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的这首诗人人会背诵，早已深深地镌刻进我们的儿童记忆。而诗中的“楼”也即鹳雀楼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历史上与鹳雀楼有关的人和事，在作者的细致勾勒之下，渐次浮现出面目。这座据称是北周权臣宇文护所建的城楼，孤绝地伫立在黄河边的茫茫烟水中，护卫着宇文护的权力和荣耀，也见证着这个贵胄家族的悲欢。个体的命运会偶然分岔，可是在时代的大风暴之下，谁能从必然的结局中逃脱呢？从鹳雀楼，隐约能看到重复的悲剧性的历史时间。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蒲州鹳雀楼，据称是北周权臣宇文护所建。中唐李翰撰文的《河中鹳鹊楼集序》（《文苑英华》卷七一○），开篇就说：后周大冢宰宇文护军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影倒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州。以其佳气在下，代为胜概。
唐王朝是周隋关陇体系的继承者，李翰等人在鹳雀楼游宴登赏、编辑诗集，记述该楼最初建造者为宇文护，或是来自当地的掌故传承。考之《周书》，西魏大统十五年（五四九）宇文护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出镇蒲州，其间迁大将军，魏恭帝元年（五五四）离任。李翰文中的“后周大冢宰”（相当于丞相），是北周建立后宇文护执政时的官职。
鹳雀楼（来源：wlj.yuncheng.gov.cn）由于唐诗的题咏传唱，鹳雀楼后世知名度很高，但因诗歌之外的文献记载不多，具体到地点、建筑形态等问题，仍不无疑问。
鹳雀楼所在的蒲州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蒲州古城遗址），城西紧临着黄河。鹳雀楼“影倒洪流”，显然就在河边。李翰文中的“独立乎中州”，以往有“中州”“中洲”两种写法，后一种即可理解为黄河中的沙洲。嘉庆《重修一统志》蒲州府古迹“鹳雀楼”条，引用“旧志”云：“旧楼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雀栖其上，遂名。后为河流冲没，即城角楼为扁，以存其迹。”鹳雀楼据说毁坏于金朝末年，元人王恽曾访问其遗迹，明初故址仍可寻。“旧志”的说法应当是有根据的。
宋代的《梦溪笔谈》等文献提到，鹳雀楼有“三层”，不清楚唐代是否也是如此。而唐诗在描述鹳雀楼时，往往会强调楼很高。如吴融《登鹳雀楼》有“鸟在林梢脚底看”之句，殷尧藩《和赵相公登鹳雀楼》提到“危楼高架泬寥天”。李翰文中也说，登楼可以“俯视舜城，傍窥秦塞”，舜城就是不远处的蒲州城。
建在黄河沙洲上的鹳雀楼，为何如此之高？比较容易想到的解释，是先堆筑高台，再在其上建造楼阁。但唐人畅诸的《登观鹊楼》诗说：
城楼多峻极，列酌恣登攀。迥林飞鸟上，高榭代人间。
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今年菊花事，并是送君还。
这首诗的传世文本只有中间四句，一直被当作绝句，作者长期也被误写为“畅当”。后来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早期抄本（P.3619），才知道原诗为八句的律诗，作者则是李翰文中出现过的“题诗上层，名播前后”的“前辈”畅诸。这首诗作为“史料”的价值，最重要的是新发现的第一句。鹳雀楼是“城楼”，并不是一般想象中的游赏性高台楼阁建筑。
这是一个重要信息。如所周知，很多江河之侧的“名楼”，原本都是建在临江河一侧城墙上的城楼（门楼或角楼），如黄鹤楼、岳阳楼，都是如此。这种城楼以“大江流日夜”的风景之美著名，但从建造缘起和实际用途来说，首先是军事防卫性的。鹳雀楼看起来也并不例外。只不过鹳雀楼所属的“城”，是建在蒲州城西的黄河沙洲上，跟黄鹤楼、岳阳楼这种州城城楼显然有所不同。
（元）夏永所绘《黄鹤楼图》（来源：meimuseum.org）
中古时代，濒临江河渡口的城池，有时会在城外沙洲上另筑小城，以巩固防卫。这种小城被称作“中潬城”。爱宕元教授撰有《唐代蒲州河中府城与河阳三城—伴有浮桥和中潬城的城郭》（《唐代蒲州の河中府城と河陽三城——浮梁と中潬城を伴った城郭》）一文，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最著名的中潬城，位于洛阳以北黄河孟津的沙洲上，与两岸的南城、北城，构成了被称作“河阳三城”的黄河津渡控防体系。
蒲州也是如此。蒲州城西，有被称作“关河之巨防”的蒲津渡。由于地处长安通往河东的咽喉，除了舟船渡河，很早就有建造浮桥的记载。西魏、东魏分立后，蒲州先由东魏控制。大统三年（五三七）双方在沙苑大战，东魏失利，控制边界大幅后撤，蒲州归西魏所有。次年西魏建造了蒲津浮桥，大统九年又“筑城为防”。据《周书》卷三九《韦瑱传》，大统八年十月东魏进攻汾、绛，西魏迎战，回军之后宇文泰命韦瑱“镇蒲津关，带中潬城主”。这是蒲津中潬城最早见于文献记载。
看起来，鹳雀楼可能就是蒲津中潬城的城楼。中潬城建造在前，宇文护于大统十五年出镇河东后，或许又增建或扩建了城楼。但也不排除城楼早已经建造，只是由于宇文护的名人效应，被后人传闻为建造者。中潬城下就是黄河，“登者悠然远心，如思龙门，若望昆仑”（李翰《河中鹳鹊楼集序》），逐渐成为官僚士人的游赏胜地。这种从军事性城楼到诗歌名胜之所的转化路径，与黄鹤楼、岳阳楼是一致的。
蒲州一带的黄河河道是南北走向，历史上摆动非常大，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就是这种摆动带来的该地地理变化。一九九七年当地复建鹳雀楼，大概是考虑到登高远望的风景美学需要，将新楼基址选在了今黄河东岸不远处，其地唐代属于黄河西岸，让登楼者不免正有河东河西之叹。不过，楼址虽移，河山风景依旧，登临西望，大河南流，烟树茫茫，三秦古迹如在眼前，正如唐人司马扎《登河中鹳雀楼》所咏：
楼中见千里，楼影入通津。烟树遥分陕，山河曲向秦。
兴亡留白日，今古共红尘。鹳雀飞何处，城隅草自春。
鹳雀楼的得名，地方志说是因为有鹳雀栖息其上。鹳雀形近鹤类，喜欢生活在江河湖泽湿地，蒲州城西的黄河沙洲正是这种环境。而用鹳雀来命名楼台高阁，并不始于鹳雀楼。西汉长安城“北出东头第一门”洛城门，一名高门，“又名鹳雀台门”（《三辅黄图》卷一引《汉宫殿疏》）。长安北门外临近渭水，也属于河岸湿地环境。后赵石虎时期，邺城有鹳雀台，胡三省认为“即魏武所起铜雀台”。如果是这样的话，台上的著名标志性雕塑“铜雀”，就应该是铜鹳雀。邺城三台西侧同样临近漳河。
鹳雀（来源：sohu.com）
唐代还有两个用鹳雀来形容人的趣事。唐睿宗景云（七一〇至七一一）年间，润州刺史韦诜有意将女儿许配给参军事裴宽，回家跟夫人说选到了“佳婿”，第二天让裴宽来访，家眷在幕后偷偷观察：“宽衣碧衫，疏瘦而长，入门，其家大噱，呼为鹳鹊，诜妻涕泣于帷下。”（《明皇杂录》卷上）裴宽因为长得又高又瘦，被取笑为鹳雀，想到女儿要嫁给“鹳雀”，韦夫人不由得悲从中来。这种比喻唐代似乎很流行。身材高大、走路很快的姚崇，也被爱给人起绰号的魏光乘取笑为“赶蛇鹳鹊”（《朝野佥载》卷四）。这不免让人想到“危楼高架”的鹳雀楼。鹳雀楼大概是得名于鹳雀栖息其上，但城楼高耸于黄河之中，远望起来，与水边孤立的鹳雀水鸟，倒也颇有几分相似。
鹳雀楼和它俯视的蒲津渡浮桥，是唐代蒲州河中府的两大符号性风景。往来于关中和河东驿道上的旅人们，都会目睹其风姿。相对于鹳雀楼，蒲津浮桥在文献中留下的记载要更多一些。比如说，人们熟悉的《西厢记》故事主人公张生，甫一登场，就是从长安出发，经过蒲津浮桥到蒲州。金代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中唱道：“蒲州近也，景物尽堪描。……东风两岸绿杨摇，马头西接着长安道。正是黄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缆着浮桥。”张生和崔莺莺相会的普救寺，位于蒲州城东不远处。《西厢记》的原型《莺莺传》，原本是一个唐代故事，《西厢记》虽然在情节上有大幅改编，但长安—蒲州（城东普救寺）作为叙事的基本地理骨架一直被沿用。蒲津浮桥正是必经之地。
蒲津浮桥是用悬索连缀船只作为桥梁。唐玄宗开元年间由竹索改为铁索，并在两岸铸造了各四个铁牛作为固定点。浮桥被沙洲分隔为两段，悬索襟束于中间的沙洲之上。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巡礼五台山后，经由蒲津西去长安，在开成五年（八四〇）八月十三日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中描述过旅途所见：“从北入，舜西门出，侧有蒲津关。到关得勘入。便渡黄河。浮船造桥，阔二百步许。黄河西（两）流，造桥两处。南流不远，两派合。都过七重门。”圆仁对浮桥和沙洲观察记述得很仔细。而蒲津浮桥中间经过的这个沙洲，在唐人张说《蒲津桥颂》、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等文献中，都被称作中潬。爱宕元据此认为，中潬城就建在此处，扼守着蒲津浮桥。圆仁自浮桥渡河，需要穿过中潬城。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推测。果真如此的话，蒲津浮桥和鹳雀楼两大符号性风景，就有可能呈现为一种非常亲密的空间关系。所有经由蒲津浮桥渡河的旅人，都会在烟水茫茫的景色中，“零距离”地经过鹳雀楼下，构成一幅引人遐想的历史画面。或许是来自域外的留学僧圆仁读诗不多，日记中竟对鹳雀楼毫无记载。
诸宫调《西厢记》中，张生后来不得不与莺莺暂时分离，赴长安科考。莺莺等人相送至蒲西十里小亭，黯然告别。心情惆怅的张生，回望蒲津风景：“回首孤城，依约青山拥。西风送，戍楼寒重，初品《梅花弄》。”所谓“孤城”“戍楼”，也许是呼应张生初到蒲津时看到的“乳口敌楼没与高”。这些唱词当然不能看作是真实的历史记述。不过，“戍楼”作为蒲津风景，也曾出现在唐诗中。唐玄宗巡幸太原，途经蒲津，就有“春来津树合，月落戍楼空”之吟。徐安贞奉和诗则说：“路得津门要，时称古戍闲。城花春正发，岸柳曙堪攀。”唐代直至诸宫调《西厢记》写作的金代，蒲津两岸有多个防御性的城池，这些唐诗中所描写的“戍楼”“古戍”，或许只是概称，但按理说应当包括中潬城及其城楼在内。
《西厢记版画》第十五幅，写莺莺于十里长亭送别张生。全图绘于扇面，以白描法写郊外秋景。画面上方有"庚辰秋日"题款及"寓五"朱文印，明崇祯十三年闵齐伋六色套印本（来源：shuge.org）
至于中潬城是否就建在蒲津浮桥经过的沙洲（中潬）上，文献中其实毫无记载，只能说是一种遐想。可以确认的，是宋代浮桥沙洲上建有祭祀性的祠庙，晚唐时曾建有“河亭”。唐诗对后者有过描写。李商隐《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说，“万里谁能访十洲，新亭云构压中流”，“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这首诗写于河亭“新创”之时。薛能《题河中亭子》云：“河擘双流岛在中，岛中亭上正南空。蒲根旧浸临关道，沙色遥飞傍苑风。”相关诗歌中描述了沙洲、浮桥，但都没有提到中潬城或鹳雀楼。
蒲津浮桥中间的沙洲，在北宋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大水中遭到毁坏，两岸铁牛也被冲走。后来僧人怀丙花费数年时间，将铁牛巧妙地自河道中引出，浮桥得以重建，但沙洲上用以“限桥”的相关设施，这次冲毁后一直未能再建立。从词语含义来说，中潬就是沙洲。如前所言，蒲津段黄河河道历史上摆动很大，由此形成的沙洲（中潬），恐怕也不止一处。鹳雀楼与蒲州城的位置关系，明清文献或云“河浸城南古鹳雀楼址”，或云“旧楼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但都认为是在偏南位置。而蒲津浮桥中间经过的沙洲，位于城西，明显不合。也就是说，鹳雀楼沙洲和浮桥沙洲更像是两处不同的“中潬”。当然也还是有费解之处。唐人薛渔（涣）思的传奇集《河东记》中，有一个踏歌鬼的故事，据说发生在“河中舜城北鹳鹊楼下”（《太平广记》卷三四六引）。“城北”二字，《太平广记》底本原作“成死”，点校者据明钞本校改。鹳雀楼似乎不太可能在舜城之北。但面对文献中的这种歧异记载，有时候也颇有无可奈何之感。如果中潬城并不是直接跨扼在蒲津浮桥上，防御功能会有一些不同。控制浮桥当然也是用途之一，但更重要的应当是与两岸城垒呼应，加强渡口要津的防卫能力。华北天气寒冷，冬季河流往往结冰，河道会变为“陆地”，进攻方可以履冰过河。两魏对立后，西魏北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军事弱势，“常惧齐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冰”（《北史》卷五四《斛律光传》）。建在河中沙洲上的中潬城，意义因此凸显。由于蒲州的军事重要性，西魏北周时期一般均由宇文氏宗室近亲出镇。大统十五年宇文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蒲州，在此任职五年。宇文护离任十二年后，天和元年（五六六），其世子宇文训又出任蒲州总管，在任期间曾与随从登楼，“至上层，去地四五丈，俯临之”，有些恐高的宇文训感叹说：“可畏也！”随从的大都督崔弘度不以为然，竟从楼上一跃而下，落地毫发无伤。他们所登之楼，顶层有“四五丈”高，不确定是否就是鹳雀楼。不管如何，由于大统三年以后东魏北齐从未进攻至蒲州城下，鹳雀楼的军事功能终北周之世没有派上过用场，登临游赏意义会更加突出。只不过，因诗歌题咏而文学胜迹化的鹳雀楼，还要到更晚的唐代才真正登场。
鹳雀楼下、蒲津桥上，还有过一段令人动容的宇文护家族故事。两魏分立后，宇文家族有不少人滞留东魏境内，宇文护的母亲阎姬也在其中。保定三、四年（五六三至五六四）之交，北周、突厥联军征伐北齐，一度进攻至晋阳城下，由此带来的军事震慑感，让北齐方面想起了阎姬等人，希望通过归还宇文氏家属，以缓和军事压力。于是先将宇文护的四姑（嫁给杨氏，丈夫不详）放回，并带去一封阎姬口述的信件。《周书》卷一一《宇文护传》全文抄录了这封信件和宇文护的回信，成为中古史料中最具情感性的内容之一。先期归来的四姑，在“炎暑”中经由汾水下游附近的边界进入北周境内，宇文护经过蒲津赶去迎接，“以今月十八日于河东拜见”。见面后，宇文护获读母亲阎姬的口述信件，并聆听四姑讲述分别以来的家事。当时已经八十岁的老妪阎姬，在信中絮絮叨叨地回忆了家人早年辗转流离各地的经历。宇文护兄弟三人，均出生于武川镇，“大者（宇文什肥）属鼠，次者（宇文导）属兔”，宇文护最小，属蛇。六镇之乱爆发后，宇文家参与其中，之后迁徙河北，又随定州鲜于修礼起兵。在此过程中，宇文护的爷爷宇文肱、父亲宇文颢（长子）、二叔宇文连、三叔宇文洛生先后战死，父辈男性仅剩四叔宇文泰一人。归附尔朱荣后，宇文护和母亲阎姬，二叔母贺拔氏和儿子元宝，三叔母纥干氏和儿子菩提，还有父母均已去世的表兄弟盛洛（贺兰祥）等人，被安置到霸府晋阳以东的寿阳县居住。盛洛是宇文泰姐姐（丈夫是贺兰初真）的儿子。宇文泰另外一个姐姐嫁给了尉迟俟兜（已经去世多年），生有两个儿子尉迟迥、尉迟纲，还有一个妹妹嫁给了丘愿，生有两个儿子丘崇、丘宾，阎姬的信中没有提到他们两家，不太确定住在何处。当时宇文泰还没有成家。
永安三年（五三〇）宇文泰随贺拔岳入关征伐，宇文导跟随前往，成为家族分流的起点。关中局势稳定后，他们派人回晋阳接去了一些家属。宇文护、贺兰祥就是此时去了平凉（嫁给尉迟俟兜的姑姑和两个儿子尉迟迥、尉迟纲，应当也是此时入关）。他们从晋阳附近去平凉，从常理来说，应当会途经蒲津。两魏分立后，高欢杀死了留在东魏境内的什肥、元宝、菩提等年龄大一点的宇文家族男性，年幼者下蚕室（包括什肥之子宇文胄，丘愿的两个儿子丘崇、丘宾）。女性成员没入宫掖为奴婢。阎姬被配入中山宫。这是一段极其悲惨的家族经历。正如庾信给丘崇写的传记（《周使持节大将军广化郡开国公丘乃敦崇传》）中所说：“大周亲戚，遍钟荼炭，输之城旦，下之织室。关河严隔，三十余年。”后来北齐方面意识到这些宇文氏家属的政治价值，阎姬的生活环境才得以改善。写信之时，她是跟前面提到的四姑，还有菩提的母亲纥干氏、什肥的遗孀刘新妇住在一起，彼此照顾。阎姬口述的信件，由北齐文士代笔，出于隐晦和书写策略，并未谈及这些。但宇文护自然会从四姑口中获知一切细节。个性“至孝”的他，据说当时“悲不自胜，左右莫能仰视”。在写给母亲的回信中，他这样说：矜哀听许摩敦垂敕，曲尽悲酷，备述家事。伏读未周，五情屠割。书中所道，无事敢忘。……当乡里破败之日，萨保年已十余岁，邻曲旧事，犹自记忆。
萨保是宇文护小名，阿摩敦是他和盛洛对阎姬的称呼。宇文护回信后，北齐方面没有马上送还阎姬，而是书信往返，态度颇有反复。这大概让宇文护极感愤怒，命柱国大将军杨忠联合突厥东伐，施加压力（杨忠进军是在八月初，据此估算，宇文护在河东迎拜四姑，应当是六月十八日）。这次进军很快起到了效果，九月份阎姬被送回。宇文护必然会再次经由蒲津到河东迎接母亲，在蒲州逗留。阎姬在长安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享尽荣华。在她去世五年后，宇文护被北周武帝宇文邕所杀。世子宇文训在蒲州被收捕，经过蒲津押送到黄河西岸的同州，并在那里被赐死。宇文护家族与鹳雀楼、蒲州城的关系，从此画上了句号。传为宇文护所筑的鹳雀楼，静静地见证了宇文护家族的这些悲欢。说起来，六镇之乱后那些被时代风暴裹挟前进的人们，有着很大的命运偶然性。如果宇文泰也像他的父亲和三个哥哥一样，两魏分立之前就已经战死，阎姬和宇文护等人或许会在寿阳安静地生活下去，大概率会成为消失在历史暗部的普通人。在偶然的契机下，这种生活戛然而止。进入关中的成员，获得了数十年的权力和相杀；留在关东的成员，则经历了难以名状的悲惨和痛苦。宇文护很幸运地避免了留在东魏境内被杀的命运，同时也主导了后人所熟悉的北周前期政治历史。如果他也像大哥什肥，还有童年的玩伴元宝、菩提一样，继续留在东魏境内，北周历史又将呈现为怎样的面貌呢？当不断提出上述假设时，眼前仿佛浮现出了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虚构的那个彭迷宫：“在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在彭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世，许多不同的时间，衍生不已，枝叶纷披。”
博尔赫斯用不断分岔的花园探讨了时间与命运（来源：eljardindesenderosfilm.com）
宇文护的权力和荣耀，甚至也包括鹳雀楼的建造传闻，似乎也都可以说是时间过程中某个偶然分岔的结果。个体的人无法同时经历不断分岔的多个平行时间，但“如树花同发”的家人们，在某种契机下呈现为类似情形时，仍让人有梦幻泡影之感。当早期的政治和军事语境消散之后，鹳雀楼慢慢演变为另一种存在价值。唐宋时期，这座戍城城楼主要是作为“欲穷千里目”的风景思绪，在官僚士人不断的诗歌题咏中，获得了持久的文化生命力。传闻建造了鹳雀楼的宇文护的家族故事，则从未出现在鹳雀楼的诗歌题咏之中。历史经过沉淀之后，究竟会给后来者留下什么呢？——“鹳雀楼西百尺樯，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萧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风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唐人李益在这首《同崔邠登鹳雀楼》中，似乎也有过类似的思索。或许，答案就在眼前的大地山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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