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第九届学术研讨会于2024年10月25日至27日在武汉举行，大会吸引来自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20余个国家的50余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以及21位两院院士、700余位国内肝胆胰领域专家学者参会。会上，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宋天强教授
带来了题为“肝癌围手术期治疗进展及天津经验”的精彩报告，并在接受《肿瘤瞭望》和《国际肝病》的联合采访中，分享了更多肝癌围术期治疗的研究进展和实践经验。
问：
您在本届论坛上以“肝癌围手术期治疗进展及天津经验”为题进行报告，能否为广大读者分享一下此次报告的核心要点？
宋天强教授：
在本届大会上，我主要介绍了肝围手术期治疗的一些研究进展。众所周知，肝癌目前首选的根治治疗手段仍然是手术切除。然而，手术切除后的高复发率是制约肝癌远期疗效的重要瓶颈。
在术后辅助治疗方面，肝癌领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从以往的介入治疗，到后续的索拉非尼靶向治疗，再到我们最新的靶免联合治疗，都做了很多的尝试。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大型的随机对照试验（RCT）仍未取得阳性结果，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结局。不过，大量研究仍在进行当中，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研究报道。
另外，术前新辅助治疗是肝癌围术期治疗的一个重要补充。人们希望通过术前新辅助治疗，将治疗时机前移，从而实现肿瘤降期或者降低术后复发风险。然而，新辅助治疗的探索之路更为艰辛，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历史相对较短。但随着靶免联合治疗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免疫治疗的兴起，为新辅助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性。我们中心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包括新辅助治疗人群的选择、新辅助治疗方案的制定等。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分享了我们中心的一些初步研究结果。这些结果提示我们，今后可能实现针对特定的人群选择特定的治疗方案，即个体化的治疗策略。实际上，这可能是最切实可行的做法，因为没有一个治疗策略或单一的治疗方法能够适用于所有人群。因此，个体化治疗可能是我们今后重要的发展方向。
问：
随着IMbrave050研究最终未能达到RFS主要终点阳性结果，肝癌围手术期治疗似乎有回到原点的趋势，目前正在进行的关键临床研究中，有哪些可能再度实现突破？
宋天强教授：
肝癌辅助治疗领域，尽管IMbrave050研究的最终的无复发生存（RFS）结果为阴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方案或策略本身是失败。个人认为，该研究的主要问题可能在于选择的研究对象不够精确。该研究纳入了一部分并非极高复发风险的患者，这可能混淆或掩盖了治疗组的真实效力，导致未能获得阳性结果。
对于靶免治疗的术后辅助治疗，我们应更精确地选择那些极高复发风险的人群。同时，针对治疗应答相关的生物学标志物的探索也可能帮助我们确定合适的目标人群。例如，术前甲胎蛋白（AFP）极高水平（>1000 ng/mL）、多发肿瘤或合并血管癌栓等情况，可能预示着极高的复发风险。未来，结合生物学标志物检测，特别是当前热门的微小残留病灶（MRD）的检测，我们可以更准确地锁定目标人群，并适时给予靶免治疗或其他辅助治疗策略，以期获得理想结果。
目前，术后辅助治疗领域仍有众多研究正在开展中。例如，特瑞普利单抗、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双艾”组合）以及局部治疗联合系统治疗等策略，都在进行术后辅助治疗的临床研究。我们对这些后续结果充满期待，因为一个研究的阴性结果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否定整个术后辅助治疗策略。相反，个人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每一次看似回到原点，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步的爬升做足充分准备。
问：
您如何看待TACE、HAIC等介入治疗手段在围手术期治疗中的应用？它们在术前和术后使用各有哪些优缺点？
宋天强教授：
TACE和HAIC是介入治疗的两种重要方法，它们各有利弊且互为补充，不能够说一种治疗完全优于另一种治疗。TACE治疗主要通过栓塞肿瘤的供血动脉，阻断肿瘤的血供，导致肿瘤缺血、缺氧，达到抑制肿瘤生长、促使肿瘤细胞坏死、凋亡的目的。从肝癌的生物学特性来看，TACE通常作为介入治疗的首选。然而，在围术期治疗中，TACE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手术部位的粘连，手术难度的增加，并可能导致患者发热、疼痛等并发症。
相比之下，HAIC更适合于肝内病灶不明显、合并门脉癌栓、肿瘤巨大、需要缩小降期以提高手术切除率的情况。HAIC很少造成术区肿瘤粘连，也不会增加手术困难。因此，在围术期新辅助治疗中，HAIC可能更为理想。同时，在术后辅助治疗中，HAIC从理论上也比TACE更合理，因为根治性切除手术后，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栓塞和化疗，而局部药物灌注可以杀死影像学不可见的亚临床病灶。
因此，对于可切除手术的围术期治疗，HAIC可能比TACE更合理。然而，对于中晚期不可切除或有转化需求的患者，HAIC、TACE的联合可能更加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