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是两周以前，针对携程亲子园事件，为Momself写的一篇文章。没想到只隔了两周，又要打开来重新推送一遍。
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在发抖。根据目前知道的信息来看，红黄蓝事件的严重程度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光溜溜」的「医生叔叔，医生爷爷」都是谁，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只能瞎猜。我几乎要猜测这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背后有一条带血的利益链条。
也许我猜错了，但创伤的症状之一，就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相信。
这篇文章会为你详细介绍创伤的影响和治疗。在这篇文章里，我说，虐童事件是针对全社会的创伤。而创伤也是有级别的，分为I型创伤和II型创伤。如果说携程亲子园事件只是I型创伤的话，红黄蓝这件事绝对够得上II型的标准，长期的，有组织的，对幼儿的群体性侵。光是想到这几个词，就让我的头皮发麻。II型创伤的严重程度会是完全不同的数量级。
我无法想象它会带来的影响。
但我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真相，我似乎也没有权利要求知道真相。我只能告诉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心理伤害。这篇文章是两周前写的，现在读到它的时候，请自动把它乘以10。
当然了，我们也有可能什么都不做，就把这事「忘」了。我在文章最后说，尊重，讲述，透明，是心理学上治疗创伤的方法。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事情不要讲，自然遗忘不是很好吗。——对一般的事情可能是这样。但创伤不是。
作为创伤治疗的研究者，我负责地说一句：经历过创伤的人，在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并且能原原本本讲出来之前，他们不会遗忘。
携程亲子园事件，被虐待的孩子里，有人接受了医生诊断。诊断书上，医生说得很克制：「近一周遭受创伤事件后，情绪及行为改变」，诊断为「应激障碍」。
应激障碍是什么？
简单说，就是遭遇重大冲击之后，整个人的反应都变得不正常了。
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现在这个阶段，叫做急性应激障碍 （ASD,Acute Stress Disorder）。处理得当的话，一个月之内就会好转。一个月好转不了的，有可能会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也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那些经历了越战的老兵，很多就得了这个病。
——没错，越战。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创伤还会栩栩如生。
那么，会有哪些「情绪及行为改变」呢？
应激障碍的核心症状有三组。
第一组叫作创伤性再体验症状 ，意思是说，经历过伤害的人，在他的思维、记忆或梦中会反复、不自主地涌现与创伤有关的细节，出现严重的触景生情反应，甚至在毫无防备的时候，会身临其境，误以为创伤事件再次发生。
第二组叫做回避和麻木类症状 ，意思是说，经历过伤害的人，会持续性地，极力逃避与创伤有关的任何事件或场景，拒绝参与一些实际上没有危险的活动，有人甚至会出现选择性的遗忘，无法想起与创伤有关的事件细节。
第三组叫做高唤起症状 。意思是说这个人会过度警觉、常常会有强烈的惊跳反射，注意不集中、容易有攻击冲动，还有弥漫的焦虑情绪。
这些是成人身上的情况。如果创伤发生在孩子身上，因为有些症状他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也没有那么完善的理智加工去理解，所以还会表现得更严重一些，比如：哭泣，吸吮手指，二便失禁，害怕独处或陌生人，急躁，易怒，呆滞等。
但这些都是书本上的说法。
作为一个本科论文就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我来告诉大家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就是人的「信任」系统，经过这种事情之后，彻底失灵了。 举个小例子，你出门散个步，是没问题的吧？因为我们都「相信」马路上是安全的，所以随时想走就能走。但是一个遭遇过马路杀手的人，从事故中活下来，他可能身体机能康复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再「相信」路上是安全的了。
他走在马路上，听到喇叭声就吓得尿裤子，这叫创伤性再体验。
他再也不敢出门了。这叫回避和麻木。
他一看到开车的人就握紧拳头，这叫高唤起。
看到这些症状，有没有想到什么？
没错。这件事的受害者，已经不只是几个孩子了。
整个社会都染上了这些「症状」。
想揍人，想骂街，想反社会。
而有孩子的家长，从此将会草木皆兵，不得安宁。公司里著名的不焦虑妈妈，妍姐，发了一条朋友圈：「今晚，有多少父母在认真盘问自己上幼儿园的孩子......」她回到家就拉住女儿养乐多，一串连珠炮一样的问题：
老师有没有喂你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啊，比如一些辣辣的东西？ 养乐多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妍姐，嘴里不停地蹦出「没有」。
万幸！一切都好！
妍姐刚想放女儿去看电视，忽然又想到：「你有没有被别的小朋友打过？」
养乐多眨巴着眼睛，说被一个小男孩打过头。
妍姐一听就急了：「怎么打的！老师都不管？你怎么之前不说啊！」
「就是做游戏的时候打了一下，老师让他和我说过对不起了。」
……
妍姐这样已经算是好的了。很多家长问完了，没问出什么来，刚松了一口气，转念又会想：「孩子说的，就是全部的事实吗？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我没有问到？有一些事他看到了也许不敢说？或者他根本不知道那是过分的？」
更惨的是那些问出了「有什么」的家长。
孩子说了：老师有时候会凶，会吵；或者，脾气比较急；别的小朋友不听话老师还罚过站。还有，给你换衣服或者擦屁股的时候疼不疼？不疼。真的不疼？有时候弄急了有点疼。疼？疼。真疼？也不是很疼……到底疼不疼？！
哇靠，这下纠结了。这该怎么办？要不要找园长投诉啊？要不要跟其他家长商量一下，联名反映情况？或者干脆！把监控录像调出来看看？
我还有一个朋友，是真事儿，问他们家孩子。孩子说：「老师打过我，下手可重了！」孩子奶奶当时就崩溃了，嚷着要找老师当面对质，血债血偿。爸爸说你先别急，问孩子具体情况，发现很多细节对不上。再问下去，孩子笑了：「没打没打，跟你们闹着玩呢！」朋友都快哭出来了，这事儿你干嘛闹着玩啊！孩子说我不喜欢幼儿园，我想在家。朋友刚松口气，奶奶又问：是不是因为老师打你，你才想在家？朋友赶紧说，您就别启发他了，没事都说成有事了。
有人说，这也没什么不好。家长就应该多防着点儿老师，总比疏忽大意的好！
但这不是典型的「过度警觉反应」吗？
防着老师？很多老师也是受害者好吗。
想一想那些兢兢业业的，无辜的幼儿园老师，因为这种事件，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吧。他们赚钱不多，工作量巨大，辛辛苦苦干下来，一锅好汤就被老鼠屎给坏掉了。明里的委屈不说，暗地里谁知道他们会受到多少猜疑？有的家长已经在群里开炮了，或者背后搞串联。老师能怎么办？就算家长都明理，什么都不说，老师自己也压力山大啊。今后孩子在幼儿园，因为自己的原因磕一下碰一下，肿了一块，在老师这里都会变成「有理说不清」，要怎么才能自证清白？
想一想这舆论环境，这工作压力……
岂不是快跟中国的医生一样惨了？
都说幼儿园是一个有爱的地方。老师是要用爱心跟每个孩子工作的。问题是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爱的基础。如果社会已经失去了「信任」的能力，大家彼此猜疑，过度防范，幼儿园还会是有爱的地方吗？
还好，幼儿园不会被取消。
但携程办的还不是幼儿园，是托儿所。就有人提出：一个互联网公司，好好赚钱不就完了嘛。瞎搞什么员工福利，办托儿所，太不靠谱了！
比如中国经济网就有一篇社评说：
而通过携程「好心办坏事」这件事看，下一步，包括携程在内的电商企业，乃至所有的企业，都该思考下幼儿园如何监管、是否有必要再开设的问题。 意思就是：企业你们可长点心吧，别搞了！
其实，用不着他们说。稍微有点脑子的企业，以后再想给自己的员工搞这样的福利，可能都要掂量掂量，还要不要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了。
但这不就是典型的「回避症状」 吗？
要知道，托儿所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太少了。3岁以前的孩子，没有什么地方可收。上面说一声不搞了，倒是容易。苦的是年轻的爹妈啊。
回避症状跟回避症状，危害程度不一样。有的回避，害处不大。前面说了，一个经历车祸的人，好了以后不敢出门。这事就算很严重了，但他还可以想办法活着，他可以叫外卖，收快递。可是托儿所这事，你要真不搞了……
想一想吧。以后生了孩子，3岁之前（如果孩子生在9月，对不起，是3岁11个月之前），要么父母一方不上班，要么，就只能靠老人了。
（雇保姆？你忘了杭州绿城的纵火案吗……）
最彻底的回避症状是什么呢？很多人都下定决心——
以后不要生孩子了。生不起了。
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这些，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残酷现实。
有Momself的读者在后台留言，说「整个人都不好了」：
心里太难受了。努力想找到一个「原因」，比如托儿所收费低，比如托儿所不正规，比如……但是我想起李老师的一篇推送，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受害者 的时候，才会忍不住去找受害者身上的原因，来证明这件事是可控的……当大环境已经都是这样，我们还能做什么？或者我们做父母的，到底要怎么去想去看这件事，才会稍微安心一点点？ 所以说，身体上的伤痛，好起来还算容易。留在心理上的痛苦，疗愈起来才是最难的。如果你不理解治疗一个儿童的创伤意味着什么，就想一想我上面说的这些。经历过这件事，社会要花多少代价，才能重建「信任」呢？
那不是装几个摄像头就能解决的问题。
装摄像头，是一种暂时性的缓解紧张的方法。或者，按照一些网友主张的，严刑峻法，除恶务尽，逮到一个枪毙一个！这些保护措施虽然有用，但在创伤治疗里，叫「安全行为」 （safety behavior），字面上来看是个好词儿，但恰恰是一种病理化的机制。它能带来短暂的安宁，长期却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在各种意义上，都会加剧不安全的感受。它树立了家长和老师的对立意识，而不是合作。
比如说，我也想随时随地都要通过摄像头，查看孩子的情况。好，我是放心了，但再一想，那也只是在教室啊。万一有老师不敢在摄像头下面动手，憋着一肚子的邪火，在洗手间里虐待孩子怎么办？孩子尿尿也监控起来吗？
或者，我们把老师盯得死一点。每天全方位无死角地检查孩子，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哪里摔着碰着？今天老师的态度好不好，有没有吓唬你？有没有哪一句话说得太大声了？给你换衣服的时候粗不粗暴？……要是有什么情况，你千万要跟爸妈说，不要藏在心里。不要怕！爸妈绝不能让任何老师欺负你。
那就没有人敢当老师了。太他妈悬了。
为什么安全行为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因为它无助于真正修复「信任」。它让人时刻戒惧着。生活是危险的，你必须保持紧绷，不能放松，不能信任任何人，否则你就不安全。所以这些措施，本质是强化了危机感。有些专家想当然地说，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啊，要限制资质啊！上头给我们安排了老师，我们才放心！但加强监管的前提是什么，不还是信任吗？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失信了呢？那还得派人监管一下有关部门呢，是不是？——这说来可就话长了。
好，不说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写文章吧。
很可惜，写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怎么应对社会这一层的应激障碍。
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不清楚事实真相，不敢想象这种罪恶还有多少，更无力去改变什么的人，我在这里空发议论。我很焦躁，也很无力。
我只能作为一个（曾经的）创伤治疗研究者，说说对孩子个人的疗愈。
创伤治疗的基础，当然，先要把那几个王八蛋关起来。托儿所也停业整改。这可以传递出一个起码的信号：危险解除了，你现在已经安全了。
但这只是一个基础，还不够。
暂时的安全之后，还要修复长期的「安全感」。
安全和「安全感」，不完全是一回事。孩子待在家里，是安全的。但是总会有一天，他要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也许去一个新的幼儿园，认识新的老师，离开爸爸妈妈。他会不会觉得很危险？他能不能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他会逃吗？他相信跟新的老师在一起，是安全的吗？——那是「安全感」。
心理学发展了一些方法，帮助人们修复这种感觉。最著名的，有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 （EMDR），有聚焦创伤的认知行为疗法 （TF-CBT），还有很多奇妙的方法，像是催眠治疗，叙事治疗，还有用绘画、戏剧和游戏的方法来疗愈的。但它们最核心的元素是一致的，在于两个词：尊重，与整合。
尊重是把对方当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被摆布的人」。 永远不要替孩子做决定，不要瞒着他什么，不要为尊者讳，也不要淡化他经历的每一分痛苦。他有权利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而你不管你有多么相信你在为他好，请把决定的权利交给他自己。否则，请想一想这个讽刺的画面，你蒙住孩子的眼睛的同时，温柔款款地告诉他：「你安全了。」那只会加重他如临深渊的恐惧。
整合也不是为了遗忘。 有人说：「忘了过去，重新开始」——好像说忘就能忘得了似的。有过创伤的人，尽管有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失忆的症状，但他们遗忘的能力是有问题的。不妨说，他们头脑中有大量碎片化的记忆，就像散落一地的海洋球，随时随地都在眼前乱滚。要做的事不是把它们扫开，假装脚下有一小片洁净的空间。恰恰是要面对这一屋子的狼藉，把它们一个个捡拾起来，擦洗干净，分门别类地放进记忆的匣子里——就像我们记住生活中其它的美好和不美好一样。
这会花费很长时间。疗愈的过程，会伴随着大量的信息加工。讲述，讲述，讲述。 讲述是绝对必要的。反复的讲述，整合性的讲述，每一遍都比之前更清晰一点：先是发生了什么？然后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然后经历了什么？你怎么做的？别人又做了什么？你认为它发生的原因有哪些？谁该为此接受惩罚？谁来负责改进？后来又有谁做了什么？为什么可以不用再担心它再发生？——这些有组织，有概念的信息框架，是整合创伤记忆的关键。
围绕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每一个环节，哪怕是最龌龊的，罪恶的部分，都没有什么是不能被讲述的。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透明是至关重要的。
进度有时很快，也有时候会很慢。大部分的时候都很慢，曲曲折折。这时候需要跟随当事人自己的节奏。加工创伤记忆的过程，可能会在短期内让人感觉到更加痛苦。需要接受这一段时间的混乱。需要等待，需要耐心。
这样做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也不是用往事伤害自己。相反，是为了从记忆的深渊中穿梭回现实，找到面对此刻的力量。因为一切创伤的疗愈，都必须立足现实，在并不那么安全，也不可控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前行的勇气。
1942年，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跟家人一起被纳粹逮捕，关押在集中营，他的父亲死了，他的母亲死了，他的兄弟也死了。而他魂牵梦萦的新婚妻子，就在纳粹投降前去世了。1945年，只有他一个人活着走出来。
在被囚禁之前，他提出过「意义治疗」的理论，认为人可以从一切生命体验中汲取意义，升华意义，即便是痛苦的经验，中间也可以有力量和勇气，帮助人更坚强地面对生活。——就在这时，命运给了他这样残酷的考验。
今天，你还可以看到他的书，看到他是如何走过这一切。在低谷中时，这种伟人的存在，是给人希望的光。最后的结果是，他承受住了这种无法想象的考验，从集中营里的痛苦，失去至亲的哀伤中活下去，一直到1997年去世。他是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他把苦难磨砺成了一颗照亮所有人的珍珠。一个智慧，有趣，而且活泼的老头儿，67 岁的时候，还考取了飞行员的驾驶执照。
我想讲的，能讲的，就是这么多。
尊重。讲述。整合。透明。勇气。不遗忘。
这是对个人的心理治疗原则。
而这个被重重创伤了一次的社会，是否能完成同样的疗愈？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李松蔚, 徐凯文& 钱铭怡(2010). 高低PTSD症状个体的定向遗忘效应. 心理科学 , 33(4), 952-954.
维克多·弗兰克. (1998). 活出意义来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朱迪思·赫尔曼. (2015). 创伤与复原 .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T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Ehlers, A., & Clark, DM. (2000). A cognitive model of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 38, 319-345.
Krans, J., Naring, G., Becker, ES.,& Holmes, EA. (2009). Intrusive Trauma Memory: A Review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 23, 1076–1088.
Shapiro, F. (1995). 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Basic principles, protocols, and procedure s. New York: Guil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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