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地松绑经济, 只会放出更多‘狼虫虎豹’”

阵痛与希望：

中国经济的“破茧”时刻

这是笔者过去两年调研走过的地方。作为观察者、参与者和丈量者，当我书写本文时，眼前闪过的不只是: 一篇篇报告、一排排数字，更有那一座座山、一条条河、一张张脸。

▍ 造成当前痛感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正处于两种经济模式新旧交替的时期

1.转型早已开始，中央对此早有预判和设计

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如今面临的经济转型和宏观调控，其实早在10年前就已开始，目前出现和大量经济问题和调控政策，其实都是这10年来的延续。早在那时候我们已经提出了“三期叠加”的概念，即： 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笔者认为“三期叠加”的核心内容就是发展模式的转型期。也就是从 过去以“土地-地产-基建”为主轴、以高杠杆驱动的重投资、重投放模式日益难以为继， 必须向着更关注产业结构优化、更尊重和培育经济内生动能、更确保杠杆可控与投资效率的发展模式去转型。对此，总书记早已给出一系列指示和论证，试举两例：

《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2017年7月14日）

因此，当前经济形势和相应的政策调控并非是突如其来，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与时代背景，顶层设计的思路是清晰和连贯的。

2.内外因素夹逼导致了本轮转型期的格外漫长

以10年为期而转型迟迟没有完成，有着其自身的历史原因。

这10年内，我们先后经历了城镇化提速，“创新”滥用劣质化后部分业态的野蛮生长与收割，以及在推广减税降费和财政之间的艰难平衡， “两高一剩”及“三去一降一补” 。在经济发展和调整的摩擦日益激烈的时候，又突然来了为期数年的疫情。

我们的外部环境也不平静， 从大背景来看，经济增长缺乏新动能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产业革命迟迟未来， 大批国家的发展陷入停滞乃至倒退，内卷其实也早已全球化，不同国家的“存量争夺”愈演愈烈。而美国掀起的制裁封锁，尤其是贸易战和科技战更是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挑战。

反观国内新增长点的培育，尤其是产业转型与技术突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会不得不对旧模式加以维系甚至间歇性加强。我们这些年的政策设计导向很符合当年反腐时候那句名言： “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经济转型不是一刀切，需要以时间换空间，这是在为新动能留出空间。而为了留出空间，在几次萧条的临界点又多多少少放了一些水，缓解了基层的痛感，却积累了更多的问题，也在后续调整中产生更大的痛感。

近两年部分人群对经济的痛感之所以如此剧烈， 除却美国掀起的贸易战与科技战持续升级，以及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广泛抬头。仅从内部来说，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顶层设计的定力空前之强， 一些以往下行期会采用的措施、会打开的闸门，如今是尽可能地少用少开，乃至不用不开。

在新动能尚未全面成型并承接释放之时，旧有模式也受到调控。某些声音将当前的经济困难归之于监管，总觉得这不够市场化那不够国际化。其实真正的核心点并不在此，而是传统发展模式已在挑战社会的承受能力。

房地产带来的问题已是众所周知， 政府债务问题我之前曾有专文论述，而在地产、城投、财政这三角关系里堆积的大量杠杆，所影响到的范围远超三者，包括但不限于我们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这将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户家庭的财富）、金融资源与社会资本的匹配、相关链条每一个从业者（大多数就是工薪阶层）的收入、必须有偿租用不动产打拼糊口的人们那肉眼可见的租金，家庭居民的腰包以及根据腰包鼓瘪要去谋划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直到最后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口增长情况。

世界银行统计的各部门债务与GDP比率，我们的居民杠杆和非金融类企业杠杆都已先于基本面达到了高收入国家水平，所以社融增速出现一些调整乃至下滑，我认为也无需过于焦虑，这未必是衰退的体现，反而能体现旧模式的出清与新模式的生成。

3.传统模式的不可持续决定了转型没有回头路

在旧有模式下，作为核心驱动的土地财政指导房地产开发，其能够运转维系乃至扩大的基础是最终建成的房子实现销售。而销售成功的关键不在开发商、不在地方政府、不在任何一级监管， 而是要有源源不断的消费者能够心甘情愿地掏钱购买，乃至背负贷款。

当一套哪怕非核心区的房子都能掏空六个钱包，还要背负三十年的房贷；当大批小年轻为了房子的问题情愿不婚不生，为生活质量租房丁克在所不惜；当一大批三四线乃至二线城市在人口流出的时候， 房价却攀升到足以透支未来20年的高点 ；当全国在本世纪新盖的房子已经超过全国户数一大截，套户比已经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水平 ，而人口还在老龄化、生育率出现跳水；当土地财政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出现递减，甚至能让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长远超土地财政带来的收入，部分省份三五年内债务率就能翻番，利息支出都能占到财政支出的10%以上……

当这些画面都在发生的情况下，旧模式又如何能继续得以维系呢？

罗兰贝格在去年2月的研究报告，也以同样的大标题宣告旧模式的结束。

正如世界银行在2022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占GDP比重已远超其他国家， 即使面临疫情的压力，需要动态调整监管，但监管放松后又会重燃投资风险，给未来造成更多麻烦 。

所以不管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与债务问题，或是开发商爆雷、烂尾楼频出这样的社会问题， 归根结底并不是调控，而是过往发展模式本已到头。 试想，如果调控放松，继续出卖更多的土地、堆出更密的楼盘、出现更高的房价、集中更多的金融资源汇集到地产基建、由此让政府、企业、居民三部类堆砌起更高的债务杠杆……为了暂时增长的放水只会在后续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为“饮鸩止渴”再添加一个巨大的现实案例。

相信中央在形势研判中做过更为周密的测算，选择了现在的政策。虽然放松了限贷限购，但某些舆论鼓吹的大面积开闸放水也迟迟没来， 哪怕是在这些舆论中被歪曲解读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其用途其实早有明确规定。

伴随着楼盘建筑工地的减少，少了的不仅是工地的塔吊，配套的路桥馆所与雄心勃勃的新城建设也大幅收窄。与之相关的这一整个链条上的产业、就业、收入必然也会受到影响，最终又传导到消费。

与此同时，我们看看在旧有模式下，土地财政以外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点又怎么样呢？一位很让笔者十分尊敬的业内前辈在这里拉了个提纲：

· 互联网： 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 ，较十年前涨幅超过75%， 增量到头了 ；

· 基建： 主要高速网和高铁网基本完成，摊大饼城建也差不多了， 增量基本到头，后面还有水路改造和局部基建 ；

· 城镇化： 截至2023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 ，与西方发达国家平均70%的水平差距已经不大，且 人口总量下降了，增量也较为有限；

· 出口： 大量产品的产能产量都过了全球半数 ，甚至60-70%， 增量也大大收窄了 。

与此同时，外部市场环境也不甚友好，西方主要大国逆全球化大背景下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仍在持续，还正在从广度和深度扩展。全球经济的弱复苏也影响到我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修复，地区性冲突加剧了原料价格上涨，此外中美经济周期的错位对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利率错位导致利差倒挂扩大，造成资本流出压力。中美通胀错位，美胀中缩也在大环境上影响了国内需求和投资环境。特别是全球总需求的不足同样对我们的外贸形势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上这些不利因素传导到基本面，都进一步放大了已有的经济问题。

数据来源：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世界贸易监测》；Haver数据库；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算。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国家外汇管理局；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算。

从国际收支情况来看，资本外流正在逐步加剧。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Wind数据库；世界银行。

从经济数据来看也能佐证上述情况，我们的名义GDP增速持续低于实际GDP增速，说明有效需求不足，动能有所衰减。 2023年三大物价指数同时乏力，也是过往几十年来较为罕见的现象 。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3%，大幅超过疫情前水平。 过高的消费贡献率，既说明其他过往动能的乏力。 也提示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前景： 如果居民未来就业、收入压力继续受到影响，可能同样会使这唯一亮眼的动力在后续几年被削弱，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 。

这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大背景，传统的投资、外贸、消费都出现了不小的问题，短期内引擎没有之前那么足了。有些人唱衰说中国经济难以为继。是的，如果固守旧模式，我们确实将难以为继。

有意思的是，某些观点对此开出的药方，所谓的市场化、自由化，这个开闸、那个放水，本质上却又是要继续维系旧模式，却对经济发展新动能和产业转型升级着墨甚少，乃至避而不谈，抑或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颇有微词，这就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了。

▍ 新旧转型期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加剧了部分行业和人群的痛感

1.房地产行业调控带来的链式反应

在经济转型调整阶段，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行业，更何况对该行业的波动式调控俨然已是多少年来的经济运行特色之一，以至于有“夜壶”戏称。

图表来源同注释10

目前对房地产调控的微妙之处在于，既不能再放任大规模的增长，推高杠杆和泡沫。却又无法快速实现出清，以便轻装上阵。 只能在发展中缓缓解决。也正因此，房地产无法做到“长痛不如短痛”，否则带来的消极影响会长期向社会传导。

2.土地财政退坡后的财政压力及其连锁反应

与房地产行业走到阶段性拐点互为表里的，便是地方土地市场遇冷，造成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暴跌。

之前笔者在《基于可支配财力视角下的地方债务情况分析》一文中已经测算过各省份可支配财力的构成， 最核心的三项便是税收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2022年以前，这三项收入占可支配财力的比重最高可接近85%，却在2022年以后收窄至77%，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出让收入占比下滑较快，2022年后较占比峰值直接下滑了10个百分点。

这三项收入近年来占比变动如下图所示 。

税收、土地出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占地方可支配财力的比重

2019、2022年和2023年各省宽口径债务率分布

由此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一方面地方财政收入三大支柱之一正在下滑（与此同时，受减税降费影响，税收收入也可能下滑），另一方面债务和付息规模还在扩大，地方财政所受冲击可想而知， 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与质量也会逐步受此影响，与政府采购相关的各个行业也会受到相应传导。

笔者身边一些承接基建工程类项目的民营公司近年就相对紧张，这不只是一两个包工头的事情，建筑工人的工资、建材厂商的生计，连带着从设计到物流再到质检一整个链条上的人吃马嚼，还有总包分包间那复杂的关系……

不仅要想着上顿的钱收没收回来，还要想着下顿的营生向哪里去找，举债的到点银行催债还得想着怎么还。 而且这一整个链条上的民营企业可比不得城投国企们，到点不可能展期不说，如果银行觉得有啥它自我感觉的风险，收回款子后直接不给续贷，那一样会冲击乃至危及自己的经营。身边公务员朋友们也随地域不同有着不等的压力，不仅加薪很难指望，甚至还时不时传说要上缴前几年绩效……

鉴于房地产调整与地方债务消化将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因此上述问题也无法短期内解决，痛感也将持续，直到地方财政找到新的增长点。

由此，在三驾马车的投资领域，前一阶段发展模式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部门：地产企业、公共部门及其衍生的城投公司和服务于基建及配套的国有企业，不仅同时熄火，并且压力正逐渐传导到以其业务作为收入来源的产业链条，最终蔓延到就业与消费，并激化金融机构的债务风险。原来的“火车头”就这样变成了“头车火”。

可还是那句话：如果模式不掉头呢？

火会更大的。

3.对于其他特定行业的调控同样冲击了就业和消费

此外，过去10年经济发展中，还对一些互联网平台、教培行业、伪创新企业进行了调控甚至打击。这些行业规模都不小，有些甚至在发展的早中期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吸纳了相当规模的就业人口。但一旦触发这样那样的原因遭遇调控了，不仅是该企业、该行业的就业会出现问题，而且还会传导到一大批依靠该行业超额收益去再消费的服务行业，冲击随链条传导。

其实针对这些行业的调控也与其他调控脉络大体一致。通观这些被调控的企业，五点至少居其一：在资源引导上脱实向虚、在市场供给上趋于过剩、在服务方向上收割基层、在比较优势上缺乏门槛、在价值输出上暴富炒作。回到上文的“三期叠加”，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如果任由发展，恐怕大量资源错配与随之堆砌的杠杆、扭曲的导向，会让市场先于这些行业的出清而崩盘。

笔者认为，市场的定义权从来不应只定于头部企业一尊，而应该包括广大中小企业、居民（尤其是工薪工农）、公共部门共同参与、相互作用的市场。市场也不能简单与“放开”、“自由”画等号。我们甚至不用去推演，就看那些说着“市场化”那么欢实的所谓富国，最后带给老百姓的又是啥呢？

BBC记者詹宁曾写到“对撒切尔夫人的死，会有超过50%的民众欢呼！”对比这张联合国的官方认证，就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尊重“死者为大”的群众游行了。

所以，房地产行业是没法“长痛不如短痛”，但对于某些服务业的畸形发展，那还真必须“长痛不如短痛”。

4.外贸的局部冲击也会在特定范围内加剧痛感

近几年外贸行业可以说是形象地诠释了何谓“大洋暗涛”，从外贸数据来看，虽然有一定的增幅波动，但是整体的进出口和顺差规模还是在放大的，且结构日趋优化（这会在第四章展开）。

可以说从宏观来讲我们经受住了贸易战和所谓“产业链外流”的挑战。但是就像风和日丽的大洋总有看不见的暗礁暗流，如果细分到国内特定行业、以特定国家为主要贸易对象的特定区域、特定城市，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像以欧美日韩为主要出口对象、并对这些国家开展来料加工的外贸城市，在贸易战中就很容易受到冲击，近几年还叠加了汇率、疫情、部分外企流出等负面因素，导致这些城市和产业受到冲击。

以苏州为例，该市外企加工贸易的依存度高达120% ，导致近年的产业结构和出口承压。2019年至2023年苏州的出口额仅增长了10.43%，在30强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 。作为长期蝉联全国GDP规模最大的地级市，2022和2023年增速更是连续两年全省垫底。

此外，在旧有模式所造成的发达地区土地和租金和人力成本高企，也会导致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了平衡区域发展，国家也会支持加工贸易向中西部、东北地区转移 。这样客观上也导致了沿海地区相关产业的进一步承压。而最终这些压力都会传导到从业人群。这纸面上的数据箭头往下探探，就是多少从业人员生计的困扰。而且由于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更大，关注度更高，舆论效应更强，也会造成负面感官的放大。

▍ 产业、技术、市场、模式四组关系的摩擦，制约了新动能的形成和释放

当前经济基本面所遭遇的困局，展现到现象层面，那就是新动能尚未承接旧模式，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既制约了工业制造的景气，也不利于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在生产和消费环节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低迷，且预计还将继续持续相当一段时期。

图片来源：《未名宏观：2024年6月经济数据预测-有效需求不足，政策有待进一步发力》。

在现象的背后，则是经济基本面与市场各参与主体，在产业分类、技术层次、目标市场、以及市场模式和对应策略这四组关系中，存在一系列摩擦和矛盾，制约了经济新动能的形成和释放。下文分别列举之。

1.第二产业的升级还在楼梯上，第三产业的现状却接不动人下来

我们追求的实体经济新动能，所对标的行业首先就是技术密集型。从长远来看，这些产业都是能争夺市场主导权和品牌定价权的，是最能够取得超额收益的。 但从短中期来看，有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当产业升级向技术密集型过渡的时候，第二产业对就业会有挤出效应（甚至如果是应用了密集技术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也会衰减）。而第三产业本该是这类被挤出的就业人口的最佳承接方。

可是当前的现状就是，上文中我们出于长远发展的考虑所调控的一些行业，大多都是第三产业，由此导致现阶段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矛盾，本该吸水的自己都在流水，又何谈承接？于是，宏观大势上有个“三期叠加”，而就业形势这个分战场，都有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叠加之势。

面对近年来产业升级和就业承压，第三产业却并没有保持增长态势，反而在来回拉锯（见下图），就业“蓄水池”并没有发挥出来。不少朋友对经济的体温触感，自然就温不到哪里去了。

疫情前后这几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管是规模还是占比，都处于一个反复拉锯的状态。而且由于三产行业特殊性对统计口径的扰动，真正全职的三产就业波动恐怕会更大。

2.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一刀切，导致政策执行和资源配置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上文已经提到了向技术密集型升级的问题，其实在现实层面， 技术和劳动密集型并非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宜简单切割。 劳动密集型也可以有技术，也可以走高端。最近曾在分析印尼加征关税的文章里对此有所论述：

笔者当时写的还主要是农业和轻工，后来又在脑子里复盘了一下走访过的客户，重工行业依然是如此。对于人们印象中五大三粗、来料加工的，不管是工艺改善、链条拓展、产业循环、绿能供应等等维度打通以后，能单纯说只是劳动密集么？

但在现实操作上，我们上一阶段在执行过程中，部分地区对此可能是有一些偏差的，出现了 “腾笼换鸟，老鸟死了，新鸟没来、笼中空空” 的情况。这些年走访各地，时不时会看见一些被腾空的巨大产业园，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来到了自贡或蒙大拿的大型恐龙坟场。身边也有一些企业家朋友，甚至是地方国企，笔者亲眼看着他们本是为了产业链的正常拓展而做的投资，当年在面临“两高一剩”认定扩大化后受到怎样的冲击，又怎么咬着牙去克服时艰。

这样的现象在2016年以来，在全国尤其是北方部分地区并不罕见，出现了不少腾空的传统产业，结果又遭遇到了疫情……这些地方的群众体验也就可想而知了。

顶层设计对现实的理解，具体执行对设计的理解，连同现实对决策层、执行层作反馈的时间差，层层叠加之后，就会出现一些结构性、周期性的问题，在本来就经济增速换挡时还影响到生产、收入与就业。

除了政府监管，影响资源配置的还有金融机构的支持偏好。很多金融机构，特别是属地化经营的，不乏优秀的业务人员，对于属地内的产业结构、运营模式、上下游关系、区域乃至全国的影响如数家珍。但是问题就在，很多业务的推进并非业务团队自己就能决定。

不管是政策制定也好，还是金融机构中后台推导风控模型、设计金融产品也罢，如果不能深入走向地方、扎根企业，只在办公室里通过几份PPT、几张现场照去推敲，它就不可能去了解基本的产业运作逻辑，又怎能指望设计出对标行业的方案。更何况这背后还有对试错成本担当的算计。

于是，一部分本该作为实体经济润滑油的金融机构，就把业务抽象成了选择优质抵押物和股东方的资金搬运工，可这样的优质企业在市场上终归是少数，却云集了大量意向资金之后，就出现了“标品卷非标、股份卷小行、五大卷股份、最后政策行和低利率特别债来了一锅端”，拼业务搞成了拼牌照，出现了大量资金空转，同样产生了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最近某位老师还对金融行业降薪作了如下表态，笔者认为很值得商榷的。 金融业与制造业各有含金量，不是非要高精尖的制造业才有“知识的含金量”， 这两个行业没有也不该有高低贵贱。恰恰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偏差，导致了第一章写到的严峻局面，让如今的形势更加严峻，改革阻力更大。 当然，他有一点说得很对，薪资应该按照知识水平来确定，而不应是牌照、平台甚至所属行业。

3.双循环的宏大前景可期，但内外市场的节点问题尚待克服

如果说上述两点分别对应了新旧动能转化中的产业分类和技术分层，那么这一部分的关系就对应了市场维护与开拓，这也是我们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如何能稳定创收的关键环节。

内循环部分，从理论上说，前景应该是很广阔的。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就是构建上能立足内需，供给上能畅通循环，围绕这一组基本的供求关系，在新旧模式转换的大背景下合理安排破立的节奏。大道至简，但精耕甚难。 我们目前在构建国内大循环、大市场遇到的阶段性困难，就是在“供求破立”四字上遭遇到了全方位挑战。

首当其冲的就是内需受到了影响，“生产-就业-收入-消费”这组关系是有走向通缩螺旋的趋势的 。工业企业盈利和制造业景气水平边际回落，工业企业的市场和盈利缺乏保证，也会影响到产出。供求关系不畅，物流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在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存量内卷的发展中，各地政府保护主义就有可能抬头，又会影响到“循环畅通”的基本要求。

而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面，传导到上层建筑的信息如何被甄别，如何去理解破立关系、安排破立节奏、并确保在实践中不走样，也都是知易行难的问题。 “一管就松、一放就死” 的问题这几十年来也是屡见不鲜，这些都对方向引导和精准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节奏调整的过程中，基层感受到的震荡与徘徊也会非常强烈。

开拓海外市场，并且提高自身在市场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国家发展到如今这个水平的应有之义。这又分消极和积极两个角度，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卷不动国内就得去卷国外，在国内具有强大生产能力，而市场容纳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必然要打通外部市场。

从积极的角度考虑，便是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去构建一个符合当前发展阶段与综合国力需要的外循环体系。我们不只是供应商品，而且还输出产业，并能和对象国共同构建产业链条，反哺于内循环。 在打通这一条条内外链条的基础上，去推动实现我们在当地的利益与地缘战略，由此又反哺于这套双循环机制，使其更加稳固。我们现在的国力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能力是有，但在具体的操作环节就会遭遇挑战。 对于相对发达的国家，它们也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而且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习惯了占着优势产业向全球剥削超额红利。对他们来说，随时可以为了切身利益撕下“自由市场”的面纱，各种制裁与围堵随之而来。 相关套路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在打压中，由于西方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还会导致如第一章列举的资本外流压力。

对于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一样可能产生矛盾，我们在基础工业上的优势太大了，很容易就会冲击到他们的工业。 就仿佛近代英国布匹冲击长三角乃至长江腹地的土布手工业一样。更何况就像上文提到印尼的加征关税意向，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美国带头打贸易战后，很多身陷战区内的产品供应转战到人家这里，不仅价格被打下来了，还每年都给印尼都造成了十几万几十万的失业。

我们很难在经济学教科书里看到对此类问题的解决方式，这已经构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各国都有独立发展工业化的权利，我们如果一味兜售“比较优势”理论、或者以势压人，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如何阐述？ 我们和广大南方国家，尤其是当前在东南亚和中东这两个利益高度复杂的地区铺设地缘战略两翼的进程，还能否取信于人、有序推进？

这都是涉及到长远根本的大问题，而为了这些大问题要做的迂回、调整，也会变成焦灼的痛感，反作用回国内的相关行业与从业人群上。

4.新模式尚未成熟，旧模式就无法出清，阶段性共存也会带来阶段性摩擦

这既是一个现实基本面的问题，也是我们所要采取的策略手段问题。上文提到的三组关系，反映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培育、转化、赋能、扩展、供需、破立、内外这些环节都遭遇到一些阶段性、节点性的矛盾。

此时理想状态中新动能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就会在现实层面大打折扣。为了要保持基本的增长和就业，我们不可能对旧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态度。要用，又要有限度，这就又产生了矛盾，处处考验着政策制定的对立统一，与经济基本面的承受能力。

这个问题不是近年才有的，可以说从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2014年以来，我们已经反复面临这个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把旧模式的边际效益一次次推向了历史新低。

还是以房地产举例，走到现在这一步，不可能直接一竿子出清，“保交楼”得做，地方政府收楼做保障房也得做，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企业的有条件续贷以便把一些涉及民生的项目完工，这也得做。但要是做过了限度，再来一波放水，可能就真要产生系统性风险，不仅是全产业链的爆雷，连带政府信用与居民最核心的资产定价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这样的“精准滴灌”不仅是考验政策设计与执行的精度，也在考验大众特别是行业利益相关方的心理。 饿着时候能吃到一小口，反而更容易形成负反馈，这不仅是经济学分配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再譬如地方政府这几年为了保增长，确实也承担了很多，积累的债务率上文多次列举。在前期杠杆还没消化完，马上又要安排一部分超前基建，而在安排中还要按区域发展水平分类，譬如要“经济大省勇挑重担”——可正如上文所列，经济规模前五大省份，同债务规模与债务率的前五大省份，有4个是重合的，这里面该怎么协调？

此外，今年初国办已经叫停了12个省份的非民生必需类基建。这样一来，不仅压给其他省份的指标会增多一些，在过往基建已经和政绩相挂钩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叫停省份的积极性、开发新动能、树立新的政绩观，也成了一项不小的工作。

更何况在开停之间，可还涉及着大批就业。而在增量乏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很可能去剑走偏锋，再举起补税、涨价、罚没这样的大旗，做多了更会导致恶性循环。

而上述这些关系，它们对应的结构性问题，最后汇成一句话：市场在哪里？收入在哪里？增量在哪里？只有回答清这个问题，企业才敢扩大生产，居民才敢扩大消费。

而这，既是矛盾与困难汇聚的焦点，却恰恰也是我们当前经济突出重围的破局点。

▍ 华山一条路，且看新动能破茧成蝶

1.路径选择之辨：我们已只此一途

针对当前经济的破局，有一些观点开出的药方，汇总起来主要是放松监管、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投资和国债规模、缩小双轨制差距、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这些话本身是不错的，但过往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在不触及经济基本面情况下的放松与投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对过往发展较为依赖但又该出清的行业，做了一波放水，为后世积累下更多的问题。说白了，这些都是手段，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要打造怎样的一个基本面来承接这些手段。

有句老话叫“华山一条路”，专门形容只此一途的攻坚克难。 我们在上文依次展现了新旧模式交替的现状、带来的冲击、旧模式的难以为继，而新动能在规模、技术、市场与模式存在的欠缺，导致新旧动能转化中尚且不能完全接续，由此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对当前的局面，俨然已无第二条路好走，上段提到的舆论场上这些深化改革、放松监管的讨论，最多只是“矢”，但“矢”要有“的”才能放，动能以及由该动能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真正的“的”。

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是需要场景的，改革不是喊口号就能改的；市场化也不是放松监管就能成的，否则在旧模式的老路上只会持续空转，加剧矛盾与动荡。如果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明确清楚， 盲目的“松绑”只会松出更多狼虫虎豹，这在当代经济史上早已屡见不鲜，有多少破坏市场的行为正在打着市场化的旗号大行其道。

所以，真正的前路正是新动能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并以此为牵引迭代企业和市场，带动生产关系的有效调整。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对于我们来说，这条路虽然很艰巨，意味着经济发展在这个节点已经没有了可以完全参照的成熟模板，真的要从赶超转为引领。但是我们有着向此突破的雄厚条件，也积累了一些前期成果。我们正在做一项前无古人但又充满希望的工作。

2.经济破局的基础：雄厚的实体经济底蕴，且仍在持续升级

从大面上讲，我们有着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们的高新科技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被戏称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所剩无几”。

我们有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受教育产业大军，有着产业革命准入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我们有着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债券市场尤其是政府和城投债券多以境内投资者为主，而股市更是做到了和基本面发展的长期偏离，在攻坚克难时反而有了负负得正的黑色幽默。

更重要的是，我们同时兼备最大的生产制造基地、最大的消费市场、最庞大的工业化人口和消费群体，而由此产生的供应链、开发场景、更新改造又能为供应链金融、开发性金融、绿色金融提供源源不断的场景，加速实体经济的发展并确保金融行业在脱虚向实中不断发展，二者良性循环。

这些都是我们不可替代的优势。

这些方面并非空口说说，是有扎实的统计数据的，这里就不再详细铺陈。这里只展开提一下和制造业有关的一些数据， 首先就是制造业的血液——电力。 近来围绕发电和GDP的讨论也比较热烈，考虑到篇幅，这里我们暂不展开相关话题，只单以我们国内情况来说。

2023年的发电量是2014年的1.67倍，是2019年的1.24倍，在疫情期间仍保持每年3-9个百分点的增速。同期装机容量则分别为2.15倍、1.45倍。这背后正是庞大的生产生活需要，是经济基本面扎实的表现。 更为突出的是这十年来新能源发电的异军突起，火力发电占比已由2014年的75%下降到66%，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而根据中科院和世界可再生能源协会的测算，相对分散式的新能源电力行业将比传统电力净增更多的就业岗位，预计到2035年净增额可达400万。

仅仅一个发电数据，既是制造业仍在扩张的缩影，也记录着能源行业的迭代升级。

目前来看，我们的制造业依然保持强大的增长势头，规模以上工业年增幅在过去5年是2%-6%不等，且大多数年份私营企业增幅超过总体增幅1-2个百分点，直到疫情高峰的2022年才开始低于整体水平。

高新技术与装备制造业的增幅每年超过规上整体增幅2-5个百分点，二者增幅占规上增幅的比重已由2014年的40%到2023年近50%。高技术产业投资更是以每年超10%的速度在增长，个别年份更是达到了17%-19%。 而且为战略性行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除了2022年增幅仅有4.8%外，近年来其他年份的增幅都达到了7%以上，2019年达到12.7%，2021年达到16%。这充分展示了制造业量与质齐头并进，并能对服务产业提供强大的牵引。

当然还不够，还要更大些。

在做这个话题的搜集测算时，笔者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 可供一窥实体经济的蓬勃生机。这又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房地产。 在房地产2年内下滑25%的时候， 建筑业总产值却由2021年的29.31万亿元增加至2023年的31.59万亿元，增幅近8%。

颇为有趣的是，同期竣工面积虽然有5.56%的降幅，但新签约额的增幅已达到3.33%，并且2年内厂房及相关建筑物的竣工面积增幅达到了23.64%，接近25%（同期住宅竣工面积的降幅为13.34%）。房地产总投资与厂房竣工面积，同一行业两个方向一降一升的两个25%，为“脱虚向实”提供了又一个生动注解。

3.作为经济破局的动力，高新技术的突破与转化已经来到大反攻的前夜

近年来，中国的高新技术突破不断，战果正日益扩大。以“卡脖子”行业为例，不管是官媒报道还是业内研究都指出，我们已经将35项攻破了20余项（至少在相关大类上实现国产替代突破） 。

中国的科技进步已是外国权威机构和主流媒体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美国nature对于中美两国各自排名在世界前10位的领域做了个对比，结果发现已从早年美国的全方位碾压变成了各有千秋。 中国已经在物理化学、材料工程、有机化学、大分子与材料化学上实现了赶超，而原子、分子、核、粒子和等离子体物理也在接近美国。

据统计，在诸多科研领域，都已经稳定形成了中美最多再加德国的前三排位次序，而中国的研发投入更是达到了35%，位居世界之冠， 欧美加总之后也只比中国高出5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7.3%，更是大幅领先欧美（美国4.3%，欧盟5.1%）。中国在技术领域的赶超引领态势，正日益见诸全球各大媒体的报端。

2015-2021中美德英日五国可研贡献份额变化和2021领先学科分布图

罗兰贝格整理的中国技术产业优势分布图

世界银行整理的2022 年上市公司隐含利率，可以清楚地看到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中，融资成本也相对可控。投资规模还在扩大，但融资成本却轻了，这是一种与以往高杠杆驱动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

数据来源：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据其统计，从2008年到2020年，中国先进工业产值增长了177%，是美国78%的两倍多。

而上述这些，与第二节的产业规模相结合时，又将爆发什么样的能量呢？这个问题华为知道、大疆知道、比亚迪知道，大量闷声干活、各行各业的隐形冠军们知道，我们未来的历史也会知道。

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行业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如同一条河流，汇聚起来将会是一片浩渺的海洋。制造、运载、电子、服务装备必将全面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生产、组织和产业形态都将赋予社会化大生产以新的内涵 ，而这一切有个响亮的名字： 新型工业化。

PPT来源：周济：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2024-4

4.产业之间的互联与整合正在深化，为经济破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场景

很认同这样一种说法：驱动我国创新发展的底层逻辑在于，利用并拓展了我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让超大规模的产业与配套基础设施与超大规模的人口和需求结合起来，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市场场景；而场景的形成与发展又带动企业及其配套实现更大规模的扩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而在此过程中，不同的产业和场景联动与融合的趋势也在加快，达到了1+1>2、10+10>100的效果。

这几年，笔者在国内差旅时明显感觉到，在不少领先的企业中，哪怕是细分行业中的隐形冠军，产业类别与行业壁垒正在被打破，一二三产的界限正在模糊。而如果这些企业是能够带动周边的，又能将一串企业都代入这种互联互通的新模式之中。

就以农业加工企业来说，种植养殖环节无疑是第一产业，但企业自身或协同自己的养殖户去革新养殖技术，从养殖方式到气候水文乃至实时监测里，这其中已经出现了高端制造业的身影。而当他们要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深度的开发，从最基础的罐头食品直到萃取营养物质形成的高端补品，并且要大面积来料加工时，这无疑已经成为了标准的工业化社会大生产。而当产品形成，营销推广之时，早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发售与地推，可以和不同的电商平台来接入推广，还可以借助后者的大数据算法来调适改进。

更有甚者，对于那些达到相当规模的种植养殖企业，他们甚至可以将承包的农场在种养之余，用来开发生态文旅，采摘、垂钓（甚至出海海钓，甚至都有自建的小船厂）、农家乐、亲子游……创造额外的营收。

而在它的更外围环节，新型的产品筛检、冷链保鲜、物流运输、交通调度、环境监测……也正铺陈一个环环相通的大循环。就这样，通过技术取得的效率提升、超额收益与通过自然禀赋所具备的场景搭建潜力，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极大地促进了企业本身与行业属地业态的迭代与提升。

这已经不是一两个孤例，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或多或少展现出这样蝶变的产业集群，有些技术我们已经世界领先，至于规模我们更是独一无二，由此构成了一个宽广的产业场景。这正是祖国的经济给予我最为震撼的体验。

仅以轻工行业为例，据统计截至2023年已形成281个产业带，这些产业带的覆盖往往是全镇乃至全县，分布如图所示。

各省市自治区的产业带个数。图表来源：沥金&腾讯广告&中轻投资：中国产业带发展报告，2023-11

5.消费市场历经考验，但依然前景乐观，预期能为破局提供强大支撑

而中国技术进步很重要的依托，便是庞大的消费市场，《哈佛商业评论》甚至将数以亿计的消费者，视作是中国创新生态与全球竞争力无与伦比的一方面 。

虽然遭到疫情封控的影响，整个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还在以较快速度增长，2023年的总额分别为2014和2019年的1.80倍和1.15倍。其中住宿餐饮收入总额分别为2014和2019年的1.90倍和1.13倍。 旅游行业虽然仍有待修复，至2023年境内旅游收入也恢复到2019年的近75%，是2014年的1.32倍。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正在遭遇一定程度上的消费降级，但是在这些非必需品上的活跃情况，也可以佐证消费基本盘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