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少数民族家庭消费结构与特征——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分析
蔡宏波李明洲
考察少数民族家庭近年来的消费变化，能直观揭示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情况，为相关政策的论证和制定提供参考。本文利用2008年和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发现少数民族家庭总消费支出略低于汉族，但呈现上升趋势，与汉族在消费结构上的差异趋于缩小。少数民族家庭衣着、食品类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逐渐降低，对住房的消费支出，尤其是住房的改建、装修支出有所上升，购买家用电器、家具及车辆方面的支出占比提升较快；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的支出和人情支出占比均高于汉族，教育支出占比低于汉族。另外，少数民族家庭医疗支出的占比高于汉族，受到教育、医疗、物价等问题困扰的比例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改善。
关键词：少数民族家庭消费结构消费特征
作者蔡宏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明洲，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5。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经济结构加快调整，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要拉动作用，并提出2017年要围绕改善民生进一步扩大消费。2016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56，138亿元，同比增长10.3%；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食品、衣着、生活用品等基本消费平稳增长，发展享受型服务消费增速明显较快，其中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长12.9%和13.2%，占比分别达到9.6%和7.8%，均比2015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结构性变动不仅能够说明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质性提升，同时也对地区经济增长潜力具有重要的评价作用。2015年，民族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25，336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3.1%，较同期全国14.7%的增速略低1.6个百分点。2015年，民族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内蒙古以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西藏和贵州为例，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254及13，696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21，966元）的55.8%及62.4%。与之相应，民族地区人均消费支出亦呈现出相同的低水平特征。从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来看，2015年民族地区的恩格尔系数除内蒙古和宁夏外，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的恩格尔系数达0.48，高于全国0.17个百分点。在民族地区消费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其消费结构亦呈现出低水平的特征，这将阻碍消费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的发挥，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也与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所背离。
由于地理位置、生活习惯、经济结构等方面的特殊性，民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可能会表现出如上所述的与全国平均和其他地区的一定差异。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以民族地区的家庭消费作为对象，探讨少数民族的消费结构特征及其变动。考虑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储蓄占比较高的现状，以及民族地区可能存在的对不确定性的差异性预期，本文亦将民族地区居民的储蓄行为加以融入并进行补充分析，以期透过消费储蓄的行为，对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进行准确刻画，进而提出改善少数民族消费结构、提升少数民族生活水平，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全面共同建成小康社会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在中国经济转型期，消费潜力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和释放，居民较高的储蓄水平为扩大消费与投资提供了充分条件。民族地区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一些学者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之一，并依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说，运用实证分析论证了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消费率降低。也有研究认为，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对居民消费起到了限制作用。在居民整体消费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张苏丽等的研究发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下，消费结构不合理，且城乡消费差异很大。王子成和郭沐蓉认为农民工消费不平等存在显著的流动模式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来源是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燕宏娟通过对民族地区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发现，边远地区在医疗、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水平与其他地区有明显差异，消费环境有待改善。洪名勇对贵州农村的考察发现，民族习惯对消费行为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武国亮以甘肃兰州为例，对西部少数民族家庭收入消费情况进行了调研，食品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据城市少数民族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并制约了人们在享受和发展方面的消费空间。消费和储蓄作为居民收入的两个重要去向，如何分配不仅取决于少数民族家庭经济状况，也与其自身消费和储蓄理念有关。韩生贵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农民预期收入的波动使其不会选择消费当期的全部收入，而农村资产缺乏变现的条件也导致居民形成敏感和谨慎的理念，不敢将资金投入社会，而选择将其纳入储蓄。刘燕华等研究了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认为其秉持滞后享受的保守消费理念。他们的储蓄带有明显的预防性特征，主要储蓄形式是银行存款，对股票债券等的态度较为消极，储蓄的主要原因是为将来做准备。刘燕华与白燕关于甘肃民族地区居民储蓄状况的分析表明，地理位置不同导致储蓄数量的差异，比如环境越为偏远的贫困县，储蓄越低。由于收入较低，必要的消费开支尚且不能满足，更没有剩余的资金进行储蓄。离大城市较近的民族地区受到城市高消费和市场化的影响，对风险的感知较强，储蓄增加相对较快。
既有研究通过实证或理论分析从不同方面研究了少数民族的消费及储蓄行为，但所研究的民族地区多局限于某一个民族省区，或是农村或城镇的居民整体，结论难免受到研究对象客观条件的限制，代表性不强。本文运用全国抽样数据，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微观视角研究少数民族的消费及储蓄，对总体情况进行把握，能够直接反映少数民族的生存、生活和经济状况，为进一步论证和完善民族政策提供学术支持和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8年和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对全国的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中国转型期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2008年和2011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均记录了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虽然两年的调查问卷并不完全一致，但都反映了家庭支出、收入等重要变量。不同年度的同一系列调查数据在抽样原则一致的前提下，样本口径具有可比性，且数据的变化能反映中国近年社会发展给少数民族带来的生存、生活和经济状况的改变，检验民族政策实施的成效。
本文选择数据中的少数民族样本，但由于CSS数据是全国性抽样数据，并非只针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信息采集，所以在反映民族地区特殊性方面略有欠缺。不过，鉴于本文对少数民族家庭和汉族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进行比较，因此全国数据更能满足研究所需。此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汉族比例约为91.6%，而该数据库中2008年汉族比例为92.3%，2011年汉族比例为91.2%，与实际比例相差无几，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二）统计描述
如表1所示，2008年及2011年的样本总数分别为7139个及7036个。从性别上看，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抽样数据均呈现男性少于女性的特点。样本中汉族的男女比例在相隔三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变化，而少数民族的男性比例在2011年略有下降。从受教育程度看，少数民族高中及大专以上教育程度比例显著低于汉族地区，初中及中专基本持平，而2011年少数民族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显著增加，说明少数民族整体教育水平落后但近年来有所改善。家庭规模方面，每户少数民族家庭人数略微高于汉族。样本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平均年龄较为接近且变动不大。
表2显示少数民族家庭在2008年和2011年的总收入及储蓄的情况，反映出家庭的一般经济状况。2008年少数民族家庭平均收入为23,782.13元，而汉族平均收入为28,929.98元；2011年二者平均收入分别为52,480.14元和56,788.99元。少数民族及汉族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长显著，且二者的绝对差距有所缩减，表明少数民族居民收入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
储蓄方面，由于2008年的调查问卷将储蓄划为“金融资产”中的一项，无法获得具体储蓄额，故而只能对该项数据进行概括。少数民族的金融资产占总收入的比例仅为25%，汉族的比例达49%，远远高于少数民族。2011年，少数民族的储蓄占收入的54%，而汉族仅占44%。邓海滨在对云南民族地区贫困居民的储蓄研究中发现，部分调查样本中家庭储蓄竟然为负值，说明当地贫困居民入不敷出，但是在进行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储蓄率比较时发现，汉族家庭收入低于少数民族，而储蓄率却比少数民族高出10个百分点。
三、家庭消费结构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居民消费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等8个方面。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将现有数据的消费支出项目进行分类。如表3所示，1-6项归为衣食住类，7项为医疗保健类，8-9项为交通通讯类，10-11项为教育、文化及娱乐类，12-14项为家庭日用及能源类，15-19项为其他。选择两年的数据进行对比，不但可以观察时间推移中各项数据发生的变化，从而分析居民生活受到的影响，而且也能防止某一年由于特殊情况导致的调查数据偏误对分析造成的影响。
（一）衣食住类
衣着、食品和住房是生存必不可少的支出，消费的多少及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也体现着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表3显示，两个年度少数民族家庭的总消费均值低于汉族，但少数民族家庭2011年的消费总支出是2008年的2倍，高于汉族家庭的1.85倍，说明少数民族家庭消费增长具有较大潜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少数民族消费能力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根据表3计算，2008年少数民族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37，高于同期汉族的0.36，虽然2011年这一数值下降到0.33，但仍高于同期汉族的0.31。说明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于汉族，生活水平有待提高。此外，少数民族家庭偿还房贷或房租比例不足汉族的一半，但2011年其“住宅改建、装修的支出”却高于汉族家庭，这与少数民族地域分布及生活习惯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少数民族多分布于偏远地区，住宅结构较为特殊，且由于民族习惯的差异，其主要以自有住宅为主，二者共同导致了少数民族支出中房屋偿还占比较低及改建装修支出较高的特征。
（二）医疗保健类
根据表3，在医疗保健的支出方面，两个年度的数据均显示少数民族家庭该项支出的占比高于汉族，但2011年的数值低于2008年。在2007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委等11个部委局联合颁布的《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加强民族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建设，切实加大投入，改善就医条件。宁林的研究显示，少数民族长期处于一种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医疗权力难以保障的弱势地位。影响少数民族卫生医疗资源获得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民族身份或人口数量本身，而是少数民族的分布特征。少数民族多数聚居在相对偏远的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环境条件较为恶劣，医疗卫生机构的地理配置难以满足区域需求，且由于人才稀缺、科技落后等原因，其医疗水平较为落后且提升缓慢。一方面，这推动了少数民族就医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少数民族疾病的拖延造成更大的医疗支出。在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医疗卫生资源的不公平配置问题亟待解决。
（三）交通通讯类
2008年，少数民族家庭的交通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6.63%，高于同期汉族家庭的5.49%。2011年这一数值为6.24%，仍显著高于汉族家庭的5.48%。民族地区地理分布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增加了少数民族居民的出行成本。交通运输部将国家民委组织编制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中所涉及的145个通村公路建设纳入“十一五”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在“十一五”期间，国家财政共投资1674.5亿元，支持云南、内蒙古、广西、贵州、新疆、宁夏、青海、西藏8个少数民族聚居省区的公路、水路交通建设，给少数民族的交通通行带来方便，降低了出行成本，极大有助于交通支出占比的下降。通讯支出方面，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异不明显，表明科技发展逐步惠及少数民族，信息闭塞情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四）教育、文化及娱乐类
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少数民族的特点与需要，采取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2008年，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支出占比11.53%，汉族家庭为12.55%，表明国家对少数民族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减轻了教育负担。以新疆为例，自2003年起，为了保证贫困学生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中央和地方政府合力启动“偏远贫困地区免费义务教育工程”，对全区56个县、205万名贫困学生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此外，2004年《教育部关于落实支援新疆汉语教师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师范大学等六所师范院校定向为新疆培养中学师资。2011年，少数民族家庭和汉族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比均大幅下降，说明我国在2008年前后实施的一系列有关教育扶助的政策切实为居民带来了福利。自2007年以来逐步建立健全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也从制度上保证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另外，文化、娱乐和旅游支出变化不显著，2011年少数民族该项支出的比例略有下降。
（五）家庭日用及能源类
在水电费、燃气费等能源类支出方面，2008年少数民族家庭的支出占比为6.5%，与汉族家庭的6.56%相差不多，而全年家用电器、家具等支出占比少数民族家庭为2.56%，低于汉族家庭的3.53%。2011年，调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家庭在购买家用电器、家具和家用车辆的支出占比为8.43%，高于汉族家庭的7.78%，意味着少数民族家庭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的提升，逐渐摆脱较低水平的支出结构。
（六）其他支出
2008年，其他支出方面主要统计了人情往来支出，而2011年的调查增加了“赡养不在一起生活的亲属”、“自家红白喜事支出”两项。这两年的统计数据都表明，少数民族家庭在人情往来方面的支出占比要高于汉族，甚至在绝对数额上亦要高出一些。赵鲲鹏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消费行为的研究表明，由于多民族聚居，各民族之间普遍存在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的心理，看重人情礼仪，在这一地区人情消费特别明显，婚丧嫁娶中的礼尚往来成为该地区少数民族中较为突出的文化特点。此外，“面子消费”也十分明显，存在部分民族地区对建造房屋的攀比，这也能很好地解释前文提及的“住宅改建、装修的支出”占比较高的现象。此外，文化习惯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各民族的民俗文化非常丰富，比如云南彝族的祭龙仪式、火把节以及傣族泼水节等，围绕节庆也会衍生一些与人情相关的消费支出。
四、家庭消费特征分析
消费结构体现了家庭各项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但家庭做出某一消费支出决策往往是多个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以下将分析少数民族与汉族家庭的消费差异，并对其特征进行总结。
（一）食品衣着的消费占比明显下降，少数民族家庭对住房的支出逐渐增大
食品衣着作为生活必需品是消费支出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居民经济状况改善，食品等必要支出的消费占比将会降低。如表3所示，少数民族家庭的饮食支出比例已从2008年的37.20%下降到2011年的33.21%，这意味着少数民族家庭逐渐摆脱以吃穿为主要支出的局面，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
在住房类支出方面，由表3可知，2008年少数民族家庭全年房贷分期偿还或房租的支出仅占消费总支出的3.23%，而在2011年在购房首付、分期偿还房贷及缴纳房租上的支出比例已增至7.35%，呈现与汉族相同的变化趋势。少数民族家庭的房租、首付等支出低于汉族家庭，可能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房价租金不同所致，当然还取决于少数民族更偏好购买、租赁新房，还是装修原有住房。2011年，少数民族家庭在住房改建、装修上的支出占比为16.69%，显著高于汉族。由于一些少数民族的住房保持着民俗特色，改建装修是必要的支出，造成这部分支出较高。表6显示，认为“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的居民比例在2011年显著下降，少数民族的比例从51%下降到41%，说明住房带来的困扰逐渐减小，居民的生活状况逐渐改善。
（二）少数民族医疗支出占比高于汉族，但享受的医疗待遇与汉族相当
从表3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家庭的医疗支出占比略高于汉族，但2011年的比例略低于2008年。居民的医疗支出与享有的医疗保险有着密切关系，表4显示，2008年少数民族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比例都低于汉族，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为64%，远高于汉族的50%。不过，享有医疗保险的总比例则大致相同，少数民族为83%，汉族为85%。
在问及“如果生病，医药费能否报销”时，选择“完全自理”、“能报销一点”的比例差异很小，能报销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略高于汉族。这表明医疗保险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便利程度基本相同。2011年与2008年相似，在此不再赘述。如表6所示，认为“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的少数民族居民从2008年的47%下降到2011年的30%，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的普及率提高，给居民带来实惠。
少数民族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较高，说明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居民占比较高的特征，也说明农村合作医疗在民族地区的普及率较高。乔俊峰等的研究表明，当农户与新农合之间心理距离较近时，农户预期会对满意度评价产生正向影响，即随着农户逐渐了解新农合，已经逐渐享受实惠，须加大力度引导更高预期以提高新农合运行绩效。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部分农村的医疗设施并不完善，且受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医疗资源配置很难便利到每个就医者，加强农村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格外重要。此外，其他保险险种，比如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参保比例较低，均不到10%，但显现出增长的态势。这些保险的覆盖面越广，越有助于居民减少后顾之忧、放开消费。
（三）少数民族家庭消费能力增强，教育、养老等支出带来的压力明显降低
如表3所示，2008年和2011年，少数民族家庭的平均总支出分别为17，620.05元及35，415.24元。消费的上涨势必以收入的上涨为基础，同期少数民族的家庭平均总收入从23，782.13元增加至52，480.14元（见表2），为支出的增加提供支撑。
如表6所示，认为“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居民从2008年的63%下降到2011年的49%，表明居民的经济状况逐渐改善。
在教育、养老、医疗等重大消费支出上，少数民族感到的压力随着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增强而降低。认为“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的少数民族分别从47%、30%下降为30%、19%，也体现出医疗保险、教育政策实施的成效显著。
认为“赡养老人负担过重”的少数民族从24%降为9%，体现养老政策覆盖率提高，家中老人享有更多的福利，这为居民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尽管少数民族家庭经济状况正在改善，仍然与汉族家庭存在一定的差距。
认为“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比例仍高于汉族10个百分点，国家更应出台相关政策保证少数民族家庭的收入稳步提升。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8年和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少数民族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现状及变化。结论表明，2011年少数民族家庭的总消费支出显著高于2008年，但整体仍低于汉族。同时，少数民族家庭与汉族家庭的消费结构差异逐渐减小，衣着、食品类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逐渐降低，对住房的消费支出，尤其是住房的改建、装修支出有所上升。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的支出占比均高于汉族，但2011年该比例有所降低。少数民族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比低于汉族，显示国家民族教育政策实施成效显著。此外，购买家用电器、家具及车辆方面的支出占比逐渐提升，并于2011年超过汉族，表明少数民族居民对生活层次的追求逐步提升，少数民族家庭的人情支出一直高于汉族。另外，少数民族家庭医疗支出的占比高于汉族家庭，这与区域地理因素及医疗设施建设进程密切相关。少数民族家庭受到教育、医疗、物价等问题困扰的比例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改善。
由于少数民族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故本文根据前文所得结论，从消费的视角提出促进少数民族家庭消费结构升级、释放消费潜力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消费结构的改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消费水平的提升及消费结构的优化，并直接影响着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制约着医疗等民生设施建设的进程。同时，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对民族地区的居民消费有着直接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第二，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民族地区收入水平较低的现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分析显示，医疗保险、教育政策的良好实施能较大程度提高居民的经济状况，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消除民族地区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水平。同时，针对少数民族农村居民占比较高的现状，应注重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保证少数民族居民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此外，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及医疗的保障，提升区域教育及医疗水平，释放区域消费潜力。
第三，转变居民消费观念，拓宽消费领域。少数民族大部分处于偏远地区，受到传统消费观念的支配，在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及信息消费、网络消费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要鼓励少数民族居民提高生活质量，释放消费潜力，引导重视服务消费。推动服务业模式创新和跨界融合，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全域旅游。通过着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不断提升居民整体素质，做好健康向上消费方式的宣传工作，提高民族地区消费水平。
第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转变生活方式是促使消费转型、提高消费水平的重要措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集聚效应的发挥。在少数民族农村居民占比较高的情况下，城镇化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对于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推动少数民族居民消费理念的转变，释放消费潜力。
第五，逐步在民族地区建立金融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加强对民族地区居民消费信贷基本知识的普及和个人消费信贷种类的拓宽，以促进新型消费观念的形成。另外，应加大民族地区金融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鼓励电话支付、网上银行等方式，优化信贷结构，提高消费层次。
微信图文编辑：张巧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