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嘎尔尼访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在大众的印象中大清对待英国使节无礼之极，让现代的中国人为祖先的妄自尊大而蒙羞。但是马嘎尔尼本人却对乾隆评价甚高，难道是看走眼了？
当然不是，事实上虽然大清摆足了天朝上国的架势，不过乾隆却对双方的差距有了认知因此下令地方官严防河口。
受制于当时的世界观，其选择通过加强对国家的控制来达到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那么结果究竟如何？满清加强的控制在鸦片战争后被一举瓦解，是否缩短了这个王朝的寿命？
鸦片战争前的海关
清朝拥有巨大的版图面积 在通商口岸上也多于明朝
众所周知，清朝被人诟病的除了清初的剃发易服外，就要数闭关锁国了。
但是，清朝所谓的锁国并非很多人想象中的完全闭锁状态，
还是留了四个专门的通商口岸。
在清朝的设计中四个口岸分别是:
宁波
的浙海关主要负责对
东洋贸易，
广州
的粤海关主要负责对
西洋各国贸易，
厦门
的闽海关主要负责对
南洋各国贸易，
松江
的江海关主要负责对
国内沿江口岸贸易。
而排出主要对内的江海关外，其余三个口岸中以粤海关为绝对优势占据了老大的地位。优势有多大呢？
当时中英贸易占据对外贸易额度的70%-80%。
而根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到
1753年为止，英国来华的商船共计189艘，其中粤海关有153艘占据了83%之多。
因此粤海关一家独大的日子也被叫做一口通商时代。
位于广东的十三行
那么这种近乎于垄断地位贸易是否给广州和清国带去了丰厚到不可想象利润呢？
答案令人跌破眼镜。
在道光十四年也就是英国人闯入黄埔的那一年之前，粤海关一年的收入不过一百六十多万两。而清朝全盛时期有多少年收入呢？七千万两！
其中地丁是最重要的收入。道光年间虽然已经出现了衰退，但是也有两千万以上的地丁收入。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外贸的盈利其实对满清而言根本不足轻重。
站在当时人的局限之内看，认为贸易并非必须的也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是否是真的因为对外贸易确实无利可图呢？
当然不是如此，事实上支撑起后期清朝洋务运动和战争恰恰是海关的税收。因为人口最为稠密的江南地区已经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毁于一旦，地丁税收因此锐减。
但是此时仅仅通过海关的税收，清朝每年就有至少三千多万两入账。
可以说通过自由贸易清朝极大地延长了自己的寿命。而对此很多人对海关税收的解读是赫德引进了西式廉政的效果。确实廉政起到了不少作用，但是真正关键的却不在这里。
鸦片战争在实际上逼迫清朝做了一系列改革
鸦片战争前后究竟有何不同？
鸦片战争前十三行门口的船舶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奇怪，既然清朝不是想象中的完全隔绝，腐败问题也并非绝对主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鸦片战争前后如此巨大的贸易额差距？
其实这个关系到了中国传统的思维和西式的自由贸易的冲突。
在此之前，广州的对外贸易是由广州十三行负责的。
这十三行啊可不是如字面意义上的十三家哦，是泛指那些给满清办事的商人的统称。因为满清实在不擅长对外打交道，又害怕外来的力量冲击传统的儒家社会，所以就招募了当地那些有实力的商人和洋人做生意。
拿中国的茶叶来说吧，这是工业革命后中国少有的能拿得出手的拳头产品，但是其贸易的环节堪称繁琐至极。
首先由茶商从茶农处购买茶叶，然后再由茶商转运至广州给十三行，最后由十三行在指定地点和洋人贸易。过程多了好多本不必要的程序，极大地迟滞了整个系统的效率不说，也让收购成本大增。又恰逢英国本土于1821年颁布了新的贵金属供给标准，导致远东的白银供给量减少，削弱了英国商人的购买力。
这一切的结果自然是让洋商怨声载道，吃朝廷饭的十三行赚的彭满钵满。而满清也如愿以偿地隔绝了自己的人民和西方资本的联系，将其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充分满足了其控制欲。
位于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船舶
贸易的地点和额度受到朝廷的限制，无疑让习惯了亚当斯密理论的英国人极其反感。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战胜后对土地和赔款的要求不高，却对通商和贸易极其执着。
《江宁条约》规定了：勿论与何商交易，悉听其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