的书。

1985年,荣新江在剑桥牛顿塑像前留影。(图/受访者提供)

满世界寻找敦煌,直到成为中心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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