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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一家船厂正在造一艘大船。

有个工人挑选了一块木板，大小正合适，但他仔细一看，木板上有个虫蛀的窟窿，不能用。船主看见了，却说：“这个小窟窿碍不了大事。”他让工人把那块木板钉到船上去了。

大船造好了，在海上航行了几年，没出什么事故。可是后来，蛀虫越来越多，船舷和船舱的木板上都出现了许多小窟窿。

有一次，船上装满了贵重的货物，刚离开港口，海上就起了大风。船在狂风大浪里颠簸，虫蛀的木板被浪头打穿了，海水直往船舱里灌。船主让船工们赶快排水。可是不管用了，海水越灌越多，船渐渐往下沉，一个巨浪打来，大船沉没了……

小学课本里《小虫和大船》的寓言告诉我们：小小的蛀虫，竟毁了一艘大船。

祸患常积于忽微。比《小虫和大船》还惨烈的事情也在现实社会发生了，它就是两年前发生在太平洋海域的、震惊中外的“鲁荣渔2682”惨案。

2010年12月，“鲁荣渔2682”号渔船搭载33名船员远赴东南太平洋“淘金”。然而，再次回港时，大部分家属却没有等到亲人们归来，船上22名船员或者丧命或者失踪。凶手是另外11名船员。在远隔重洋的秘鲁海域和随后的回国途中，部分船员在刘贵夺的带领下，控制船长，劫持船只。行动期间杀了人，其后在人人自危的不信任氛围里，又发生了杀人和内讧事件，最终酿成一起生还者人人手上都沾了鲜血的惨案。其中杀人最多的船员刘贵夺背负人命多达20条。

2013年7月19日，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终于将这起惊天血案的真相公之于众。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是什么原因，让这11名船员对22名同仁举起屠刀？

是“鲁荣渔2682”“黑老大”刘贵夺的凶残暴戾、杀人不眨眼？

是船长李承权的疏忽渎职、为求保命见风使舵？

是渔船公司唯利是图、钻法律空子、欺骗船员？

带着种种疑问，本刊记者前往山东省威海市、辽宁省大连市等地进行了深入采访。 

石岛位于山东省威海市，胶东半岛东南端，濒临黄海，因“背山靠海，遍地皆石”而得名。它隶属全国百强县前列，是威海市唯一一个“经济单列区”。石岛拥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石岛渔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石岛港和北方最大的渔货集散地北方渔市，国内外客商来往频繁，素有“小香港”之称。

“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天南海北的外地人，他们过来不是造船就是打渔，我们整个石岛经济区的经济占了荣成市的半壁江山。”在石岛，有出租车司机自豪地向记者介绍，随着近海渔业资源逐渐枯竭，昔日的产业状况发生改变，远洋渔业开始兴起。远在东太平洋的秘鲁渔场，受秘鲁寒流的影响，此处盛产优质鱿鱼，大的通常能有逾百公斤，成为各国渔业公司的首选之地。

“鲁荣渔2682”的东家—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就在这渔港码头林立、渔船如织的石岛建有自己的码头。有资料显示，该公司是荣成市首家取得自营进出口权的民营企业，属“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鲁荣渔2682”号属大洋鱿钓船，船长36.98米、宽7米，排水量为233吨，主机功率为330千瓦。

2010年12月27日，33个人怀揣着各自的发财梦想，驾驶“鲁荣渔2682”号大洋鱿钓船，从山东威海石岛起航，前往秘鲁、智利海域进行钓鱿作业。

然而，正是这匆匆组合而来的“草台班子”，却为将来的血案埋下了伏笔。

“鲁荣渔2682”号最终出海的33人来自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安徽、贵州等地。其中多数船员由船长、大副、二副邀约，中介介绍上船。时年41岁的船长李承权找来了多年好友付义忠、王永波担任“鲁荣渔2682”号大副、二副，共同管理这艘远洋渔船。由于船长来自大连，所以渔船的管理层多从大连召集而来，二副王永波将亲戚吴国志、姜树涛、段志芳和崔勇介绍上船，同样来自大连的还有温斗、温密兄弟（他们分别是渔船的轮机长和二管轮），以及伙食长夏琦勇、1987年出生的王鹏等。“鲁荣渔2682”号上的刘贵夺、姜晓龙、黄金波等人，则是通过大连一家中介公司介绍上船，一同通过中介牵线上船的还有以内蒙古人包德格吉日胡为首的几个内蒙古人。因为管理层来自大连，刘贵夺和其黑龙江老乡来往密切，而包德格吉日胡的“内蒙帮”说起蒙古语时，其他人都听不懂，“大连帮”、“东北帮”、“内蒙帮”已然形成，这三股势力成为后来命案的某种势力基础。

除了“派系之争”的隐患，33名船员的成分也极为复杂：李承权的父亲称，船长李承权虽然有20年船员经验，但出国打渔还是第三次。刘贵夺是黑龙江龙江县人，这一年26岁，初中辍学后务农，此后外出打工，干过销售员、建筑工人，2000年左右干过船员，但仅有出海两天的经历。

更可笑的是，后来庭审中刘贵夺陈述，还有好多被杀船员家属反映，33人中，除了船长、大副等管理层属于职业海员出过海外，船上大部分船员均没有远洋出海经历，好多人出航前并没有船员证。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同样在“鲁荣渔2682”号上，1964年出生的辽宁黑山县人项立山，这次出海前竟被判过两次刑，其中因盗窃罪于1990年被辽宁省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2006年被减刑释放。

另外，含糊的劳务协议也为后来的杀戮埋下了伏笔：

这份由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和船员们签订的协议规定：“普通船员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进行鱿钓生产期间的保底收入为人民币45000元每年，其中包括年工资、奖金和社保，劳动合同期限为2年。”但怎么理解保底工资却各有说法，后面的附件显示，普通船员每个月的月工资为1000元。究竟怎样能拿到45000元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这种不确定的疑问和惶惑却在船员们内心暗自发酵，成为“鲁荣渔2682”后来进入秘鲁渔场后发生血案的导火索。

“鲁荣渔2682”号航行了两个月左右顺利抵达秘鲁海域，其间经历春节，很多船员通过海事电话与家人联系过。李承权的父亲说，春节期间，儿子打卫星电话回家报平安。王鹏母亲也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说船上的生活还比较适应，年夜饭有“八个菜，全是肉”。

然而，工作的艰苦程度却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刘贵夺的口供称，“（2011年）6月初，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是少的，还有连续工作两宿一白天不睡觉，我们都非常疲倦，累坏了。”

“鑫发公司”提供的生产产量记录也显示，2011年3月份开始鱿钓作业后，刘贵夺在当年3、4、5月的产量一直较高，分别为8284斤、5946斤和13586斤，均排在其他船员前列。

另有家属回忆，在庭审过程中，有船员称船长的粗暴管理激发了矛盾，“船上不许说话，不许抽烟，甚至殴打船员”，其中有两名船员因病不能干活，船长让公司停发了他们的工资。

高强度的工作和残酷的管理，让船员们心怀不满。在明白了收入的真相后，矛盾终于像火山一般迸发：

刘贵夺回忆，包德格吉日胡找到他商量了三四次，说“公司骗我们”，自己干活最多，但算下的收入“还不够买烟的钱”。“干了几个月之后，感觉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按船长的说法可能挣不到保底工资，就想劫持渔船回国和公司打官司。”

与刘贵夺同为黑龙江老乡的船员姜晓龙也说：“大概钓了2个月左右，船上船员开始讨论说，工作太累，工资没有保障，我们的工钱根本就不是公司给我们签合同说的那样保底45000元，公司合同都是骗人的。”

刘贵夺在庭审现场称，2011年5月，他联络了黄金波、刘成建、姜晓龙、丁玉民等人，包德格吉日胡也联络了双喜、戴福顺等人，他还欺骗大家说济南有朋友可以帮忙打赢官司，决定等渔船加满燃油后劫船回国。后来，“没有船长他也行”的懂得开船的王鹏也加入了，14人的劫船团伙形成了。

机会很快来临。

2011年6月17日“鲁荣渔2682”按计划在智利海域给渔船补充燃油。

当晚23时，刘贵夺等人开始了“行动”，刘贵夺先指使黄金波、王鹏破坏船上的通讯设备，又安排姜晓龙、刘成建等人把守舵楼门口、舷梯等位置，后伙同包德格吉日胡、双喜等人持宰杀鱿鱼的生产用刀、铁棍闯入舵楼船长室，采取用棍击打、持刀捅刺、绳索捆绑等手段将李承权控制，胁迫李承权利用卫星导航设定回国返航航线，由王鹏掌舵开船，起锚返航。

李承权的口供称，当晚他正在房间睡觉，刘贵夺把他从床上拽起来，让他起锚回国，他不同意，刘贵夺就拿刀朝他的左大腿捅了一刀。他问刘贵夺准备干什么，“刘贵夺说自己等人被骗了，和当初签合同讲的不一样，他们在海上干活太累了，他们要回国找公司讨个说法，要马上起锚回国，不然的话，他就炸船，把船上的人杀了。”

作为大副和厨师的夏琦勇怎么也没想到，他竟成了船上第一个被杀者。他的死，让劫船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条冤魂牵出了22条冤魂。

姜晓龙供述，当时，他听见刘贵夺喊“起锚”，知道他们已经动手了。这时，夏琦勇要往舵楼上冲，可能要去救李承权。姜晓龙怕局面控制不住，就在楼梯处捅了夏琦勇后背两刀，两人在抢刀过程中，刘成建拿铁管往夏琦勇腿上打，夏琦勇松手后，他拿刀继续朝其胸口捅。起完锚后，他见夏琦勇脸色发白，眼睛睁着不动，感觉已经死了，就和双喜、刘成建把夏琦勇扔到海里了。

姜晓龙出手可真够狠的，“姜晓龙持刀捅夏琦勇的胸部，把刀都捅弯了。”刘贵夺供述。“说实话那时我就蒙了，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姜晓龙供述道。

船长室中，刘贵夺让李承权返航回国被拒，随后刘贵夺拿刀朝其大腿捅，其他人拿刀捅、拿铁棍将其打昏。李承权醒来后，刘贵夺又以炸船、杀人相威胁，李承权被迫在卫星导航上设定了回国航线。之后，李承权被捆绑控制在船长室，24小时被人看守。

李承权回忆，因为他的伤口大量出血，温斗用针和岳朋的头发，把他的伤口缝住了。

“冲动，无知，匪夷所思！”一被杀船员家属的代理律师—辽宁金健民律师事务所的张文普律师慨叹这帮凶徒对法律的无知：“刘贵夺仅仅劫持船只罪就够被判无期徒刑，又组织杀了人，竟然依然梦想回国打劳务官司！其他船员竟然还如影随形跟他一起。”

但和很多杀人者的想法一样，这帮人自有他们的逻辑：杀一个也是死，杀一百个也是死。既然手上沾血了，其他人的生命也像这茫无边际的太平洋一样，变得不可捉摸。自此，“鲁荣渔2682”号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在伙食长夏琦勇被抛尸西太平洋后，刘贵夺让人把杀鱿鱼的刀和救生衣收拾起来了。包德格吉日胡等人将冷藏室的3条桌腿卸下来做刀。此后的一个月，渔船上似乎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之后，刘贵夺安排关掉船上的通讯设备和卫星导航，后方公司显示，“鲁荣渔2682”号在茫茫大海中“消失”了。

据李承权称，被劫持后，自己也想利用设定航线的机会伺机求救报信，但狡猾的刘贵夺和包德格吉日胡牢牢监控船上的避风仪和世界地图，且他们9人4人一班轮流持刀走岗监控他和二副，他只好在偷偷求救几次后把航线定为回国的方向。中间好不容易取得了一次与外界的通话，但他只好违心说“船上一切安全”。

劫船月余，杀机又现。

刘贵夺说，他发现二副王永波、岳朋、刘刚、吴国志、单国喜、温斗，一直秘密说话，都被他的 “派系”发现了。薄福军也向其告密，称岳朋和单国喜煽动薄福军造反。

于是，他找到包德格吉日胡，两大帮派的“帮主”开始密谋，包德格吉日胡称“杀了就没人敢造反了”，刘贵夺城府更深，要先捅伤再向家里要钱，如果反抗就杀掉。之后，刘贵夺又找到刘成建、黄金波、姜晓龙等人商量了两次，这些人对“东北帮主”言听计从，他们列出的死亡名单有六人：温斗、温密、王永波、岳朋、刘刚、姜树涛。

法院的判决书上列出了他们这次组织缜密的杀戮行动：7月20日左右某晚，刘贵夺在舵楼指挥并播放音乐掩护作案，王鹏、梅林盛在驾驶室持刀看管船长李承权和大副付义忠，黄金波先把温斗骗出机舱四人间的舵楼，并与双喜、戴福顺持刀看管王延龙，姜晓龙、刘成建向在四人间睡觉的温密腹部等处捅刺数刀，后双喜、戴福顺将温密抛至海中。当温斗从舵楼出来下船舷时，包德格吉日胡、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持刀朝其乱捅，后被四人推下大海。之后，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冯兴艳等人到二层十二人间门口，刘成建先将岳朋叫出，包德格吉日胡、刘成建、冯兴艳持刀朝岳朋乱捅，岳朋被迫跳海。刘成建又将刘刚叫出，黄金波、冯兴艳将刘刚捅倒在地，姜晓龙捂住刘刚的嘴不让其喊叫，后刘刚被抛至海中。随后，几人又将王永波、姜树涛杀害抛海。其间，马玉超失踪。

次日凌晨，杀戮继续。

刘贵夺、黄金波、王鹏将陈国军叫至渔船前甲板，向其索要银行卡未果后，刘贵夺直接将陈国军推入海中。当日下午，刘贵夺指使人将薄福军叫至甲板，同样索要银行卡未果，王鹏、梅林盛持刀捅刺薄福军致其倒地，刘贵夺用脚将薄福军踹入海中。后吴国志也是如此，被捅刺后，被逼跳入海中。

这场杀戮，杀人手段之残忍、组织之缜密、场面之血腥，比之日本电影《大逃杀》有过之而无不及：凶手们都杀红眼了，庭审中根本记不清自己捅了多少刀，王永波肠子都被捅出来了，歹徒们还继续捅。“说实话杀温密、温斗之前，我们这些人都是喝了点酒壮胆，杀温斗之后，我酒劲就过了，有些害怕。”姜晓龙称。甚至在陈国军、薄福军、吴国志跳海后，刘贵夺还确认他们都没穿救生衣、目测海面上没有其他船只时，才肯定他们都活不了。为让大家都难逃干系，据行凶者王鹏供述，杀人前，刘贵夺对他和姜晓龙、梅林盛、冯兴艳说：“一会儿动薄福军，王鹏和梅林盛先上，你俩手上沾沾血。”

此次被杀害的9人中，多人属该船的管理层，与船长关系密切，大多来自大连，其中温斗、温密是兄弟，王永波和吴国志是亲戚，二副王永波与船长有数十年交情，船长称其为“哥”。

“纸终究包不住火。”沾血太多，凶徒们开始计划潜逃日本。

威海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7月23日至24日，刘贵夺为筹集偷渡、潜逃日本的经费，同时制造其团伙被劫假象以逃避司法机关侦查，逼迫剩余船员通过船上卫星电话，编造生病、受伤等理由，让各自家人向其提供的户名为韩俐的银行卡内打款。其中，单国喜、邱荣华的亲属信以为真，先后向该卡汇入一万元人民币。为此，刘贵夺的左膀右臂姜晓龙因为家里没钱还和刘贵夺吵了一架。与姜晓龙一样，很多船员因为家里穷，虽然打电话了，但都没有兑现。

对于潜逃日本，刘贵夺的意思是“死了这么多人，回国是不行了，不行就偷渡日本”。但他感觉到包德格吉日胡不服。这时，黄金波跟他说有个很严重的事要告诉他，刘贵夺问，是不是包德格吉日胡要干掉他，黄金波点了点头。

“一山难容二虎，必须先下手为强。”刘贵夺决定提前动手杀害包德格吉日胡、双喜、戴福顺、包宝成，并揪出其他同伙。他把所有活着的船员名字写在纸上，在这四个人下面做了标记，让姜晓龙告诉刘成建要注意这几个人。

刘贵夺还没开刀，事情又发生戏剧性逆转。船长李承权供述：看到自己的好友王永波被害，他因为害怕就提出要加入刘贵夺，刘贵夺说必须“沾血”才行，还说包德格吉日胡等人想造反，他怕不干会被杀害就同意了。随后，崔勇、段志芳也投靠了刘贵夺。

看船长李承权拿什么当他的“投名状”吧：

判决书记载了当时的“内讧”场景：24日晚，刘贵夺找借口先将戴福顺、双喜手中的自制尖刀收走，指挥姜晓龙、梅林盛暗中把守戴福顺、双喜所在的十二人间门口，以杀害崔勇为由，诱骗包德格吉日胡将刀交给李承权，后指使崔勇、李承权、王鹏、黄金波趁包德格吉日胡不备，持刀将其捅伤，迫其跳海。

包德格吉日胡跳海前，大喊同伙“都出来”，但没有一个人响应，就跳海了。

其间，戴福顺从十二人间跳海，双喜失踪。

之后，刘贵夺指使李承权、王鹏、崔勇将包宝成从机舱四人间宿舍叫出，迫其跳海。

这次杀戮，船长李承权的“投名状”果然不含糊，据他称，他先朝包德格吉日胡腹部捅了两刀，崔勇在后边捅了其后腰一刀，王鹏也去捅。“当时，刘成建、黄金波在我身后都拿刀看着我们。”并且，刘贵夺还指挥将单国喜从前铺叫出，王鹏持刀、李承权持鱼枪朝单国喜身上刺捅，单国喜被迫跳海。随后，邱荣华也被叫出，王鹏、黄金波、冯兴艳、崔勇持刀，李承权持鱼枪朝其乱捅，其被迫跳海。

包德格吉日胡一伙被清除后，为了防止新的危机，当天晚上，刘贵夺将所有的刀具收上来统一保管。

经过这次内讧洗牌，原本满载33人的“鲁荣渔2682”号仅剩16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内蒙帮”被清算后，刘贵夺原本不想杀人了。

岂料，7月25日凌晨，李承权起床上厕所，回到驾驶室发觉机器不正常，转速表的转速从980猛降到700左右，后发现机舱底部进水，但此时他已经找不到大管轮王延龙。“船长说船舱漏水是海底总阀开了，这个只有王延龙和温斗知道，那时候温斗已经没了，只有王延龙知道。”刘贵夺称。

判决书称，刘贵夺、李承权组织船员排水自救，付义忠、官学军、丁玉民、宋国春4人趁此机会身着救生衣，跳上载有救生物资的自制木筏准备逃走。但洋流又将他们送回到“鲁荣渔2682”号旁边，救生筏不仅没能救命，反而惹来杀身之祸。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刘贵夺、李承权指挥并伙同姜晓龙、刘成建朝木筏扔鱿钓用的铁坠，姜晓龙还跳上木筏持鱼枪朝丁玉民捅刺，付义忠、宫学军、丁玉民被迫弃筏跳海后失踪。

跳海的4人中，只有宋国春求救后被拉上渔船，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更为残忍的结果。

船长的意思是，项立山和段志芳没有动手杀人，遂提议二人处置宋国春。于是，二人在刘贵夺的胁迫下，将宋国春用绳索捆绑并系上五六个鱿钓铁坠投入了大海中。每个铁坠重达两公斤。

机舱进水后，李承权和公司在附近作业的船只取得联系，告知渔船方位，称“马上就要沉了”。随着求救信号的发出，船上的杀戮终于画上了句号。

至此，船上只剩下了11人。

7月25日5时10分，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接到求救报告，随即与交通部中国海上搜救中心通报，要求其与日本方面联系组织必要的救援，并致电黄渤海区渔政局所属“中国渔政118”船前往救援。

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日本派出飞机飞抵渔船上空，晚上，一艘货轮来到“鲁荣渔2682”号旁。7月29日，“中国渔政118”船接到指令，前往事发海域拖回“鲁荣渔2682”号。

在“渔政118”到达前的几天，剩下的11人开始设法掩盖这起血案。刘贵夺称，他与船长定下攻守同盟，主要是船长编的，把船上发生的事都推到包德格吉日胡等人身上，而将自己说成是受害人。李承权的说法则是，当晚刘贵夺召集11人开会，共同商议一个统一的说法，刘贵夺编了一个说法后，又一起商量过两次。为了统一说法，11人把编造的内容写在纸上，所有人都要求背诵熟悉。“刘贵夺还威胁说谁说出实情就杀谁全家。”黄金波供述。

2011年8月12日上午，“鲁荣渔2682”号被拖回码头，渔船靠岸之前，大批警察和警车严阵以待，道路两旁拉起了警戒线，船上的11人，直接被警察带走，每人单独一辆警车。

次日，官方发布消息，警方初步认定“鲁荣渔2682”号曾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一年之后，2012年11月，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刘贵夺等11名被告人劫持船只故意杀人案”。

直至2013年7月19日，案件最终一审宣判。包括刘贵夺在内的5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1名被告人被判死缓，其余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四年至十五年。

目前，二审还在审理过程中。

线索

一、时间线

2010年12月28日：鲁荣渔2682号起航。

2011年06月16日：劫船，伙食长夏琦勇遇害。

2011年07月20日：管理层遭血洗，10人死亡或失踪。

2011年07月24日：内讧，包德派系遭清洗，6人跳海。

2011年07月25日：5名策划逃跑的船员失踪或死亡。

2011年08月12日：渔轮回到起航地。

2012年11月14日：山东威海中院开庭审理本案。

2013年07月19日：一审判决下达。

二、人物线

管理层（全部来自辽宁大连，8人）：

船长：李承权

大副：付义忠

二副：王永波

轮机长：温斗

大管轮：王延龙

二管轮：温密

伙食长：夏琦勇

水手长：陈国军

船员：

黑龙江籍（4人）：刘贵夺、刘成建、姜晓龙、黄金波

辽宁籍（4人）：王鹏、宋国春、马玉超、吴国志

内蒙古籍（4人）：包德格日吉胡、双喜、包宝成、戴福顺

其他省份或籍贯不明（13人）：段志芳、项立山、冯兴艳、梅林盛、丁玉民、邱荣华、姜树涛、薄福军、刘刚、岳朋、官学军、单国喜、崔勇。

俗话说“能上山莫下海”，船员特别是远洋船员工作流动、分散，要常年面临大风浪和海盗对他们生命的威胁，并且渔船船员不像货轮船员那样可以定期靠岸休养购物，因此他们比陆地职工要承受更多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要作出更多的奉献和牺牲。

“铁打的渔船，流水的船员。”这是记者日前在渔船林立、富甲一方的石岛经济区探访发现的当地从事远洋船员的现状。

“石岛仅专门的船员中介就有五六十家，他们招工手段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地一位法律工作者告诉记者。

果如其言。石岛人习惯把石岛最繁华的两条街道叫上道和下道。记者漫步这两条街道，琳琅满目的带“船员招聘”字样的劳务中介招牌扑面而来。有些路段几乎每隔几米就是一家这样的中介，不少小超市、宾馆也兼职干起了“船员招聘”的中介行当。很多中介都把船员招聘信息挂在了互联网上，有些甚至干起了搜索竞价排名的路子。

“蔚蓝的大海，飞翔的海鸥，万吨巨轮在劈波斩浪。大海，张开它宽广的胸膛，热烈欢迎每一位勇敢的男子汉。”这是一家渔业公司在招聘启事上打出的煽情文字。当然，吸引人的可不只这些，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的高薪酬与“零门槛”诱惑。记者注意到，很多渔业公司都在招聘启事上注明，新船员第一个月保底工资在6000元以上，第二个月平均工资为6000元至8000元，年薪则可达8万至40万元，年底还有提成、奖金、分红，薪酬非常诱人。而且，工资按月发放，中途用钱还可以提前支取。

“船员是个苦差事，挣得较其他行业相对多点，但也没有像中介鼓吹的那么多。”内行人士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普通船员一年挣七八万元没问题，带职务的一年挣十来万元。远洋船员的待遇更高点。“之所以中介这么费力鼓吹，都是‘招工难’逼的。”

据悉，石岛人养渔船的家庭很多，几乎家家户户都和渔船有这样那样的关联。本地有经验的渔民不是转行，就是做了老板，雇佣船长、轮机长、船员干活，年轻人也不愿意当船员，上年纪的熟手也很难找。于是，河南人、河北人、安徽人等内地农民纷至沓来，进入了当地的渔民行列。据悉，现在荣成从事远洋捕捞的近万名渔民，内陆农民占了一半。

但是，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他们对远洋航行这个行业存在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见好就收”，一般干个三两年出趟远洋，挣个十万二十万的，就改行回家了。

极强的流动性，加剧了远洋捕捞用工的紧俏。于是，一些渔业公司只好降低准入门槛，每出一次海就招一批人，所列出的条件也基本一致，即学历不限、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无犯罪记录，无不良嗜好即可。而“外地应聘的船员只要符合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即可以放心来公司应聘，100%录用”。

“‘鲁荣渔2682’号船上那么多没有船员证的，杀人不眨眼的刘贵夺仅有两天出海经历，项立山被判过无期徒刑等等，从某一方面来说就是‘招工难’给逼的。”石岛很多百姓这样认为。

“这反映出船员遴选方面有待加强监管。”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法律系刑法与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李湛认为，实践中，好多地方的海事、渔政部门重视对渔船管理层监管而忽视对普通船员的监管。其实，远洋渔船的特点是几十人常年聚集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内，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心情造成每个人都能决定船上所有人员的安全乃至生死，对远洋船员的遴选，覆盖面应更大，不能把赌注都押在渔船管理层身上。

“要是当初有份集体协议，也许惨案就不会发生。”辽宁省金健民律师事务所的张文普律师感慨颇深，他认为，船员是个特殊的职业，船员不但工作具有较强专业性，而且其生产生活环境具有特殊性：他们工作流动、分散，要面临大风浪和海盗对他们生命的威胁；要适应高科技设备在船上应用和港口国、船东不断提出的更高要求；要常年生活在颠簸震荡、昼夜噪音的船体内，处在缺少信息交流、远离家庭的环境中。船员的劳动关系更为复杂，他们要处理与企业的关系、与中介公司的关系、与国外船东、货主及船员的关系，特别是外派海员，会因不同民族、语言、文化、政治、法律等差异带来困扰，一旦发生劳动纠纷，海员往往处于弱势。

“但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船员法，现行的劳动法等法规不完全适合船员的劳动特点；船员劳动用工也没有统一标准，不同企业、不同就业形式的船员劳动标准存在很大差距，缺乏有效的管理和规范。在这方面，我国明显滞后于一些航海发达国家，与我国航海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张文普律师希望我国的法律法规、相关部门对船员的集体协议给予关注，降低劳资矛盾，打造更加和谐的远洋捕捞环境。

另外，中国海洋大学的刘晓雯认为，现实中，有的船东甚至跟船员签订了“生死协议”，约定船员出海期间，船东仅对其死亡或者伤残给予数额很少的赔偿，甚至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些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生死合同’，可能在没有多少文化、法律知识的船员们心里重如泰山。即使有些船员没有与船东签订这样的协议，但圈子内确实存在的 ‘生死协议’却或多或少会扭曲他们的心灵，这也可能是 ‘鲁荣渔2682’惨案的诱因之一。”

记者了解到，根据《中国水运报》、《半岛都市报》等媒体的报道，2011年6月16日，位于智利附近海域的“鲁荣渔2682”号在向所属公司现场指挥船报告作业位置后失踪。该公司随即向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报告称，船上通信设备处于关机状态。

直至7月4日以后，北京海事卫星地面站才收到消息，确认该船在7月4日16时和次日6时30分有过对外通话记录。经过密切跟踪，累计进行通信呼叫110余次后，北京海事卫星地面站于7月9日8时30分，与“鲁荣渔2682”号船长李承权取得电话联系，获悉该船安全，已在夏威夷附近海域，正驶回国内。

这次通话之后，渔船再度与外界失去联系。直至7月25日晨，中国渔业管理部门突然接到了该渔船的求救信号，称渔船轮机舱进水，无法航行。

“第一次杀戮伙食长夏琦勇后，2011年7月9日左右，‘鲁荣渔2682’航行到夏威夷附近时，李承权想方设法对外联络。但等外面电话打进来时，因为有刘贵夺等人监视，李承权就称船只没问题。之前，外界与该船累计呼叫了110次都没接通，难道仅仅因为李承权一个‘没有问题’的电话，救援方就认为船确实没问题？以前无数次的通话未果难道没有敲响救援人员的警钟？杀戮期长达一个多月，其间，渔船到了一个地方，为何跟当地的沟通如此艰难？除了船长和大副等渔船的领导层，其他人是否拥有应急的报警机制和能力？这是否说明对渔船的救援机制有问题？”中国海洋大学的李湛同时抛出了很多问题。

“除了没有《船员法》之外，我国的涉海法律法规在形式上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但在可操作性和综合管理方面有待完善，尤其是存在着海上执法力量分散、各自为政、法律法规执行难的困境，救援机制的落后可能与此有关。”中国海洋大学刘晓雯认为，海上执法力量分散在海洋、渔政、港监、边防、海关等多个部门，如国家海洋局和地方海洋局的中国海监队伍，农业部各海区的渔政、渔港监督队伍，交通部的海上安全监督队伍和公安边防队伍等。具体地说，海事部门主要职责是负责海上(包括部分内河)的交通管理，但只管运输船，不管渔船。渔船则由隶属于农业部的渔政部门管理。而渔政部门又不管理海洋环境，海洋环境隶属于国家海洋局的中国海监管，另外像打击走私等属于武警边防，救助打捞属于交通部的管理范畴等。各执法系统都有各自的职责范围，各守一摊，各自为政，导致重复建设，多头执法，效率低下。因此，从海洋发展的远期战略规划出发，解决职能重叠、明确职能分配已十分紧迫。“如果海上各个执法部门都拿出自己的优势资源，包括海上救援等等事情就好办得多。”

刘晓雯的建议现如今已经成为了现实。201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国家海洋局的中国海监总队、农业部的渔政局、海关总署的缉私局进行整合，成立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局，建立了一支与国际接轨、现代化的海上统一执法队伍。

2011年8月12日，石岛大雨滂沱，死者家属惊闻噩耗恸哭连天，天地与人同哀。

至今，整整两年已经过去了。

出海前，温斗和妻子傅月梅的女儿出生刚刚55天，根本不认识爸爸，更不会跟爸爸说话。当时，他们家刚买了楼房，首付和房贷压得一家喘不过气来。“再咬牙干一次，挣个二十万，两三年回来后咱家就过上好日子了。”但温斗的话成了永别。如今，房子还贷没有着落，婆婆脑血栓，公公有病，孩子无钱上学，船务公司仅仅给了她三十万元，家中的顶梁柱没了，这点钱能干什么？赔偿数额实在太低了，面对记者，傅月梅哭成了泪人……

出海前，大学刚毕业的马玉超还不满26岁，他的女朋友还等着他挣钱回来娶她。没想到，他的一句“妈妈，就当我出去上学了”也成了追忆。如今，他母亲得了几十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更严重了，老父亲给人家扛水泥沙子干装修钟点工。告别记者，马玉超的母亲依然语无伦次地念叨着那句话：我儿子大高个，可帅了，我们老两口今后咋办……

出海前，44岁的吴志军养猪赔了个一塌糊涂，正想干点苦力把债务还上。如今，在家务农的妻子李海洋愁得几乎一夜白头，正读高中的儿子也因为无钱交学费而被迫辍学，自己原本请了个律师打民事赔偿官司因为没钱也中途放弃了。

如今，南太平洋的海水一直在流，22条冤魂亲人的泪水一直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