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自己童年时候的样子么？
也许你已经有些淡忘了，也许是这样的。
搜集了数十名学人的童年萌照。
那么问题来了，你能认出多少？
学者名录
(持续更新中，欢迎补充)
余英时、李泽厚、何兆武、许倬云、章开沅、
张光直、钱理群、杨小凯、易中天、王小波、于光远、钱学森、陶哲轩、张爱玲、许良英、吴健雄、冰心、陈寅恪、费孝通、梁思成、林徽因、李敖、启功、汤一介、罗素、宗璞、白先勇、齐邦媛、波伏娃、梁漱溟、维特根斯坦、傅雷、杨宪益、余秋雨、吴敬琏、阿伦特、高华、汪丁丁、聂华苓、杨振宁、史铁生、周汝昌、约翰·纳什、弗里德利希·冯 ·哈耶克、约翰·冯·诺依曼、朱嘉明、屠呦呦、杨牧、陈丹青……
余英时（1930.1.22-2021.8.1），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1950-1955年，余英时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开创性研究，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
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
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
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李泽厚：“孤独地度过一生”
李泽厚（1930年6月13日－2021年11月2日），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逝世，享年91周岁。李泽厚生于1930年，上世纪80年代出版《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中国思想史论》等书，成为许多人的美学启蒙读物。
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如果有人鼓动，我们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现在之所以不能搞议会、多党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一定优势胜出。这是非常危险的。
张光直：番薯人
张光直（1931—2001），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1931年4月15日生于北京，2001年逝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43-1946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著有《古代中国的考古》《番薯人的故事》等。
1895年，大清帝国与日本打了一个大海仗，输得一败涂地，被迫将台湾岛给予日本。从此，台湾岛上的居民便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叫他们自己为“番薯人”。我父亲就是一个“番薯人”，他在1924年从台湾到北京念大学。
左图出自1949年电影《三毛流浪记》，钱理群先生在电影中饰演“笨孩子”，一个富家少爷角色
钱理群(1939—），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心灵的探寻》《拒绝遗忘》《周作人传》《精神的炼狱》等。
“先父钱天鹤先生是中国现代农学先驱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一九四九年以后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
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祭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象，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钱理群
何兆武（1921.9-2021.5.28），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等。
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许倬云：活在中西两个文明系统之间
许倬云（1930年9月3日－，阴历为7月10日），生于中国福建厦门，祖籍江苏无锡，历史学家，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学贯中西，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其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现在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而世界上诱惑太多，今天我们的生活起居里，有多少科技产品，这些东西都不是家里自己做出来的，都是买的。今天你没有金钱，你不能过日子。必须要过这种生活，就不能独立，既然不能独立，你就随着大家跑，大家用什么，你跟着用什么。
易中天(1947年2月8日-)，毕业于武汉大学，现任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高等研究院院长，代表作《艺术人类学》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多部著作被译成外文，曾多次担任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
前排左一为易中天
中国人是这样的，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这就是中国，矛盾复杂。
——易中天
杨小凯：求教牛鬼蛇神 试问中国向何处去
杨小凯（1948—2004），原名杨曦光，著名经济学家。曾因《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入狱十年，在狱中向狱友交流学习自学成才。在经济学领域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著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牛鬼蛇神录》等。
杨小凯全家福（前排左一母亲陈素；前排右一父亲杨第甫，曾任湖南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必然不能让在这片地盘上发生的各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逝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目睹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知众人，由于我的魂永久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共同。
——杨小凯
章开沅（1926.7.8-2021.5.28），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生于安徽芜湖。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2015年任武昌首义学院（原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荣誉校长。
给学生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就要允许失误和失败，老师不要把学生变成自己的影子，亦步亦趋，而是要鼓励学生超过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导师与学生是平等的，不要趋同，没有禁区，学术资源要与学生共享，学生也可以批判老师，不敢挑战权威的学生是没有出息的。
许良英（1920—2013），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科学家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译有《爱因斯坦文集》《爱因斯坦论犹太人问题》等，2008年获“安德烈萨哈洛夫奖”。次子为经济学家许成钢。
我要做一个人,做一个真正的人。这个人所有的德行都应该有,做一个人格比较高尚的人。
——许良英
王小波（1952—1997），作家。著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王小波妻子为著名学者李银河。
王方名（第二排右一），王小波父亲，原籍四川省渠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逻辑学家。
小波这个人非常的浪漫。我认识他之初，他就爱自称为“愁容骑士”，这是堂吉诃德的别号。小波生性相当抑郁，抑郁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生存方式；而同时，他又非常非常的浪漫……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和交往。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只唱不完的歌。”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抵挡如此的诗意，如此的纯情。被爱已经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而这种幸福与得到一种浪漫的骑士之爱相比又逊色许多。
——李银河
陈寅恪（1890—1969），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其诗云：“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龙YT：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
龙YT，1952年生，台湾作家、文学学者、政治人物。1985年出版处女作《龙应台评小说》，后有杂文、文化批评、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多种作品，如《野火集》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言行遍及华人地区如两岸三地、新加坡，以及德国等地，产生一定影响。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你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
费孝通（1910—2005），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
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认错了人。
——费孝通
于光远：“我决不浪费时间”
于光远（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原姓郁，名锺正，男，上海人，中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什么是治学，什么是学者和学者应具备的特殊素质。治学态度的第一条是独立思考，决不盲从，只服从真理；治学态度的基本点是求真；为了求真，切莫文过饰非，要务实，要防止自己的研究成果异化。方法是什么，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是根本方法，掌握以下方法，做个不断追求的人。
梁思成（1901—1972），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梁思成为梁启超的长子，夫人为林徽因。
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
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梁思成
林徽因（1904—1955），建筑师、诗人、作家。
梁思成妻子。
著有《你是人间四月天》《莲灯》《九十九度中》等。
哲学家金岳霖在其葬礼上题写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陶哲轩：天才数学家
陶哲轩（Terence Chi-Shen Tao，1975年7月17日－），华人数学家，童年时期即天资过人，24岁成为UCLA数学系终身教授，31岁获菲尔兹奖。
目前主要研究调和分析、偏微分方程、组合数学、解析数论和表示论。
人们很容易陷入工作中的细节而忘记正在做的工作的目的；所以人们应该常常停下来回想为什么自己在追求这个特定的目标。例如，如果你正试图证明一条引理，问问你自己——如果证出来的话，那可以怎么用这条引理呢？引理的哪個部分对你最重要？较弱的引理是否足够？引理是否有更简单的形式？是否值得尝试去掉引理中的一个假设，应用中这条假设是否难以满足？
李敖(1935—2018)，时事批评家，台湾作家。文笔犀利、批判色彩浓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而救世”，有《北京法源寺》《李敖有话说》《红色11》等100多本著作，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
“尊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现在我死了，就像我曾经反复提到的，无论是批评我的，还是赞扬我的，肯定都逃不过一个命运，那就是想我都会想疯了。我实实在在地活成了我所说的“死活人”。虽然我的肉体死了，但我的幽灵在到处游荡。
——李敖
吴健雄：被忽视的“物理学女王”
吴健雄（Chien-Shiung Wu，1912年5月31日－1997年2月16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在核物理学领域卓有贡献，其在实验物理学方面的造诣常令人将她与玛丽·居里相提并论。吴健雄是美国物理学会的第一位女性会长，常被人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物理研究的第一女士”、“核子研究的女王”以及“世界最杰出的女性实验物理学家之一”。
启功（1912—2005），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著有《古代字体论稿》《书法概论》《启功絮语》等。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启功
汤一介（1927—2014），哲学史家，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儒藏》编纂中心主任，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在非有非无之间》等。
父亲为知名学者汤用彤，其夫人乐黛云亦是著名文学学者，曾合著《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一书。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汤一介
宗璞（1928—）生于北京，哲学家冯友兰之女。
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当代作家，从事小说与散文创作。
著有《红豆》《弦上的梦》《野葫芦引》《紫藤萝瀑布》《南渡记》《东藏记》等。
数载漂泊，停行脚。多谢闲村落。似青萍依在岩石侧，似杨花旋转千山错。见木香花绵延无根底，腊梅花香透衣衫保酒花儿少斟酌，泪花儿常抛堕。为教贼子难捉摸，无那，向何处藏，向何处躲！头顶上暂息泼天祸，脚底下留多少他乡客。秃笔头缠绳索，病身躯遭顿挫，鼙鼓声从来惊魂魄。怎般折磨，打不断荒丘绛帐传弦歌，改不了箪食瓢饮颜回乐。将一代代英才育就，好打点平戎兴国策。
——宗璞
白先勇（1937—），作家，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现旅居美国。大学时，和欧阳子、陈若曦等创办《现代文学》双月刊，大学毕业后又创办了晨钟出版社。代表作品有：《蓦然回首》《孽子》《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 《金大奶奶》 《游园惊梦》等。近年来致力于推广昆曲，自称“昆曲使我误入红尘”。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心灵上总难免有一种文化的飘落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这个世纪被连根拔起，伤得不轻。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种戏剧艺术，曾经有过如此辉煌的历史，我们实在应该爱惜它，保护它，使它的艺术生命延续下去，为下个世纪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留一枚火种。
——白先勇
齐邦媛（1924—2024），文学学者，国民党政界人士齐世英长女。著有《千年之泪》、《雾渐渐散的时候》、《巨流河》等。学者王德威评价其自传《巨流河》“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王德威
梁漱溟（1893—1988），哲学学者、教育家、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曾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著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等。
1918年11月7日，在梁济六十生日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11月10日，梁济自沉于“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傅雷（1908—1966），翻译家、文艺评论家。文革时期受到迫害，于1966年9月3日与妻子双双自缢。译有《亚尔培萨伐尤》《欧也妮·葛朗台》等。由傅雷、傅聪、傅敏的家信摘编而成的《傅雷家书》，成为满溢父爱的教子名篇。
孩子，你一天天的在进步，在发展：这两年来你对人生和艺术的理解又跨了一大步，我愈来愈爱你了，除了因为你是我们身上的血肉所化出来的而爱你以外，还因为你有如此焕发的才华而爱你；正因为我爱一切的才华，爱一切的艺术品，所以我也把你当作一般的才华（离开骨肉关系），当作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而爱你。你得千万爱护自己，爱护我们所珍视的艺术品！
——傅雷
杨宪益（1915-2009），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曾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全本《红楼梦》、全本《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著。
国家如此何称庆，社会而今只要钱。
江山今日归屠狗，冠带当朝笑沐猴。
久无金屋藏娇志，幸有银翘解毒丸。
旧鬼消亡新鬼大，老夫团拜不参加。
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
老夫若会观风向，四十年前早跳槽。
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
——杨宪益 诗句选
余秋雨（1946-），戏剧研究家、散文家。著有《文明苦旅》《借我平生》《我等不到了》《中国戏剧文明史述》等。
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每次翻阅，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的身影。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今后还会这样吗？可能还会这样。这是余家的命。
—余秋雨
高H（1954-2011.12.26），生于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在该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困局，民族主义的要义是建立强大国家，民主主义的要义是保障个人自由。民族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民族主义的作用对中国进程的实际影响更为显现。民族主义有它的限度问题，在限度之内，它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它是被奴役、被压迫的民族正当防卫的强大武器，但民族主义也有可能成为某些保守势力煽惑人心的工具。
汪丁丁（1953-），经济学家，研究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
聂华苓（1925－），作家、翻译家。生于武汉，湖北应山人，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同年以笔名远方发表第一篇创作《变形虫》。1964年旅居美国，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工作，在爱荷华大学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翻译，因创办国际作家写作室，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的建筑师”、“世界文学组织之母”。代表作有《一朵小白花》《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三生三世》等短篇、长篇小说。
我是一棵树/根在中国大陆/干在台湾地区/枝叶在爱荷华
—— 聂华苓
史铁生：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作家、散文家。他在寂寞的轮椅中进行创作，用沉稳而有力量的语言将他与命运不懈地斗争呈现在读者面前。他追求"面对灵魂的写作"，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代表作有《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务虚笔记》等，作品《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
——史铁生
严GL：青春是最美好的东西
严GL（1958年11月16日-），出生于上海，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美籍华人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代表作：《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芳华》和《扶桑》等。其作品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
人间有多少芳华，就有多少遗憾，一个人在经历了许多事情就会发现，青春真的是一个人拥有过的最美好的东西。
周汝昌：无悔意怨尤
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2012年5月31日），红学家，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代表作《红楼梦新证》。
我极看重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不被人为利用的真正学术研究。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节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持有如此这般的学术观点,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诬陷、排挤、攻击,而无悔意,也不怨尤。
——周汝昌《天·地·人·我》
吴敬琏（1930-），经济学家。著有《通向市场经济之路》《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等。父母系《新民报》创始人。
碰到这种时候（股价下跌），我就想引用伏契克的话：人们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吴敬琏
朱嘉明：改革永远在路上
朱嘉明，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年就学于北京男十三中，1968年至1978年，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1978年考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在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同时，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暨《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2000年之后，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曾任教于维也纳大学。著有《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等。
万万不可以赢输判别一个人，是不是选择对了一条方向，要知道，很多的人的成功是建立在太多的人的失败的基础上，一个人以自己的失败教训成就别人成功，难道不是更伟大吗？很多为历史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生前难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都是孤独的、无人理睬的、甚至默默死去，即所谓“自古圣贤皆寂寞”。
——
朱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