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额财富拥有者和中产阶段，由从事房地产和投资住宅所形成的比例，要比其他国家高得多。
原标题《周天勇：外国人办企业致富，中国人炒房致富》作者：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来源：新浪财经；本文仅反映作者的研究和学术观点，不代表见闻立场。
这次时间较长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其中的两个深层次原因是人口增长下行与老龄化，以及城乡较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从2003年和1998年从8%的经济增速掉下来，从1960年和1950年经济开始高增长计算，分别高增长了43和48年，高增速下来那一年其人均GDP分别是名义汇率12000美元和14000美元。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从8%掉下来时，2011年的人均GDP只有5447美元，掉下来那年相差太大。而且我国经济高增长时间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短了10-15年。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一是人口增长速度下行和老化。中国2015年时，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1.05，人口增长率5‰，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到了16 ．7%，0到14岁人口下降到了17.7%；美国人口生育率为1.84，增长率为7‰。0到14岁人口比世界平均水平低7个多百分点。我们人口结构中1到44岁人口，比正常情况少了2.17亿，其中1到22岁的少了1个多亿，23到44岁的少了1个多亿。也就是少了1个多亿结婚生子、扩大日常消费、租房买车、创业创新的经济主力人口。
我发现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的现象。我的推导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到2 ．1以下，如果没有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自然增长率将下降，其滞后20年左右后，当年生育的人口要进入工作领域，成为产出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投入要素；而工作获得收入后，其将变为有收入和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人口。
因此，当这部分人口持续收缩，导致人口增长曲线下行，学术语言为边际总需求不断收缩，而原有的生产能力出清总有一个滞后性，所以发生了持续的生产过剩。也即不断收缩的总需求，对原有的供给能力形成不断地要求供给也相对收缩的压力，导致常态性的生产过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要从人口从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型长周期中，考虑人口增长边际下行，形成的边际总需求不断先于总供给萎缩，去认识这次经济下行的内在形成机理。在总需求不断收缩要求总供给不断出清的条件下，萨伊定律也失去了成立的条件。实际是市场经济环境中，生育抚养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导致人口的生育率严重低于下一代人口对上一代人口平衡替代，发生了严重的失衡。是一种市场失效。加上中国实行了生育的行政干预，人口增长速度下行的曲线更陡一些。
另外，从人口结构上讲，老年人越多，其收入的消费率就越低，中青年人越多，家族抚养的子女多，收入的消费率就高。而且当生育率在1左右时，老年人遗留给社会的房产、汽车等，又成为相对较多的供给物，使供给更加过剩。从生产成本看，越来越多的养老金，要进入产品的成本，使产品的竞争力也会下降。因而，人口结构老化也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重要原因。我们也构建了揭示其机理的这方面的数理模型。
人口下行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我们已经从数据求证，以及以经济学方法揭示其影响机理，想推翻这一观点，我认为可能难度较大。
财富收入向上流动集中向国民经济传导过剩和增长下行压力
第二是财富和收入向上流动集中传导的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在许多发达国家中，财富和收入向上流动集中是由投资和办企业、资本集中集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造成的，但中国比较特殊的是，财富收入向城镇流动集中，财富收入差距是由城乡户籍、土地、不公平的公共服务造成的。
中国巨额财富拥有者和中产阶段，由从事房地产和投资住宅所形成的比例，要比其他国家高得多。从中国基尼系数的结构看，城镇居民内部的水平并不高，农村居民内部的水平也不高，可是将两部分基尼系数合并计算，就高出很多。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贡献了中国基尼系数的60%多。
财富收入向上流动集中向国民经济传导过剩和增长下行压力的机理是这样的。由于资本集中和技术进步，资本越集聚和人力资本越高端，财富收入越向上流动，高财富收入阶层收入的边际投资率高，但是，消费人数相对少，收入的边际消费率低；而普通阶层，特别低财富和收入阶层，收入的边际投资率低，可收入的边际消费高，但是，财富和收入较不向下流动。循环往复，造成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出现生产过剩，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就业机会减少。
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土地低价向城镇流动，城镇土地房产价格暴涨，使财富收入向城镇房地产商和有房及多套房城镇居民流动集中，财富溢价很快。而城镇居民财富收入的边际投资率高，边际消费率要比农村居民低，使住宅供给能力和其他生产能力趋强，而农村居民财富收入水平低，虽然其收入边际消费高，但是，收入水平差距要比城镇居民大，消费的支付能力不强和不足，结果是中国特有的制造业生产过剩，居住性房地产供给过剩，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对此我也用经济学的方法推导了一系列模型，揭示其形成的经济机理，也计算了大量的数据，要从学理和数据统计推翻这一结论，估计也很难。
我做了这样两个经济学研究的工作，即将人口变量因素纳入经济分析，时间上扩张到长周期，用转型和边际的分析方法，揭示了人口再生产收缩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摆脱以往宏观经济学总量分析的方法，将结构分析纳入其中，观察财富收入向上流动集中，通过不同人群阶层的边际投资率和边际消费率的不同，传导给生产能力投资、供给能力形成、总供给水平，与有支付能力总需求间的相互变动，以观察生产过剩的形成和增长速度的下降。简而言之，就是将长周期、人口变量、转型和边际分析法、结构分析法引入宏观经济分析的过程中。
结论是：一、中国目前的经济下行，不是如传统供给学派认为的总供给方面的问题，而是总需求不足。但是，这种总需求不足，需要从供给侧着手，配合少部分需求侧的财政政策加以治理。二、不是传统供给经济学派说的，简单肯定和重回萨伊定律，因为市场机制在人口再生产方面的失效，导致人口下行时总需求收缩不断形成要求供给出清的压力，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已经失效。
促进供给侧经济结构向有利于就业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方向转型
治理方案是：首先，供给侧为主的经济政策。一，与传统供给学派普遍主张减税政策不同的是，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的精准减税政策。即对就业贡献率大，劳动者参与率高，可以在创造财富时获得收入分配的企业，如中小微、劳动密集、能容纳更多就业的技术、民营等方面的企业，按照就业和增加值中劳动及人力资本分配比例标准来设计减税方案。
二，新供给学派的政策工具不排斥需求侧的财政政策，但是，原来扩大投资基建的支出，应当向扩大和转移消费需求的方向调整，如20世纪80年代时基建投资40%转化为工资，而现在由于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只有15%到20转化为工资，投资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边际递减。因此，在中国，财政应当扩大诸如教育支出等，降低家庭的教育成本，让进城农民工的子女平等地到城市中就学，减少留守儿童，这就是扩大消费需求，平衡生产过剩的重要方式。
三，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年化，生育率已经严重偏离平衡再生产的水平，这既是后来市场机制在人口再生产中失效的表现，也是政府干预生育的后果。因此，需要由政府来补救和校正。即扩大财政在托幼等低龄阶段公共服务的支出，加大公租房的建设，抑制房价水平，使其与收入水平相适应，以使生育抚养子女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下降，使人口再生产逐步地恢复到代际平衡的水平上。
其次，因为我们的目的是生产能力平衡过剩，促进供给侧经济结构向有利于就业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方向转型，需要特别注意的，坚决不能再继续向着集中集聚等不利于就业和劳动者收入增加的方向调整，更不能向财富收入更严重向上流动和集中的方向调整。产业组织结构上，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要素结构上，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所有制结构上，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产业结构上，促进和放开服务业的发展；技术和就业的关系上，促进多增加和扩大就业的企业发展；就业方式上，要促进就业的多样化，特别宽容和鼓励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再次，强力推进供给侧体制改革。降低交易的体制成本，提高体制运营效率，改善营商环境，创用结构主义思路和途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平衡生产过剩，抑制经济衰退。在发达国家，由于多年顺着凯恩斯主义思路安排，政府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越来越多，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加强，各种规定和程序在增多，行政体制扩大和强化，办事效率在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在发育或者完善之中，一些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转型国家，管制的色彩较多，体制效率较低。因此，供给侧的体制改革，都是其搞活经济、增加就业、扩大需求的重要内容。
最后，对外经济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各国收入水平不同，发展时期不同，人口转型阶段不同，生产供给能力与潜在的消费需求存量和成长性不同。特别是全球南部，是人口增长上行期，生产力水平较低，需求潜力较大，北部人口增长下行，生产能力较强，但是生产过剩和相对需求增长放慢。因此，成本比较优势、需求成长优势、人口上行优势、生产能力优势、成本比较优势间需要重新组合。供给与需求，要在全球范围内平衡。坚持经济全球化、投资贸易自由便利化不动摇，合作共赢，抑制全球性的衰退和经济下行。因此，上述思路和对策，是中国解决全球性生产过剩和经济放缓的新供给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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