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进程，二战后的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陆续被介绍到了中国，这对于中国政治学者了解政治的本质、政治体系的构成、政治的行为体以及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观点和视角。随着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二级学科的作用逐步显现，西方专门从事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被更多地翻译过来，这其中包括战后比较政治学的开篇之作——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①，被誉为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典之作——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②。此后，阿尔蒙德的其他著作如《发展中地区的政治》③《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④《比较政治学》⑤也相继被翻译过来。与此同时，美国学者罗纳德·H.奇尔科特的《比较政治学理论》⑥、迈耶的《比较政治学》⑦、霍华德·威亚尔达的《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⑧，以及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⑨等一批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经典之作也展现在了中国学者面前。这些著作向中国读者展现了比较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以及如何在复杂而多重关系中解释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使那些在非比较研究中无法排除或者认为因相互抵消而不起实际作用的变化因素在比较政治学的探讨中灵动起来，成为解释研究对象的重要变量。而从个案研究到统计分析等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引介，既可以满足中国学者对政治现象或者个案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理解，也可以通过对相关变量的量化分析，显现出政治研究系统性和全面性的魅力，对于比较政治学在中国的起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从针对一国的研究发展到多国比较是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路径。英国学者沃尔特·白哲特的《英国宪制》⑩、比尔·考克瑟等的《当代英国政治》(11)、美国学者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12)、查尔斯·德伯的《疯狂的美国：贪婪、暴力、新的美国梦》(13)等，都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研究成果。随着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向专业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针对某一国家的概括性论述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针对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及其特定专题，如民主化、现代化、族群关系、经济发展、民生、政府绩效、公民信任、不平等、社会稳定、劳工运动等问题而展开深入探讨的作品不断出现。如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14)、罗伯特·A.达尔的《论民主》(15)、塞缪尔·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16)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7)、西里尔·E.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18)、霍华德·威亚尔达的《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19)、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20)、林德布洛姆的《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21)、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22)、斯科克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23)、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24)、戴维·赫尔德的《民主的模式》(25)等，都将影响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纳入比较政治研究中，极大地提升了比较政治学理论的价值和层次。而对中国学者而言，西方学者针对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特定现象的分析展示，也拓宽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视野。
此外，随着亚非拉地区“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被西方学者纳入了研究视野，相应的学术成果也不断涌现。如美国学者劳伦斯·迈耶等的《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与理论》(26)、霍华德·威亚尔达的《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27)等。虽然这些成果都出自西方学者，但由于严格遵循了比较政治学的基本逻辑和基本方法，通过理性选择主义、文化主义、结构主义三大基本范式对区域性国家政治发展图景进行构建，值得中国比较政治学借鉴，以便丰富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完善研究体系。
总体来讲，在中国比较政治理论体系建构的最初阶段，西方的比较政治学家作为先行者提供了群体性智识贡献。正是通过对西方比较政治学领域著名学者及其经典著作全景式的学习和把握，中国的政治学者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整体发展状况、主要流派、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分析手段有了宏观的认识，对诸多理论流派的核心原则、特征有了初步把握。在追寻西方理论各流派之间的传承关系时，各流派的学术贡献得以总结，论争焦点和分歧根源得以揭示，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当前，西方比较政治的研究观点和研究范式呈现出相互兼容的发展态势，在它们弥补自身理论缺陷和应对来自现实问题的挑战时，不断兼收并蓄，构建出各种兼容性的理论或者模型，追求“简洁”性，以期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获得更为统一的意识、框架和范式。
在西方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影响下，中国比较政治学经历了一个启蒙、发展、走向学术自觉的过程。1998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发表的《政治制度需要研究和比较》(28)一文，强调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性，成为中国政治学界号召学界同仁共同推动该学科发展的一声呐喊。此后，大量西方经典政治学家的作品被深入地研究和解读，并按照研究主题陆续结集出版。2004年宁骚主编的《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是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第一套学术辑刊。而2010年12月创刊、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主办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是国内第一本以“比较政治学”命名的学术集刊。随着比较政治学进一步发展，一些重点大学增设了以比较政治学为名称的系别或研究机构，比较政治学被列为高等院校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国际政治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以比较政治学为主题的学会会议在全国各地陆续召开。中国政治学界知名的学术期刊，如《国际政治研究》《国际观察》《社会科学》等也相继开辟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板块。中国人民大学的《比较政治评论》、上海师范大学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通讯》《国外政治学前沿摘编》《比较政治学前沿》《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等集刊逐步创立，国内第一个比较政治研究数据库网站“比较政治研究网”及其电子期刊《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已开通运营。当前，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及其研究视野不断拓展，成果广泛散布于本国政治、外国政治、国际关系、政治理论、政治学研究方法、行政管理六大领域之中，辐射了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各个议题。
虽然西方学者一再强调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但作为最具政治性、最具意识形态性的学科，西方的比较政治学实际上暗含着“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最优越的意识。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同治理方式的国家而言，没有一种通用的比较政治学理论，更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比如，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议题就大为不同：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议题是民主化、选举、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政治透明度等；而在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中，排序靠前的则为政治秩序、国家能力、政党能力和政治回应性等。中国比较政治学需要借鉴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但我们更需要走向学术自觉，需要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已经出现了关注和推动比较政治学本土化的先行者，开始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比较政治学议题、价值和方法。如杨光斌指出，当前，西方比较政治学基于他国经验而形成的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等思想，远不能作为观察、评判中国的“标准”，而培养怀有使命感的、具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学术共同体”，推动历史、理论、现实三个维度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实现自主性的出路所在，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29)高奇琦指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关键是要形成自己的核心议题、基本价值和研究方法，既要发现以往被西方忽视的问题领域和概念，同时也要对一些重要的、带有西方印记的概念进行创新。(30)他认为，国家治理可以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关键性的议题领域，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可以在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国国家治理实践的比较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经典作品。(31)
在对国外比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进行回顾与阐释的同时，中国学者开始对西式概念和理论的价值和普适性进行探讨。(32)程同顺、杨倩对如何明确界定“民粹主义”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3)；汪仕凯通过对经典文献分析提出了民主发生理论的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解释模式(34)；邢瑞磊对韦伯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其过于追求理论的简洁性，忽视了制度和文化等重要因素(35)；张孝芳则对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国家理论及其发展脉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36)；齐艳红对西方协商民主“第三代”的理论进行了述评，认为如何消解协商民主的规范性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第三代”的总体进路。然而，由于对代议制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缺乏一种辩证的历史意识，西方对这种张力消解的努力最终是不成功的(37)；王衡在跨国调查的实证测量的基础上认为，西方民主的概念在理论的开放性、测量的精确性、方法的整合性等方面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空间(38)。
此外，中国学者对非西方国家及非西方式的政治发展道路进行逻辑梳理，做出了更为客观的评判(39)。岳春颖、王大鹏认为，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在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时，其分析框架和理论解释力受到限制(40)。郭定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一直存在东方与西方、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如何破解这种思维模式，或可从内源发展观出发，以“正”作为核心价值，对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实意义进行分析和探讨，这将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文化支撑(41)。
现实政治进程总是会给比较政治学提出新问题，要求其在解释现实政治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理论修正和创新。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不断出现，为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提供了土壤与条件，也使得学者有了更多的自觉意识，中国化和本土化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努力方向。在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以时代主题和热点问题为研究取向的作品初见端倪，中国经验和中国视角的书籍不断出版。(42)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不断顺应时代需要，与中国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学科发展呈现蓄势待发的状态。总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学者自主意识不断显现，中国比较政治学者也开始逐步走向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进程。
尽管近几年中国比较政治学本土化意识有所增强，学科发展逐步走向繁荣，但就政治学整体而言，比较政治学依旧是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局限于文本的、案头的研究而缺乏实际考证，基本上停留在花絮性的总结归纳、就事论事上；由于过于强调中国问题、经验、现象，在处理中国“特殊化”与西方“普遍化”问题时不能客观对待；过多运用政治哲学思维和角度来讨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价值、意义和基本逻辑，有时不免出现以自身的主观意识和价值观念来裁剪别国的经验事实；擅长质性研究，但对于统计分析(定量方法)、博弈论等的应用过少，实证方法的运用不充分，方法落后等，导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但其中也不乏佼佼者，这其中以房宁等著的《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自由、权威、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43)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编制的《国家治理指数2015年度报告》为代表。这些成果将目光放在了亚洲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探求政治发展的脉络及规律，并尝试建立科学的政治发展的评估体系，增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学术影响力。
《自由、权威、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是由房宁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房宁先生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评为近30年来最受尊敬的30位作者之一，开创了以脚步丈量现实生活的政治研究风格。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成立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知名科研院所、高校的国别专家和政治学者组成的调研团队，分两大批次赴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等10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展开实地调查。《自由、权威、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是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五国一区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状况与特点的梳理，《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是对越南、菲律宾、伊朗以及印度等国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与经验的总结。与传统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一样，该研究成果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案头研究的基础上。在实地考察之前，课题组对以往中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整理，同时又突破了以往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模式，通过对相关地区的政治机构、政治活动进行现场观摩式的“田野观察”，通过与相关政治家、企业家、政治记者、专家学者座谈的“口述历史”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对这些国家在政治建构中的事实部分、叙述部分和意识部分，即“做法”“说法”和“想法”，进行系统观察、分析和确认，尽可能全面、系统、准确地再现与描述其发展历程，揭示出埋藏在浩繁的历史事实中的因果联系、逻辑关系。在调研过程中采用“魔鬼在细节”“现场找感觉”“重复中发现规律”“差异中发现问题”等调研方法，确保研究过程的客观性、科学性。
工业化、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方向，但亚洲各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又是具体的。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一是亚洲政治发展路径的规律性。在传统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逻辑中，国家发展是一个从非民主政治(权威政治)转向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的过程。而亚洲大多数国家因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不同，其发展道路呈现出权威主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特点。二是亚洲地区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课题组首先摆脱了传统国别研究中单纯从制度层面认识问题的局限，通过深入观察将各国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划分为宪政结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层次，认为工业化、现代化首先导致新的社会集团出现，而新兴社会集团通过政治参与，进而要求改变权力结构和宪政体制，最终形成了国家整体的政治体系变化及政治发展。三是对政治发展的策略进行总结。课题组发现，亚洲国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快速走向工业化的原因在于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对冲”，即在政治体制的开放和改革进程中，在保障了国民的经济社会权利、扩大了社会自由的同时，集中了国家权力，实现战略性发展。权力的“对冲”机制是东亚政治发展的最优路径，为亚洲国家顺利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权力的“对冲”形成了促进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生产性激励”，避免了扩大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分配性激励”。此外，课题组还十分注意各国之间的差异性，如对不同国家利益集团的构成的分析、对不同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快慢的原因的探讨等，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全面性和严谨性。
中国比较政治学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是顺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的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思考的问题，而国家治理指数是国家治理实证研究的必要内容之一。当前，评价指数基本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均由西方主导，是西方工具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指数研制已经成为西方掌握话语权的科学工具。但在其标榜事实数据的客观性的外衣下具有较强的价值观倾向。如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全球化指数”、英国华威大学的全球化学习和地区化中心的“全球化指数”、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数”等。重构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治理的评价指数是中国比较政治学服务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中国比较政治学国际学术实力的题中之意。继2014年南开大学景维、王永兴提出转型经济体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44)、江必新、邵长茂提出重视对国家治理商数的构建(45)、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高奇琦提出通过指数来推动国家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的主张后(46)，2015年12月4日，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编制的《国家治理指数2015年度报告》成为中国国内第一个用客观数据测量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是在务实研究和广泛征求学界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治理指数指标体系，反映的是国家治理的综合性内涵。指标体系逻辑十分严密，指标数据的选用均来自于权威国际机构。除对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外，评价体系还对世界各主要国家治理指数做出了总体排名，对各国国家治理指数的各个分指标进行排名，特别关注了G20、G7与金砖国家的得分与排名情况。2015年公布的第一份指数数据及排名表明，这一指数符合各类理论预期以及实际情况，它没有偏袒某些国家，也没有贬低任何国家，从而实现了对国家治理状况公平且公正的评估，为未来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决策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参考。
国家治理指标体系的构建说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是以一种包容互鉴的政治学价值来看待西方文明和道路，摆脱了以往单纯通过综合国力或者经济实力来评价一国，避免了用某种“普适”的标准来评价所有国家，更加注重各国政治制度的内生性，以宽容大气的胸怀来看待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遏制了凡是提到制度就言必称西方，凡提到民主就言必称希腊的政治研究的态势。
总之，通过中国比较政治学人的努力，政治学学科建设中中国学术话语表达及中国学派的趋势正在国内呈现。今天的我们，再也不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懵懂无知地观看世界，再也不会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头晕目眩、六神无主了。中国已具有了自身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的经历，独立的思考使我们初步具备了客观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基础。时代提出了要求，时代给了我们条件，我们幸运地承接了这一历史的使命，正在为构建中国“崛起的比较政治学”而努力。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本期编辑：执金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