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1984年的4月4日，
英国《每日电讯报》
刊文，报道了中国刚刚发生的一件新鲜事：
“中国报纸昨天宣传一位养鸡女农民孙桂英，称她是新一代杰出的农民中的女英雄，她今年已向国家出售了四十九万二千八百多个鸡蛋。
据报道，孙桂英一家获净收入12486英镑，因而受到最高奖赏——允许她成为北京第一个有小轿车的农民。
《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孙桂英的一幅照片：她同五位亲属站在一部闪亮的银灰色小卧车旁边。”①
美联社
也注意到了这桩新闻。它们写道：
“鸡农孙桂英和她的一家，花了9300元(4650美元)买了一辆日本小卧车，成了北京普通农民家庭中第一家购买小卧车的农户。当地共产党报纸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来宣传。”
农妇孙桂英购买小轿车，在中国人的当代生活史上，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图：1984年，孙桂英全家与他们的小轿车合影
在成为“北京第一个有小轿车的农民”之前，这位北京市昌平县北七家乡东二旗村的中年农妇，已多次引起《人民日报》的注意。
在1982年10月份的两篇报道中，她已是用以证实“世道变了”的标志性人物。
报道里说：
“北七家公社一位46岁的妇女孙桂英，去年养鸡1000只，向国家交售鲜蛋1.1万斤，收入1.1万多元，成为全县2300多养鸡专业户和重点户的‘排头兵’。一个妇女一年挣这么多钱，公社县里还给戴大红花，‘世道’可真是变了！”
“北七家公社东二旗大队女社员孙桂英，要求贷款7500元建鸡场。有人说：‘国家银行扶持个人发财，怕方向有问题吧！’县银行的同志回答说：‘她一不投机倒把，二不走私贩私，靠劳动致富，为什么不能贷？’孙桂英养鸡1000只，165天里向国家交售鲜蛋11908斤，交给集体鸡粪35000斤，除还清贷款，纯收入4600多元。今年她又贷款11000元，建起一栋新的能养1200只鸡的半机械化养鸡场。”②
图：1984年10月《人民日报》提及孙桂英的报道
1981年发生了著名的“七上八下大讨论”，划出一条“8人以下叫做请帮手，8人以上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的奇怪界线。“私营经济”这四个字，则需要等到1988年的4月份才能进入国家的根本大法。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孙桂英的贷款养鸡和养鸡致富，这种在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何以会在1982年多次登上《人民日报》。
也正是因为能够养鸡致富，孙桂英得以在1984年再度成为时代变迁的标志，成为“北京第一位有小轿车的农民”，也是“中国第一位有小轿车的农民”
（就公开报道而言，此前尚未有任何个人合法拥有过小轿车）
。
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1949年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允许私人购置汽车的。直到1981年，交通部尚有“私人购买汽车从事营运应予制止”的指示。③
当时有一种担忧，认为个人购买大型运输工具搞长途贩运，等同于“私人把货币转化为资本”。至于小轿车，则被视为典型的“资产阶级产生活方式”。
于是乎，民众对汽车的现实需要，只好通过迂回途径来实现。
1982年，河南省新安县交通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该县自1980年下半年以来，在8个月的时间里，共增加私人汽车90辆，因个人无法购买汽车，这些车全部挂靠在集体名下，由私人运营，集体从中抽取一定的“照头费”、“盖章费”或“管理费”。④
图：清末，中国贵妇于汽车模型上拍照
1983年，禁止私人购置汽车的政策，首次出现松动的迹象。
这年的“中发[1983]一号文件”，首次允许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小型拖拉机和小型机动船，“从事生产和运输”；对大中型拖拉机和汽车，“在现阶段原则上也不必禁止私人购置”。 稍后，商业部宣布：“过去有关我们对农民个人或联户购买汽车、拖拉机、柴油机从事运输不供油的规定一律撤销。”⑤
压抑已久的需求由此迸发。截至1984年，仅河南巩县一地，民众共计已购买私人汽车673部。
当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私人汽车进入到巩县的运输行业后，不但运营汽车的民众真切地获得了利润，还“促进了国营车队改善经营作风，提高管理水平”，让该县普通民众一体受益
：
“过去，由于运力紧张，货主常常需要多方求情，有的农民甚至背着干粮在车队等十几天。司机出车，货主管吃、喝，末了还得送土特产品；稍有不周，司机就以车坏为理由把车停在半路上或以路坏为由不把车开到装、卸货地点等。国营客车不但班次少，而且还打骂旅客，甚至不出车。个人汽车的出现，‘将’了国营车队一军，促使其不得不改善经营作风，提高管理水平。现在，国营车队的货车也能主动求货上门，不刁难货主了。客车由原来的每天两班改为半小时一班，并且基本上做到了主动热情，服务周到。”⑥
图：1949年，上海街头的福特汽车广告
1983年底，北京昌平的孙桂英花了21000元，也购买了一辆东风140卡车，用于拉料送蛋。这让她在1984年的养鸡纯收入上升至3.7万元，较上一年约翻了一番。包括万里在内的多位高层领导，曾来到她的家中“问长问短，关心备至，鼓励她坚持搞下去”；《人民日报》关于她养鸡的报道，也曾得到过最高层领导的批示。
这是孙桂英勇于投资购买卡车的信心所在。
但对河南巩县的民众而言，问题就要复杂很多了。调查报告称：
“左的影响依然存在。以前汽车属于大型生产资料，是不允许农民购置的。目前有些人对农民购买汽车仍然想不通，行动上抵触，具体表现在：不给农民个人买的汽车报户口；不供应农民个人的汽车汽油；农民个人的汽车肇事加倍处罚；有关部门对农民个人的汽车只收税费不管理。目前，许多农民虽然购置了汽车，但仍然顾虑重重，怕政策发生变化。”
这种内心的顾虑重重，要到1984年才能稍稍落地。
这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
从政策上第一次明确了私人购置汽车的合法性。
也是在这一年的3月25日，农妇孙桂英花了9300元，从北京市友谊信托公司购入了银灰色丰田小轿车。她成了中国第一位拥有私人轿车的农民。
也是在这一年，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中国媒体，首次开始公开讨论“轿车进入中国家庭”这一美好愿景实现的可能性。
图：一汽生产的红旗牌轿车，这是一种仅供相应级别人员公务使用的汽车
时代在破冰。
但正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坚冰的融解，同样需要漫长的时间。
孙桂英的私人轿车，在1984年被媒体一再报道。不过，所有媒体都会在报道中强调这辆车的用途是“联系业务和接送客户”。毕竟，“允许私人购置汽车”并不等同于“允许私人购置轿车”，在那个时代的语境里，轿车仍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的奢侈品。1986年的北京，当陈佩斯开着七万多元买来的红色天津夏利回家时，围观“奢侈品”的民众与猎奇的报纸、电台的记者，仍能将路给堵死。
1980年代末，《中国轿车发展规划》出台，明确提出：在2015年之前，不考虑发展家庭轿车。
⑦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以下统计数据：到1990年底，全国仍总共只有82万辆私人汽车，其中又有58万辆是载货车，24万辆私人客车中，绝大多数是微型面包车，私人轿车仅几万辆而已。
但坚冰终究是要融解的。1994年，孙桂英购买丰田车十年之后，私人轿车终于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阴影，获得了进入千家万户的合法身份。这年7月4日新公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首次明确表示：
“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干预个人购买和使用正当来源的汽车。”
⑧
2001年，“鼓励轿车进入家庭”又被列入了国家发展计划。
2017 年的一份统计显示，中国私家车的保有量，已超过了1.7亿辆。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图：今天的中国，私家车已超过1.7亿辆
注释
①英报报道：《北京第一个有小轿车的农民》，载《参考消息》1984年4月15日。
②分别见：田流、欧庆林，《京郊农村能够更快地富起来——北京昌平县访问记》，《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3日第4版。田流、段存章，《添砖•修桥•开渠——昌平县各行各业为社员尽快富裕尽心尽力》，《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3日第4版。
③《关于禁止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营运的通知（1981年2月24日）》，收录于：《河南省交通史志资料汇编 运输篇（1949-1982）安全监理分册》，1984，第61页。
④《新安县交通局对私人汽车情况调查》，1982年3月17日。收录于：《河南省交通史志资料汇编 运输篇 客货运输分册 上 1949-1982》，1984，第656~659页。
⑤《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83年1月2日。《商业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农机具供油问题的通知》，1983年2月9日。
⑥河南省工商局、郑州大学经济系联合调查组，《关于河南省巩县农民购买汽车问题的调查》，原载《经济学动态》1984年第1期。
⑦陈义凤、赵洪山，《当代北京汽车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第107~109。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第12卷，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第68页。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点击标题可阅读）：
1978：这一年，万千沉默心流，拉开了自由表达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