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连锁董事是因个人同时在两家或两家以上董事会任职而形成的企业间网络关系，可以从两个独立而又相互补充的层面来理解：第一是将该网络联结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必须拥有某些技能或知识的社会成员交往的系统，其目的是支持整个上流社会的控制；第二是将其看作是达到经济目的，系统成员间进行信息交流和政治协调的实用工具(Richardson，1987)。基于这两个层面的阐释，形成了两大社会网络理论：阶层领导理论(The Class Hegemony Theory)和资源依赖理论(The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阶层领导理论认为连锁董事存在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些董事成员所在社会阶层的共同利益(Useem，
1982)；资源依赖理论则认为资源是约束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间建立连锁董事可协调组织间资本、信息、市场等的资源交换，进而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实现资本积累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Mizruchi，1983)。
中国企业董事的生成机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双向选择”：企业是否邀请个人担任董事，个人是否同意在企业董事会任职，二者均是基于理性决策与主观选择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中国董事生成机制中，企业更居于主导地位，董事个体往往是被动接受。因而，基于西方实践而构建的、强调企业间建立连锁董事主要服务于董事个人利益的阶层领导理论，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因此，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前3个）和中国现实（后3个）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企业的中心度与其规模正相关。
假说2：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企业的中心度与其盈利能力负相关。
假说3：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企业的中心度与其偿债能力负相关。
假说4：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企业的中心度与其独立董事人数正相关。
假说5：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上海地区企业中心度高于广东地区企业。
假说6：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中心度较高。
二、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有关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及金融界网站 (http// www.jrj.com.cn/)。通过数据库及金融界网，收集了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上海、广东两地区314家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信息、董事会人员构成以及其它公司治理信息。研究过程中，使用MATLAB7.0.1进行数据的初步加工整理，使用UCINET6.0软件进行企业连锁董事的社会网络分析，最后使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前面提出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被解释变量：某一特定企业的董事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的位置用“相对点度中心度”度量（通过UCINET软件分析工具来实现）。
解释变量：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表示）、企业盈利能力（用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表示）、偿债能力（短期偿债能力用流动比率，长期偿债能力用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人数、区域（虚拟变量，上海地区为1）、企业性质（虚拟变量，国有企业为1）。
控制变量：企业存续期（从企业注册之日起至2007年年末止所历经的年度）、行业变量（将企业划分为金融、公用事业、房地产、综合、工业、商业六个行业，并设计为虚拟变量）、股权集中度（选用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即赫菲达尔指数H5来测度）。
描述性分析
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多是应证监会董事会制度要求而设立的，因制度而生的独立董事与因治理需要而生的独立董事在履行职责时的动机和效果是不同的。因而，有必要把全部董事构成的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与剔除独立董事后的连锁董事关系网络做比较（表1）。
由表1可知，由全部董事构成的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与其它企业有连锁董事关系的企业占总样本73.2％，剔除那些因在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同时只担任独立董事而引起的企业间连锁董事关系后，样本企业中与其它企业有连锁董事关系的占样本38.9％。这说明，在中国企业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因个人在多家企业兼职独立董事而引起的企业间关系居多。另外，对中国上海、广东两地企业间连锁董事关系网络进行细分后发现，中国企业连锁董事关系支持连锁董事具有“空间特性假说”（Green,1980）。
回归分析
在正式回归前，为避免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作者对解释变量（含控制变量）做了相关性检验，发现除公司规模与独立董事人数之间相关系数达0.339外，其它各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在0.3以下。鉴于此，作者进行了分组回归：被解释变量、公司规模以及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和被解释变量、独立董事人数以及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
从表2的回归结果知，针对本文提出的6个假说，除了假说2和假说3被拒绝外，其余四个假说均通过了检验。
三、结果讨论与启示
在实证研究中，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提出的H1、H2、H3这三个假说中，H1通过实证检验，说明公司规模是影响企业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的结构属性和权力大小的关键因素，这一结论为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H2和H3中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对网络成员个体的中心度均无显著影响，说明该企业与其它企业建立连锁董事关系，一般并不是出于改善经营绩效、获取资金支持方面的考虑。而不管最初建立连锁董事关系的动机如何，连锁董事这种企业社会资本是否能改善企业绩效、提高企业融资能力，需要我们进一步深人分析后才可给出定论。
基于我国现实背景提出的H4、H5、H6三个假说中，
H4成立说明中国关于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比例、任职资格等相关要求的提出，以及企业出于声誉方面的考虑，会引起“社会名流”供给短缺，独立董事在多家企业董事会任职也就成为必然。这些不同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络关系对企业战略、行为、绩效会造成怎样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H5成立说明企业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的市场化程度越低，产生机会主义的可能性越大，防范机会主义的成本也就越高。由于企业间关系网络中存在着大量信息流、资金流和声誉流，获取网络中的价值预期会对行动者产生约束作用，同时信任、声望和互惠的规范都会促使行动者重复性行为的发生，因此企业间网络关系可以有效防范机会主义，减少防范成本，补充市场治理的缺陷(周小虎，2005)。
H6成立说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企业间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居于较中心的位置。这是由于中国当前制度化约束不健全，通过正常渠道获取稀缺资源不仅需要较高的成本，而且缺乏成功的保障。这就促使企业通过建立连锁董事社会网络关系，以有效地获取外部资源并整合企业内部资源，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中国国有企业特有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其具有获取稀缺资源的相对优势，其它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倾向于与国有企业建立连锁董事关系。
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在今后对企业连锁董事展开研究时，应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连锁董事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连锁董事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政府在企业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的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通过正确地引导企业间建立连锁董事，合理规范企业的趋利避害行为，并充分利用这些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本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经营绩效改善，提供有利的企业经营发展外部环境，对于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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