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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宪超｜文
晚清开埠后的上海由之前的小县城，迅速成为炙手的地方，远东第一大港，这个名号的由来，恐怕都要归结于洋人的功劳。当时北有天津，南有上海都有洋人最早的租界在里面。上海的发展在当时的美国记者眼中，比日本开埠后的一些港口都要好，繁荣程度甚至要和美国的一些城市相媲美。
在1843年，根据中英签订的条约规定，将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大部分的洋商都集聚到了这里。当时的上海道台，为了防止辖下的居民与洋人有过多的接触，主动和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这就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来了，上海方面分别与其达成共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美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法国的租界则是法国专管租界。
中英《南京条约》的续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载明：“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实际上，晚清政府对于洋人要取得的治外法权没有什么概念。他们也正是看到中国的司法太落后，所以才要领事裁判。
在租界刚刚划定的时候，洋人和大清子民接触的还不是很多，地方官普遍都实行华夷分居，这里说的“华”，当然是指大清子民，“夷”是指洋人。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已经成为通商口岸，但是广州当局，一直坚持不让英商进城，只允许让他们在城外做买卖。广州入城问题，一直拖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当时已经升为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是出了名的顽固。
当年在广东巡抚任上和时任两广总督徐广瑨，一直阻止英商入城，这个后来自称“海上苏武”的叶相，此时对英国领事置之不理，一不接见，二不回函，后来这事就演变成为战争的一个由头。
上海开埠后，贸易中心从广州逐渐转移到了上海，上海虽然是一个小县城，当官的基本上也大愿意让他们进城。上海方面，只有在县城外划一块租界，统一规定在此活动，对于官方来说也便于管理和控制。由于大清子民和洋人隔绝，地方官员也就不足畏惧，问题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就又不同了，特别是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残卷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好多的人都躲进了租界里。这样一来，华人和洋人混杂在一起，对于中方官员的管理成本也就大大增加。
英美租界合并后，在1868年上海当局和英美之间商定《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公共租界里设立会审公廨。洋泾浜是上海的一条河流（后被填平，即现在的延安路），正好位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之间。会审这个说法，自中国古代就有，明清两代称作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只有是重大的案件才要三堂会审。这样的会审，司法程序相较更为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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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上海租界里的会审公廨，简单来说就是由大清官员和洋人领事一起审案子。根据当时中外双方的规定，案件涉及到洋人或是洋人雇佣的华籍仆人，则由外国领事参加会审或是观审。
在名义上，这个机构属于大清的司法机构，在涉及到洋商问题的时候，大清官员不能完全做主，真正做主的，还是背后的洋人。中方的谳员，只能是在纯粹华人案件中才能做主。
会审公廨的设立，不可否认，是洋人对晚清中国司法权的攫取。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思考问题，说明当时中国的司法体系确实太落后了。严格说，没有行政和司法的划分。在地方上，行政长官同时又是司法官员，法庭开在衙门里面，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通过读书入仕的文人，有没有审判断案的能力还不好说。
从朝廷的逻辑来看，读书越多，做的官越大，相应的能力就越强。但实际上，这本身并没有多大相关性。文人士大夫的终极目标无非就是“立言”、“立德”，入仕为官，点了翰林就是莫大的荣幸，如果德行好学问大，做了帝师，那更是一辈子的荣耀。晚清翁心存翁同龢父子，两代帝师，不论其官阶高低，所有人见了面也得称一声“翁师傅”。这在晚清还绝无仅有。除此之外，夫复何求？
在以前的朝代，地方官员大抵都会聘请幕僚辅助自己工作，有清一代，师爷非常活跃。清朝直隶河间府出太监，晚清时绍兴地区则专门出师爷。地方上至督抚，下至州县，都聘请师爷辅助工作，还不止一个，很大程度上官府公务、审案断案，他们的意见会发挥很大作用。换言之，人的意志在司法审判中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行政官员扮演司法审判的角色，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些师爷们仲裁调解的本事高。
审判程序的简陋，再加上严酷的刑罚，让洋人瞠目结舌，这就造成他们要求获得治外法权。据一个美国律师在中国的观察：几个月前，上海郊区一名清国抢劫犯被裁决“站笼处死”，即把他关进笼子中，头伸出笼外，卡在一个洞中，不能动弹。然后，每天从其站立的石头堆中取走一枚石子，直到其颈项被笼口勒紧，窒息而死。就更不用说，凌迟、枭首那些极其残忍的刑罚了。
在一次庭审中，会审的领事正在惊讶辩护律师之余，审判已经结束，中方官员的回答是我们没有律师，上海也没有律师协会。在“少见多怪”的洋人眼里，一切都太草率，程序也不正当，更没有律师为之辩护，不过被审理者是个清国人，他也就不再追问。
我们应该能想象的到，电视剧里时时再现的情节，证据不足最后给屈打成招，牢狱之灾总是能联系起血光剑影。如果做官的都是“包龙图”还好，凭着独到慧眼辩清真假忠奸，但是现实又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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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圣贤书的官老爷们，能写的一手锦绣文章不假，圣贤书里面也刻有自省的句子，吾日三省吾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至于说，司法的道理，恐怕就黔驴技穷了。对于那些身陷囹圄的人们来说，人的意志在任意主宰着他们，仰人鼻息也从来不特指吃官司的时候，反过来说，吃官司的时候，平时可能仅有的点尊严也会荡然无存。
晚清以降，官场更是腐败成风，无官不贪无衙不腐。卖官买官也是公然标价，实缺、肥缺从不吝啬，只消银子说话。本来就不济的官僚队伍，混进这些蛀虫，对上蒙混过关，对下能欺就欺能压就压。这样的现状，司法能讲什么道理么？可不就如同那位美国律师所见到的，快刀斩乱麻的审判和没有道理就被指控为“疯女”的情形。
他们做官要的是收回自己当初买官的银子，对于审案子这件事别说不懂，即使真的是位“神断”，对此八成也会不屑。司法断案对于一些官员来说是分外的事，捞银子才是正经的工作。
古代有法律，也可以称之为法制国家，要么刑律，要么礼法典章，唯独缺少制约强权的法。读书人靠道德伦理，能分得清礼义廉耻，很大程度上也能规避一些有违纲常之事，这更多的是靠自律，并没有形成更现代意义上的法。升斗小民同样受宗法影响，宗族内部是有人订的规矩，但是私心作怪也不可避免，一旦冲破宗族规矩的束缚，交由官府发落，这时有无公正的司法体系就体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