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洪生 | 合作与纷争：《党派评论》与托洛茨基

文 | 蒋洪生

1934年创刊、2003年终刊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是“美国最长命、最有声望的严肃刊物”，也是“在欧洲受到最广泛阅读的美国知识分子刊物”，人称“美国最好的文学杂志”。 它本来是美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约翰·里德俱乐部（John Reed Clubs）旗下支持苏联、共产国际和“人民阵线”路线，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的革命文学刊物。1935年，为了组建美国版本的反法西斯主义“人民阵线”，约翰·里德俱乐部宣布解散，而后并入新成立的美国艺术家大会（American Artists’ Congress）。由于俱乐部的解散以及杂志两位重要编辑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与美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及文学评价标准等问题上产生争执，杂志在1936年10月停刊。1937年12月《党派评论》在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乔治·莫里斯（George L. K. Morris）的个人资助下复刊。出乎读者意料的是，复刊后的《党派评论》却高高举起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从一份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杂志，转变为秉持文化激进主义精神、重视现代主义文学和先锋派文艺的杂志。 复刊后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与“斯大林主义”针锋相对的“托洛茨基主义”在这份杂志的发展史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党派评论》，图片源自Yandex

早在《党派评论》复刊前，决心反“斯大林主义”的编辑菲利普斯和拉夫以及新加入编辑队伍的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和弗瑞德·杜贝（Fred W. Dupee）就被美共评论家们视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美共的《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在1937年10月集中刊发了《一条为托洛茨基脱皮的文学之蛇》《托洛茨基主义的阴谋家被揭穿》《绝不容忍托派——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等文，猛烈攻击以上几位编辑在文学和政治上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根据1946至1953年间担任《党派评论》编辑的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的看法，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个人的影响对拉夫与共产党决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托洛茨基把他［拉夫］从斯大林主义的桎梏中拯救出来，此后一直是他眼中的英雄。”《党派评论》复刊号聘请的另外一位年轻女编辑、后来的知名文学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则早在1937年2月就与麦克唐纳等一起，参加了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领导的“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麦卡锡自陈在参与该委员会活动的过程中，“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的称号，这意味着到最后，我越来越少接触我一直交往的传统斯大林主义者……因此，这是一次破裂或断裂，一开始并不明显，但裂痕逐渐越变越大……”不过，当时亲美国共产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攻击他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此，复刊后的《党派评论》编辑及相关人员不愿意公开承认。在1946年出版的一本《党派评论》读本中，菲利普斯和拉夫回顾了《党派评论》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关系，他们说：

托洛茨基

在这段话里，两位编辑承认《党派评论》钦佩托洛茨基的“伟大”，也承认自己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支持“托洛茨基主义”。 但他们力图以自身未加入托派政党，且不同意托派分子的许多“具体的”理论和实践，来否定他们自己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种说法实际上不见得站得住脚。并非一定要组织上加入托派政党，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党派评论》复刊号上署名的五位编辑中，其时确实只有麦克唐纳加入了托派政党，但不是“只有很短的时间”，而是有数年之久。其他四位编辑虽然没有加入托派政党，但是他们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和麦克唐纳一起组建过“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文化/政治团体——“文化自由和社会主义联盟”（League for Cultural Freedom and Socialism，简称LCFS）。而《党派评论》的主要撰稿者中，有大批的托派党团成员和不在托派党团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或“托洛茨基主义”的同情者。菲利普斯的政治失忆程度如此严重，以至于在回忆当年《党派评论》的密切合作者和撰稿人、《党派评论》从1938年至1950年代的顾问委员会成员詹姆斯·伯纳姆的时候，说伯纳姆只是在《党派评论》1936至1937年与美国共产党决裂之后，“短暂地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实际上，从1934年12月至1940年春，伯纳姆都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活跃在三个“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组织中：美国工人党（the Workers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WPUS）、社会党《诉求》派（the Appeal Group of the Socialist Party）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此期间，伯纳姆还与他人共同编辑托派理论刊物《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并撰写了许多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小册子。伯纳姆加入《党派评论》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党派评论》与其主编的托派刊物《新国际》能够达成联合。至于菲利普斯本人，他确实没有参加过第四国际下属的美国托派政党，但《党派评论》编辑部与托洛茨基及其秘书前后有过几十次跨国书信往来。麦克唐纳和拉夫代表编辑部与托洛茨基及其秘书的频繁通信，也体现了菲利普斯对托洛茨基的政治认同。1937年8月23日，麦克唐纳在致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是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并致力于列宁主义的行动纲领。我们相信需要一个新的政党来取代腐败的共产国际。”这里的“我们”，包括其时《党派评论》编辑部的所有六位成员。麦克唐纳在信中还说：“由于《党派评论》引为同道的人和撰稿人中的大多数或多或少赞同你的纲领，《党派评论》无疑会被本地的斯大林主义文人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标签。事实上，甚至在我们的第一期杂志出刊之前，《新群众》（New Masses）团伙就已经将我们描述为第四国际的傀儡。尽管我们认为描述不准确，但我们决不会因为他们在你的想法和我们的杂志之间建立的联系而感到羞耻或害怕。”麦克唐纳不感到羞耻或害怕，菲利普斯也不感到羞耻或害怕。菲利普斯不但在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赞助的马克思主义学校讲课，1938年10月，他还亲自和托洛茨基通过信。 由此可以认为，《党派评论》作为一本所谓“独立左派知识分子”的文学刊物，至少在复刊后的最初年份里，在政治和文学理念上是大致契合托洛茨基本人的思想的。

为什么托洛茨基会对《党派评论》的文学编辑有吸引力？在《党人观点：文学生活五十年》中，菲利普斯回忆说：

麦克唐纳后来说，其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他这样的人有吸引力，是因为：

从政治上来说，《党派评论》的编辑们对其时苏联的内政外交深感不满，认为“莫斯科审判”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表明斯大林彻底“叛变”了革命，而托洛茨基作为激进反对斯大林的象征，可以说是当时非共产党系统左派的集结点，托派运动显得“最具革命性”。托洛茨基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对“斯大林主义”进行的批判，对《党派评论》的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批判还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没有走得太远，没有走向他们当时还难以接受的反共产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境地。另外，对他们来说，托洛茨基体现了理论与行动、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是许多知识分子所渴望的，但很少有人能够实现。在当时，对《党派评论》周围的“反斯大林主义者”而言，托洛茨基几乎是“唯一一个代表布尔什维克主义真正社会主义愿景的人”。他们把托洛茨基视为知识分子的典范，认为托洛茨基的成就和影响表明“知识分子也可以创造历史”。但是托洛茨基本人绝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什么“知识分子”，他认为自己创造的也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比起“知识分子”，托洛茨基更看重自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身份和地位。

《文学与革命》英译本

除了政治理论的契合，托洛茨基在文学方面的见解也为《党派评论》的知识分子所赞许。 《党派评论》的几位主要编辑刚刚与追随苏联的美国共产党决裂，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共希望《党派评论》能够致力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而拉夫等人对其时密切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无产阶级文学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转而寄希望于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而众所周知，托洛茨基的文学研究名著《文学与革命》，就是完全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的。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暂时的、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短则二十年，长则五十年，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和艺术。对托洛茨基而言，新文化必须继承包括资产阶级文化在内的全部旧文化，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其多数刚刚步出史前生活的新阶级，也不可能不在自己身上重复艺术文化的全部历史”。托洛茨基也认为，不能歪曲真正文化的标准，新生的革命文学，比如工人诗歌和墙报文学，只是“革命文献”，还不能成其为真正的文学，“粗糙的艺术不是艺术，因此，劳动人民不需要它……对无产阶级来说艺术不能是二流的艺术”。所以，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捍卫“创作传统的连续性”，努力促进“本阶级，首先是这一阶级上层的文学水平的提高”，努力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做出贡献。 托洛茨基这种深具精英主义色彩的文艺观点，与《党派评论》知识分子重视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轻视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文艺观点是甚为相合的。

由于《党派评论》一段时间的亲托洛茨基和亲托派运动的倾向，我们认为，《党派评论》的确有其“托洛茨基主义”阶段。 在《党派评论》从所谓“斯大林主义”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一变身过程中，托洛茨基本人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杂志复刊前后，《党派评论》的编辑们不遗余力地向远在墨西哥科约阿坎（Coyoacán）的托洛茨基写信约稿。约稿信首先是1937年7月由麦克唐纳发出的。出于对《党派评论》办刊方针的不满，托洛茨基在回信中没有马上答应写稿，但也不拒绝合作的可能性。1938年2月，拉夫以《党派评论》编委成员的名义给托洛茨基回信，并请求托洛茨基授权《党派评论》刊登其关于列宁新著中的章节。1938年4月至10月，杂志编辑拉夫约请托洛茨基撰写以下主题的文章：意大利作家伊格纳齐奥·西隆（Ignazio Silone）的《新马基雅维利》（即《独裁者学校》，1938）一书的书评；大肃反前后的苏联文学；知识分子和苏联；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结合进创造性写作和绘画中去；托洛茨基的自传材料。在信里，拉夫代表《党派评论》欢迎托洛茨基随时为该杂志撰写任何此类文章，因为拉夫相信，“在这个时刻，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在此前致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中，拉夫坦陈，托洛茨基的稿件“将极大地影响杂志的性质，并提升其士气”。

伊格纳齐奥·西隆

最终，在《党派评论》编辑们的努力敦促下，托洛茨基生前在《党派杂志》上发表了三篇作品：第一篇是1938年秋发表的《艺术和政治》，文章猛烈抨击了苏联的“官方”艺术，认为苏联“官僚政权”用“极权”之手扼杀了艺术创作。文章同时提出了对艺术和革命政治关系的基本看法：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无论在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既不能也不愿意承担“领导”艺术的任务，更不可能承担指挥艺术的任务。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不应该领导革命文艺工作。文章还认为，艺术不仅不寻求秩序，而且从本质上讲，它也不能容忍秩序。第二篇文章是由托洛茨基参与起草和定稿，但以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和墨西哥艺术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名义于1938年11月发表的《宣言：走向一种自由的革命艺术》。这一宣言典型地体现了托洛茨基所谓“艺术的完全自由”（complete freedom for art）的理念：革命艺术不应接受左翼政治领导，不应该对革命艺术有任何限制，革命艺术拥有一切自由。可是托洛茨基在这篇宣言里倡导的所谓“自由的革命艺术”理念，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文艺无政府主义。基于这一宣言的精神，《党派评论》于1939年成立了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文化与政治组织“文化自由和社会主义联盟”。第三篇文章则是1939年发表的《致安德烈·布勒东的信》。信中强烈谴责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亲苏行为，并宣称艺术争取革命理念的斗争必须从争取艺术真理的斗争开始，从艺术家对自己内在自我不变的信念开始。托洛茨基在《党派评论》发表的这些文章，确实极大地影响到了该杂志的性质，并提升了杂志的“士气”和知名度。

托洛茨基与《党派评论》的合作，不是一帆风顺，更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与《党派评论》编辑较长时间的书信往来的沟通过程，其间有过讨价还价，有过共识，也有过激烈的纷争，是一个从大体合作走向基本决裂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可以见出托洛茨基与《党派评论》编辑部在办刊方向、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的定位、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等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从《党派评论》1937年底复刊到1943年秋，德怀特·麦克唐纳一直担任《党派评论》杂志的编辑。1937年夏，出于对托洛茨基的认同和尊重，在莫斯科审判的政治氛围下，《党派评论》编辑部决定由麦克唐纳出面，写信邀请托洛茨基为该刊复刊后的第一期撰稿。麦克唐纳信心满满，觉得基于双方反“斯大林主义”的共识，托洛茨基应该乐于和《党派评论》合作。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解释说，《党派评论》将是一本“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期刊”，重点关注“文学、哲学、文化，而不是经济或政治”。7月15日，托洛茨基回了一封不无锋芒的信，说自己“非常乐意和一本无情针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毒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合作”，但为了能和《党派评论》进行系统而非间歇性的合作，自己最好能在杂志出刊之前看到《党派评论》的“纲领性声明”。对于托洛茨基试图影响甚至左右《党派评论》办刊方向的努力，编辑们进行了讨论。拉夫宣称托洛茨基的信不无“荒谬”，并赞同埃德蒙·威尔逊的建议，即《党派评论》应远离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争议。但与此同时，拉夫也认为该杂志恐怕无法“避免介入其中”，并且他仍然“渴望”让托洛茨基成为撰稿人。8月23日，麦克唐纳回信托洛茨基，随信附上杂志的公告，向其陈述了杂志的简要纲领和政策：“本杂志作为纯粹的文化机构，主要侧重于创造性文学和批评，不能以政党或团体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战略问题上采取任何具体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杂志的性质是意识形态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此外，出于对革命文学与革命政治关系的看法，我们不参与直接的政治争论。”麦克唐纳重申，作为编辑，他们不能将现实政治强加于这本文学和文化杂志。因此，麦克唐纳以《党派评论》的名义请求托洛茨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与激进实践的问题分开，并允许区分作为作家的知识分子和作为政治公民的知识分子。

《时代》周刊封面上的托洛茨基

1937年9月初，托洛茨基再次回复了麦克唐纳的信件，对后者寄给他的《党派评论》的简短公告表示不满，尤其不满杂志一味反对所谓“教条主义”。托洛茨基坚持认为，“普通市侩”将“政治教条主义”理解为任何“明确的政治纲领，甚至每一种严肃的政治思想”。“斯大林主义者”的特点是“政治奴役主义”，根本没有教条；因此，《党派评论》致力于“反对教条主义”是不正确的。出于对《党派评论》将文化和现实政治截然分开以及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不满，托洛茨基对该杂志抱着听其言观其行等等看的态度，在回信中没有对麦克唐纳的合作请求予以明确的答复。由此，托洛茨基和《党派评论》编辑的书信往来暂时没有结出令人愉快的合作果实。《党派评论》1937年底的复刊号上没有托洛茨基的文章。

托洛茨基没有给《党派评论》复刊号写文章，不等于他不关注这份有着鲜明反斯大林色彩的美国杂志。1938年1月，在阅读完《党派评论》复刊号之后，托洛茨基从墨西哥给麦克唐纳寄去了一封“坦率”的信。托洛茨基预计这封信可能会被《党派评论》的编辑们视为“尖锐、不宽容和‘宗派主义’的”。在这封信中，托洛茨基几乎全盘否定了新面世的《党派评论》：

编辑同志们都不错，但是他们脑袋空空，对政治问题毫无见解。这种空洞的、缺乏战斗力的文学杂志，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是不会有影响力，更不会青史留名的。《党派评论》的发行目的，在托洛茨基看来，无非是希望在“斯大林主义”的围攻下展示自己的“尊严”，希望出版一本和平的“小”杂志，而不积极参与时代潮流所要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性生活：“你希望建立一个小型的文化修道院，通过怀疑主义、不可知论和尊重来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影响。这种努力并没有开辟任何视角。”指控一本文学杂志是和平的“小”杂志，也就是认为这本杂志是致力于高雅文学，仅供圈内同好自娱自乐的精英主义杂志。确实，该杂志在其七十年的历史中，一般发行量只有几千，极少超过一万份。在1953年菲利普斯和拉夫编辑的《新〈党派评论〉读本：1945—1953》的序言中，他们描述过该杂志的“理想读者”：他们应该“善于接受小说、诗歌和艺术方面的新作品，了解当代批评的主要趋势，关注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命运……了解精神分析和其他人文科学的新潮流，并且最重要的是，文学和艺术中发生的事情对他自己的生活质量有直接影响”。 从这一“理想读者”的设定来看，说《党派评论》是一本精英主义的文学杂志，并不为过。 按照这些标准，《党派评论》的读者怎么也得是作家、文科博士或者是有人文修养的大学教师。

尤里·安年科夫绘制的托洛茨基

在1938年1月给麦克唐纳的这封信中，托洛茨基谆谆训导说，杂志如果想要取得真正的成功，就不能“建立在政治、文化和审美迷失的基础上”。对于麦克唐纳上一封信中请求其参与“马克思主义是否仍有生命力”这一问题的研讨，托洛茨基断然加以拒绝。首先，托洛茨基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个真问题、好问题；马克思的生命力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是不用加以重新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能重新“从一张干净的白纸”开始。其次，托洛茨基认为《党派评论》拟邀请参加讨论的作家“完全没有理论思考能力”：“其中一些是政治尸体。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生命力，怎么能由尸体来决定呢？”托洛茨基羞于与这些人为伍。

轮到《党派评论》编辑部的拉夫出战了。1938年2月底，拉夫首先给托洛茨基发了一封悼念其子列昂·塞多夫的信件。在收到托洛茨基表示感谢的信件之后，拉夫代替麦克唐纳，以编委会董事的名义郑重回复了托洛茨基1月份全面否定《党派评论》办刊方向的信。拉夫的信以退为进，首先承认托洛茨基的来信使得杂志开始意识到在其发展方向上所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办刊方向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但拉夫辩解说，“杂志路线的不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客观形势的不确定性”。《党派评论》是“世界上第一份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文学杂志”，与此同时，它也“背负着斯大林主义的过去”，并且“受到美国环境的巨大压力，导致迷失方向和做出妥协”。拉夫坚持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新杂志应该“摸索方向，摸索可能的盟友，倾向于谨慎地、实验性地处理那些理想情况下需要采取大胆和积极的方法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托洛茨基对杂志的抨击，拉夫反击说：“你所采取的立场过于笼统和历史化。这种立场是最后通牒主义（ultimatist）的，因为它忽视了我们所处的决定性情形：我们掌握的文学力量很匮乏，以及我们的读者对不妥协的革命立场做出某种程度的理解——更不用说肯定——准备不足。杂志的文学性质使我们的问题更加复杂。”他认为托洛茨基过于专注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采取了一种忽视现实的“纯粹主义”态度，以至于认识不到，即便在激进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反“斯大林主义”的《党派评论》也是绝对的少数派，其运作的社会和文学土壤很贫瘠。 与托洛茨基几乎全盘否定《党派评论》不同，拉夫认为该杂志取得了两方面的成就：一是不可逆转地脱离了“斯大林主义”，一是杜绝把这种同“斯大林主义”的决裂变成滑入资产阶级怀抱的手段。 拉夫确信，已经出版的三期《党派评论》杂志确定了杂志的身份：它独立于任何组织的控制，并且敢于挑战美国知识界的主导趋势。对于托洛茨基在上封信中所体现出的对《党派评论》反教条主义的不满，拉夫也不以为然。他认为，最近的经验要求重新审视激进思想，知识分子对此应该进行评估，而这不能通过模仿“斯大林主义”僵化的教条立场来实现。拉夫也不能认同托洛茨基反对《党派评论》拟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活力”研讨会的态度；对于托洛茨基指责《党派评论》邀请了一些“政治尸体”，拉夫回信表示，托洛茨基可以认定被邀请的人之中谁是谁不是“政治尸体”，但对《党派评论》的读者们来说，这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在论辩过程中由读者自己判断。退一步说，即使这些人确实是托洛茨基说的“政治尸体”，也并非完全不能被邀请，因为这些所谓的“政治尸体”仍然有其影响力，论辩的目的之一就是消除他们的影响力。拉夫认为，研讨会的组织者必须容忍多元的意见。通过革命派、中间派以及改良主义之间不同观点的交锋，《党派评论》希望读者能够从中区分“生者”和“死者”。“为了说服别人”，需要“对多种观点的宽容”和民主的辩论。信中最后重申编辑部的共同意见：“不幸的是，对许多人来说，俄罗斯和西欧工人阶级的失败，以及莫斯科审判所揭示的道德深渊，无异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上的反驳。当然，这个令人悲伤的事实不会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拒绝考虑它而被消除。”拉夫向托洛茨基保证，《党派评论》的编辑们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重新评价马列主义的传统并不一定是要“修正”它。拉夫这封信向托洛茨基耐心地澄清了《党派评论》的立场，一定程度上逐条反驳了托洛茨基上一封信对《党派评论》的指责。

《国家》杂志

托洛茨基在1938年3月21日给拉夫回复了一封长信，信的目的之一，是避免与《党派评论》关系的破裂。托洛茨基在信中陈述了十点相当具体的建议和意见：对“斯大林主义”这种“霍乱”而非“错误的理论”，斗争必须激烈、残酷、无情、狂热。“我们将让市侩们去嘲笑‘狂热’”；必须彻底败坏美共的《新群众》杂志的名声，“有必要把这一桶肮脏的斯大林主义的水倒空”；必须打破《国家》（The Nation）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的中立状态，反对这两个杂志的斗争“应该公开地写在《党派评论》的旗帜上”；并不是说《党派评论》需要转变成一份纯粹的政治杂志，但政治必须贯穿于文化的一切领域；《党派评论》摆脱孤立的方法不在于去努力“适应或半适应”主流的左翼知识圈，而在于通过“明确而大胆地提出问题”和“进攻性的策略”；老一辈的激进知识分子现在不能指望了，《党派评论》应该成为年轻人的机关；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将在新的工人运动中开花结果，为促成此事，在目前的准备阶段，《党派评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及一个政党或一份杂志的领导班子的时候，最后通牒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纲领就是领导班子对自己成员的“最后通牒”（ultimatum）；新一代的诗人、艺术家等从《党派评论》中可以期待的不是现成的美学配方，而是通过与常规、虚假的权威、僵化的公式的斗争，首先是与传统和虚假的斗争，为新的艺术形式扫清道路，“不可能忽视纯粹的形式任务和实验”，有必要对纯粹的文学表现和实验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折中主义”的态度；拟议中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人选不当，《党派评论》拟请的大多数人都是“理论上最纯粹的空谈者，而且与工人阶级完全无关”。《党派评论》编辑部还应向研讨会提供一份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纲领性文章，以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回信的“又及”部分，托洛茨基说其关于列宁的新著，版权在出版方，因此自己无法授权《党派评论》转载。

《新共和》

拉夫于1938年4月10日回复托洛茨基，表示同意托洛茨基对《党派杂志》任务的总体分析和对美国知识分子状况的评论，也同意《党派评论》此前六个月所采取的“适应或半适应”的路线收效甚微，同意“只有坚定和攻击性的策略才能影响动摇者”。对托洛茨基认为对纯粹的文学表现和实验应该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折中主义”的态度，《党派评论》非常认同。拉夫说，《党派评论》的编辑和作者不是政治理论家，他们能做的是试图将自己信服的政治分析“转换到文化隐喻和心理感知中去”。为了弥补杂志刊载的文学作品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上立场不够鲜明的问题，拉夫代表编辑部承诺将刊登更多带有文化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批评文章。在这封信里，拉夫还透露，《党派评论》将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议，对《国家》和《新共和》杂志发起进攻，因为这两份以中立的自由派面貌出现的杂志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在自由主义机构中的文雅和虚伪的版本”，导致知识分子被牢牢控制在美国共产党的手里。在向托洛茨基例行约稿之后，拉夫告知托洛茨基《党派评论》决定取消马克思主义研讨，原因是托洛茨基此前的反对以及编辑部的最初设想不可行。后面我们会看到，即使遵照托洛茨基的意见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研讨，以麦克唐纳为首的《党派评论》依然不能打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疑虑。

虽然托洛茨基和《党派评论》在许多问题上针尖对麦芒，意见相左，两方仍然有一个坚实的合作基础，那就是在左翼政治框架下反“斯大林主义”。尽管麦克唐纳，尤其是拉夫对托洛茨基的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训导做出了自己的辩护甚至驳论，托洛茨基这几封信，与其他因素一起，仍然对《党派评论》的办刊方向和刊文标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38年4月，拉夫在《党派评论》上发表《心灵的审判》，文章激情洋溢，文采斐然，但它与此前在《党派评论》上刊登的不太涉及现实政治的典型的文艺评论文章不同，而是一篇声讨莫斯科审判，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声援“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檄文，直接介入了现实政治中的斯大林-托洛茨基之争。编辑部先前为《党派评论》规定的基本上“不直接参加政治争论”的文化杂志路线，就此画上了句号。多年之后，菲利普斯的夫人、《党派评论》的后期编辑伊迪丝·库兹韦尔（Edith Kurzweil）专门从历年的《党派评论》上辑录出数十篇文章，编成一本政论读本《党人的世纪：〈党派评论〉的政治书写》。

1940年4月，由于在苏联出兵芬兰以及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国家性质等问题上的纷争，托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发生分裂。在与《党派评论》圈子关系密切的马克斯·沙赫特曼的带领下，一部分人离开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所谓第三阵营的另类托洛茨基政党工人党（Workers Party，简称WP，1940—1949），成员包括托洛茨基的前秘书之一阿尔伯特·格罗特泽（Albert Glotzer）、《党派评论》作家欧文·豪和詹姆斯·T.法雷尔，以及编辑麦克唐纳等。另择山头，在工人党担任高层领导职务的麦克唐纳在1940年第4期8月号的《党派评论》上发表《国家防卫：社会主义的案例》一文。文章宣称纳粹政权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种新型社会”，而托洛茨基低估了其持久性。麦克唐纳断言，“纳粹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们正在打一场新型战争，这种战争就像拿破仑的军事创新一样清楚地表达了一种新型社会”。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页，麦克唐纳宣称：

麦克唐纳认为，在左翼圈子里盛行的革命乐观主义无助于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面对革命运动在过去二十年中连续遭受一系列重大挫折的事实，必须以冷静和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