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解读了《曹刿论战》中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分析，对曹刿的行为和思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曹刿在长勺之战中的战术虽然看似高明，但实际上却破坏了鲁国的国际形象和信誉力，从长远来看对鲁国造成了更大的损失。文章还批评了曹刿践踏规则的小聪明思维，认为这种思维只会带来短期的胜利，最终却可能导致更大的失败。通过对比曹刿的思维方式和鲁国的长远利益，强调了遵守规则和长远思考的重要性。
文章详细解读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的战术行为，揭示了其背后的动机和目的。通过探讨其身份和动机，分析了曹刿如何通过战术手段赢得了战役，但却对鲁国的长远利益造成了损害。
文章指出曹刿的小聪明思维虽然短期内看似取得了胜利，但从长远来看却对鲁国的国际形象和信誉造成了损害。通过探讨鲁国的衰败和失去争霸天下的机会，强调了遵守规则和长远思考的重要性。
文章通过解读历史人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决策，启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要遵守规则，避免小聪明迷思，注重长远思考。通过对比个人和小团体的短期利益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强调了个人思维方式的重要性。
“我劝这位年轻人好自为之，好好反思，以后不要再犯这样聪明，小聪明，啊！”
今天周末，说好了要聊聊春秋，我们今天从一篇很多人中学的时候就一定学过故事开始聊起——《曹刿论战》。
本文推理出的结论，会让你大吃一惊，请耐心看完。
先看原文：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这篇《曹刿论战》，是记载在《左氏春秋》（左传）当中的名篇，我们初中的时候都学过，甚至还被要求全文背诵，在古代，它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军事论文，曹刿因为这不足300个字的记载而被奉为军事名家。但这个历史评价和老师教我们的这个故事，细想之下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左丘明所记载的这次“十年春”的齐鲁之间的战争，鲁国虽然赢得这次“长勺之战”，但最终却输掉整场战争。在《史记·刺客列传》当中，明确记载了齐鲁这一年打了半天，最后的结果是鲁国“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仗打到向齐国割地，这明显是一次耻辱的失败。那问题就来了——既然《曹刿论战》讲了如此之好战法，又什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又什么“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那为什么鲁庄公没有用这个看上去很棒的曹刿战法一路赢下去呢？再仔细看，你会发现曹刿这个人物的身份和参与动机也很有意思，曹刿为什么要去见鲁庄公请战？老师一般会告诉你这是出于曹刿“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但问题是，在春秋的那个时代，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然是还没来得及萌发的。你说曹刿是爱国主义志士，大约相当于说古罗马的格拉古兄弟是马克思主义改革家，硬要说有点像，仔细一想其实不挨着。而这个问题的真正玄机，其实是在曹刿这个名字上，这个“曹”在春秋战国时代并不是（或者至少不单纯是）曹刿的姓，它更标明了这个人的出身——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本质上是一个又一个小城邦，而曹国，就是紧邻鲁国的一个邻居诸侯国。按照春秋战国时代的一般称呼原则，身为贵族的“国人”如果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则以自己和国君的关系置于名前，比如“公子小白”“公孙无知”，公子就是某代国君的儿子，公孙则是某代国君的孙子或曾孙、曾孙。而一个“国人”只有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到“外国”去的时候，才会以自己出身的国来置于明前。最典型的例子比如商鞅，他在故乡卫国的时候，叫做“公孙鞅”——也就说他是某代卫国国君的“坐下玄孙”，跟后世刘玄德的“中山靖王之后”一个感觉，但后来去了魏国，他就被叫做卫鞅，这个卫字就标明了他出身的国家，再后来他又在秦国靠给国君出馊主意发迹，获封商於之地，于是才以封国为姓，被称为商鞅、或者商君。明晰了这一点，我们再看曹刿这个名字，你就能大体猜测出曹刿这个人的身份了，他或者他的祖上，应该出身在曹国的“国人”、甚至可能是公族，不然你不能解释为什么曹刿见了鲁庄公以后能够不卑不亢、侃侃而谈、说的头头是道，这个基本教育素质在春秋时代可是平民野人们所不具有的，曹刿一定是出身贵族或者没落贵族。同样的道理，也只有他至少是个出身曹国的没落贵族，想见鲁庄公他才能见得着，要你真是个普通平民野人，战争即将开打的当口，你说你要见国君，国君再好脾气能单独接见你么？还和你同乘一辆战车，你说啥他听啥？这不开玩笑吗？但《左传》中又明确记载了曹刿不是“肉食者”，有贵族身份而又不能肉食，出身曹国却为鲁国国君谏言，这个人的身份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他其实就是春秋战国期间，游走于各国之间的“士人”的一个代表。我在《孔子的理想，为什么不可能实现》一文中曾为您解析过，自西周末期开始，原本用于积极扩张的周礼分封制度因为遭遇华夏地缘上扩张瓶颈而出现问题，大量公侯的庶子们没有新扩张出来的爵位和领地继承，逐渐沦为有贵族身份却无贵族财产的“士人”，很多人开始离开本国，游走于列国之间，寻找“出仕”、让自己重新贵族的机会。曹刿或者他的某一代祖先应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离开曹国来到鲁国的。因为没有财产而吃不上肉，沦为“蔬食者”，但蔬食未必一定是平民，也可能是“百姓”（百姓在春秋时代还指的是贵族），曹刿一直在寻找出仕的机会。于是我们才能真正听懂曹刿和同乡的对话——“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这鲁国的天下是是他们姬姓公族的，你一个曹国来的人又不能分红吃上肉，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间”这个字在这里，跟“疏不间亲”是同义的。而曹刿则回答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我来鲁国观察许久了，发现他们这帮领分红的股东是帮傻x，不能远谋（这正是我出人头地的机会）。这里要多说一句，曹刿这个“肉食者鄙”，倒未必真的只是个地图炮，而是很可能是有道理的。鲁国是周公的儿子建立的封国，在列国中最原教旨的执行了礼乐制度这一套，而礼乐的根本要求是“亲亲尊尊”，子弟“小宗”必须效忠与父兄“大宗”，而大宗又必须对小宗尽封建义务，所以鲁国的国政一直是由姬姓公族把持的——你能不能得到重用，主要看你跟国君是不是一个祖宗。鲁国一直到孔子的时代都是这个画风，也就是所谓的“三桓”。但这种任人唯亲的选拔制度选出来的肉食者当然智商堪忧。“十年春”的这场齐鲁之战，起因就是鲁国又菜又爱玩，非要插手齐国储位之争，结果把自己手上人质公子纠赔进去了不算，还招来了齐桓公小白坐稳位置后来兴师问罪。而见了鲁庄公之后，曹刿对鲁庄公的那番“教训”，本质上也是他这个“意见领袖”想要趁机给国君提意见。为什么鲁庄公先后提“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和“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曹刿都接连否定，觉得这两件事不足以战呢？这是因为在周礼制度下，国君把恩惠“分人”或者举行祭祀，本质上都是他们家族内部的事情。国君有了衣食，所分的“人”也不是普通平民，而是优先是他的亲族、小宗。而举行祭祀，搞思想建设，祭拜的更只是自己的祖宗，与曹刿这样的外人无涉。曹刿在这里问的其实是——国君你干的这些事儿对我们这些外人有什么好处？凭什么打仗要我们替你卖命？而唯独鲁庄公说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的时候，曹刿给与了肯定，这是因为唯独司法是不以亲族为边界的，鲁庄公许诺在今后处理讼狱时“虽不能察，必以情”，只要你们这些外人肯替我出力过了这个难关，以后我一定秉公执法，没有亲疏之分！曹刿这才点头答应。也就是说，曹刿和鲁庄公的这次对话，其实不是问计，而是一次“公族”与“外族”之间的博弈，曹刿通过外战的压力，最终跟鲁庄公争取到的很可能是外姓流浪士族在鲁国的司法平等权——这个感觉，跟同时代罗马平民阶层一遇到外战就上卡皮图尔山，以拒服兵役为要挟跟贵族争取在司法上的平等权，是有相似味道的。而鲁庄公身为堂堂国君，在这段对话中和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老老实实听曹刿这个白身士人的教育，恐怕也不是他有多么折节下士，而是因为鲁庄公知道这个人是生活在鲁国的“外国”士人的代表，你跟他谈崩了，回头仗打起来这帮“外人”出工不出力，甚至在国内给你搞点内乱什么的，鲁国吃不消。所以这个时候，鲁庄公必须要寻求和曹刿所代表群体达成“统一战线”。而最终双方谈拢了，鲁庄公以最高的同乘之礼把尚且寸功未立的曹刿带到战场上，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宣誓，我们鲁国现在无论公族、外族都达成一致，统一战线、联合抗齐了！这个政治宣誓其实比曹刿本人到底有多少战争智慧要重要的多。而具体到了长勺之战中，曹刿那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战法，到底算不算高明，其实是非常存疑的。不客气的讲，它其实很疑似在“耍赖”，而且是那种只能耍一次的赖。首先，我们要理解春秋以前华夏各诸侯国作战时约定俗成规矩。当时的战争是以车战为主的，当两个都遵循周礼的国家要交战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一片平坦的空地，双方的战车列好阵势，然后一方开始击鼓，战车冲锋，另一方也击鼓（称为“应”或“回应”），战车也开始冲锋，每辆战车上站三个人，中间是驭手，负责驾车，左面的车左负责射箭，右面的车右拿着戈准备近战。当双方的战车靠近的时候，双方还要各自轻微左转，稍微错开一点点方向，以保护地位更尊贵的车左不被冲击到，而让各自的车右“干戈相交”。两辆车交错一次，这叫一回合。双方交换位置，整好各自的阵列，再以击鼓和回应为号，开始下一回合。你可以鲜明的感觉到，这种作战方式是带有鲜明欧洲中世纪骑士对决的气质的，它特别要求双方“讲武德”、“西周功夫，讲究点到为止”，而鼓在这个交战过程中，目的不仅仅是给己方军队进攻信号，更是在向遥远的对方传达信息——我方准备好了，可以接战下一回合了。后来的宋襄公不是说么：“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准备好，你先击鼓发起冲锋，或者对方已经击鼓冲锋，你方已经准备好了，却“不应”，让对方白冲一轮，这都属于“非礼”，是“不讲武德”的行为。但是曹刿在长勺之战中，教鲁庄公用的就是这种“不讲武德”的战法。齐国那边看到鲁国已经整好阵列，击鼓冲锋，鲁国这边不应。齐军以为鲁军还没准备好，兜了一圈就回去了。第二轮击鼓冲锋，还不应。等到第三轮，一方面两次冲锋让齐军的人力马力都衰竭了，另一方面也懈怠了：鲁国人这是想打还是不想打啊，别让俺们再白冲一轮。这个时候，曹刿让鲁庄公突然击鼓，不讲武德的“偷袭”齐军一下，当然是可以打赢的。齐国地处今天山东的东北方，东部和北部都需要和东夷和北狄作战，真论不讲武德、不按周礼的乱战，齐国因为有长期和夷狄作战的经验，那是远比鲁国会打的多的。而长勺之战中，齐军之所以愿意严格按照周礼来形势，一方面是因为齐桓公此时已经有了争霸天下的雄心，身为把“尊王攘夷”当旗子打的霸主跟华夏诸国作战，当然要尊礼。而鲁国恰恰又是华夏各国当中最著名的“重礼”之邦，所以齐国是默认鲁国参战一定会守礼的，毕竟是你的招牌么。可是在曹刿的教唆下，鲁军却最终采用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这种“不讲礼”的战法。最后仗虽然是打赢了，鲁国却把“守礼”这块自家最重要的招牌给丢了。于是反过味来的齐国一看既然你不讲礼，那我也不讲了，回过头来调集多路大军再度伐鲁，就一路势如破竹，打的鲁国连连败北，割地请和。这个时候曹刿的战法就一点用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人家齐国本来是想照着规矩跟你鲁国打，是你鲁国自己在“曹国师”的计策下先主动把规矩丢了，舍长就短的非要跟人家展开“不讲武德”的乱战。可真论要打乱战，齐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都比你强，是你祖宗，你怎么还可能打的赢呢？这会输得更惨。
当然，对曹刿本人来说，他靠长勺之战成功出仕、又落魄贵族晋身肉食者，对其所代表外人群体而言，他得到了鲁庄公“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的司法平等和庇护许诺，这是稳赚的。他做这个选择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曹刿这种其实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国师”，以教唆国君耍小聪明、小手段为计得，却不知他能凭此赢下一场战役，却会最终输掉整场战争。给鲁国的国际形象，带来长远的、不可挽回的损害。十年春的齐鲁之战后不久，齐鲁在柯地会盟，鲁国又出了一个名叫曹沫的人（有一说此人其实就是曹刿），在双方和谈期间冲上去一把抓住齐桓公，以匕首相逼劫持了后者。齐桓公问他：“你想要怎样？”曹沫说：“齐强鲁弱，您恃强凌弱，侵占鲁国，太过分了。大王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事后齐桓公非常气愤，想毁约食言，被管仲劝止。管仲说：主公您方要争霸天下，怎么能为了几座城池而做出尔反尔的非礼之事呢？从这段故事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齐鲁两国在战略格局上差异——当时的齐国，在齐桓公和管仲的治理下，已经着眼的称霸天下，所以它就必须遵循周礼这种现有的国际秩序，在会盟上说的话，哪怕是被胁迫说出的，也具有神圣性，大不了下次会盟侍卫再谨慎些就是了。但对誓言的遵守和所带来的信誉，会让之后的齐桓公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中加倍的把利益赚回来，远非几座城池可比。但与之相对应的，鲁国的“一鼓作气”也好，曹沫（或者曹刿）的挟持齐桓公也罢，看似让鲁国赢的了一场战役，或者一次和谈，但鲁国因此所丧失的国际信誉，是无可估量的。其实，在春秋前期，鲁国的地位原本超然于各个诸侯之上，它是姬姓、还封公爵、是周礼制定者周公旦的直系后裔，还掌握了泰山的祭祀接待权，在周室衰微之后，本来是最有资格扛起诸侯长大旗的邦国。但是长勺之战和柯地会盟这两次表演后，各诸侯都看清了，原来你鲁国打仗也不讲礼、和谈也不讲礼啊？那我们还怎么信任你？所以你看到鲁国在鲁隐公时代尚能积极主导和调停郑、卫等国之间纷争，俨然春秋秩序维护者，但到了鲁庄公之后就永远丧失了这个能力，沦为了列强的跟班。土地是没有减少，国力也未有多大损耗，但失去的信誉力，是永远追不回的。当然这些在《左传》中都是没有明言的，因为《春秋》原文就是一本以鲁国国史为基准的书，孔子在删述春秋时，有意把这些鲁国自己干的“非礼”的事儿，都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都给“宜粗不宜细”了。闹得后人连到底曹沫和曹刿是不是一个人都争不清，更看不到曹刿（沫）做法的深远影响与危害。但是曹刿的故事，以及左传等书基于鲁国本位对他故事的正面评价。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思维范式——只要为了短期、眼下我们能在博弈中赢下这一局，可以公然去践踏某些规则和礼法，而这些规则和礼法在长远看来，本来是为了保证弱势的你不受强势方过度侵害的。放弃和践踏这些规则去争一时从长远看，本来弊远大于利。但是曹刿这种人是不会为长远考虑这些事的，不这么干，我怎么出头啊？很多看似巧妙诡谲、实则目光短浅的小聪明思维，就是这样形成的。后世的很多所谓的计谋、思想，比如法家思想，其实都像“曹刿论战”一样，用一些看似巧妙、急功近利的小聪明，为谋主编织了一个早晚自困其中的大败局。前些年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叫“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这句话背后其实就潜藏着很典型的“曹刿思维”：什么“不鼓不成列”？什么诸侯会盟的时候尊规守礼？在触手可得的眼前利益面前那都是个屁，至少能让国君看到我曹刿的忠心——我愿意非礼、非道德的完成对你鲁庄公的效忠。最终曹刿当上了国师，被拜为上将，但鲁国呢？却在他“爱国”的口号中损失甚巨。我们在现实中也总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某个人、某个团体明明总在赢、不断在取胜，但赢着赢着就莫名其妙的凉凉了，积小胜为大败。这就是《左传》《史记》这样的史书对曹刿、曹沫这些人物的故事只讲一半造成的弊端——它只培养我们的短期思考，对一事一物的“小聪明”，而没有长远的思维力。现实中很多国人喜欢插队、捞偏门、做假账、买了东西再“仅退款”，这些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曹刿思维”。曹刿靠小聪明赢下了长勺之战，但把镜头拉远，你会看到，鲁国因此在之后的齐鲁之战中三战皆败，向齐国狼狈的割地请和，而诸侯不救。曹沫在齐鲁会盟中靠劫持齐桓公这样的骗招要回了被割的土地，但把镜头拉远，你会看到，却又导致了鲁国永远丧失了在诸侯之中的信誉力和争衡于天下的机会。从鲁国后来日渐衰败的国运看，践踏规则的小聪明其实是小聪明者自我营造了一个饮鸩止渴的生存死局，只看眼前而不顾长远，那么就只能在一个又一个自以为计得的“战术胜利”中，最终迎来战略的失败。但我觉得，这篇号称充满智慧的“军事论文”中，充满的只是似是而非的小聪明迷思。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一个群体，还是越早破除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