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艾蓝（Anne Cheng）《中国思想史》现已上市。本书是法国知名学者程艾蓝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著作。曾获1998年西方汉学最高奖儒莲奖。此书以既历史又主题的方法来叙述一个长达数千年的精神历程。其中重点凸现了复杂整体中几个惊人的时刻，可与钱穆、葛兆光等人的《中国思想史》互为补充。 西方对中国思想传统的介绍往往集中于某个局部，或过于片面。本书作者程艾蓝凭借其法、中双重身份的先天优势，从中、西方双重视角审视中国思想，梳理了从商朝到五四运动间中国思想的演变。本文节选自本书绪言，以飨读者。
程艾蓝（Anne Cheng），1955年生于巴黎的中国家庭，入巴黎高师（ENS-Ulm）后致力于汉学研究。现为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中国思想史教席教授，曾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法国东方语言文化研究院（INALCO）等机构从事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和教学。译著《论语》堪称欧洲汉学界权威译本。主持编撰多部作品，如《当代中国思想》、法汉对照“汉文书库”系列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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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今天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
文 | 【法】程艾蓝
译 | 冬一 戎恒颖
中国
我们西方人今天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那是一片嘈杂之象，其间夹杂着难以置信的中国经济信息，还有诸多所谓的中国文化解读。以仁道与文明为重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眼中依旧深不可知，尽管它持续激发着西方对它的好奇、遐想与渴望：从十七世纪的传教士，到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哲人；从二十世纪毛主义的热情追随者，到今天的商贸人士。莱斯（Simon Leys）之言相当到位：
在西方看来，中国仅是人类经验的另一极而已。其他的伟大文明要么消失（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被哥伦布发现之前的美洲），要么被如何在极端环境中求生的问题耗尽（如原始文化），要么与我们过于接近（如伊斯兰、印度文化），唯独中国与西方有如此根本的反差，如此全然的相异。中国具有如此彻底的独特性，又如此富于启发性。仅当端详中国时，我们才能够更准确地掂量自己的身份，最终认识到我们遗产的哪些部分体现了普遍人性，哪些仅是印欧人的特异性。若没有与中国这个完全的他者的相遇，西方就无法真正意识到其文化本我的框架与局限。
各种恐惧和荒谬念头，使得我们在担忧“黄种人威胁”与迷恋“东方智慧”间徘徊不前。建立一套可靠的认知基础，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要以诚敬、公正的思想态度而不是一个走样的中国形象为基础，因为后者通常是为有意的移花接木打幌子。如今这个身份与确定性爆炸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可以在无限多样的思想资源与人类憧憬中有所权衡。从一个充满惊涛骇浪的躁动时代走出的中国文化，正处在四千年历史延续的转折点上。这也是中国重整旗鼓、正视未来的关键时刻：它依然能从自身传统中汲取营养？它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西方国家的人有何言相告？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来研究中国思想，但是，中国思想难道就一定要被判定为异国情调或纯然他者？无论我们的认知愿望如何强烈，最重要也最难的一点，是要学会尊重中国思想的特性：考察它，又要懂得沉默，以倾听它的回答；在迫切提问前，先学会聆听。因此，我们不想把中国作者湮没在方法论中，更不想替他们讲话，相反要为作者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让文本发言。让我们的耳朵先慢慢适应，以辨认出文本独特的乐声，听出其中反复出现的基调，还有那些崭新的旋律。
批判与同情（sympathie，取其古希腊词源义：共情）的理解，内在与外在兼顾之视野，是本书的出发点。本书以启发为任，不进行作为既定真理的知识堆砌，而是希望激发读者的兴趣与好奇心，同时为此提供途径：一些值得推荐、对读者有用的“钥匙”，以便读者有朝一日能打造出自己的钥匙。作者远不奢求完成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仅希望藉本书与读者一道分享拜访思想巨擘的快乐，分享作者中国和欧洲双重文化身份造就的视角。
历史
如今被称为思想史的这门学科，在编年学之线性与挖掘思想之深度间左右为难，操作起来很不容易。我们或许不必向生活于同一文化之内、有着共通的语言和参照系的人去介绍他们自己的思想史，而对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非专业读者来说，则需另当别论，因为中国思想的表达方式和类型往往令他们无所适从。如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说，“在分享与我们完全不同而且历史悠久的思想时，做到清楚明白最难。过分同化的危险很大……”
尽管中国思想史难免给西方留下重复印象，比如十一世纪甚至十八世纪的思想争论，总是回到古代就已出现的主题，但是它的发展更多呈螺旋形而非线形，与如今流行的那个永恒不变的中国智慧形象并不相同。这一永恒不变的形象自然不具备历时性视野，中国思想家意识敏锐，通常以回答现实的时代问题为己任。从漫长的时间跨度来研究中国传统，有助于我们发现它的多样性与生命力，把握住其间的变化与恒定。历史维度也能保证长久批评工作所需的距离，提防普遍存在的泛论和推断。从如此漫长历史衍生出的诸多概念，因牵涉的时代问题和背景的不同，其涵义也不必然如一。
中国历史尽管在某些乱世之时，也曾关注个体，但它一直以社会和政治为重。这里需要提及知识人的特殊身份，帝国时代的知识人身为士大夫，念念不忘其“佐君”角色。从公元前五世纪孔子提出“天命”观念，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体制崩溃直接导致的经文传统的衰落，中国思想的命运似乎与每个朝代息息相关。
自上古时代的公元前两千年中期开始，最初的文字记录就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初特征：祖先祭拜，文字和理性的占卜性。孔子对人的绝妙赌注成就了一套伦理，从此潜入中国人的意识。战国时期（公元前四世纪—公元前三世纪），繁多的思想流派带来超常的观念糅合，各类学说也由此更加精深。这个时期涉及并勾勒出以后的一切：基本材料、优势、格局、趋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战国的多元性也留下印记，帝国成立之前的思想沸腾，在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首次凝固成型。主导中国帝制两千年的政治体制和习惯随之形成，以共通观念之整体与既成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身份也随之浮现。
正当庆祝中国盛世（pax sinica）之际，中国思想又步入需要直面“外部”的新纪元。三世纪东汉灭亡，其世界观也随之崩塌，中国政治陷入分裂格局，促成了战国思想潮流的复返与印度流入的佛教思想的传播。佛教这一先天外来的思想形式，在融入中国社会和风俗的同时，从深处改变了中国文化，在唐时臻于鼎盛。
公元一千年末，佛教影响变得无比强大，两宋儒家传统开始竭尽全力反思重建。为对峙被认为过于书卷气的两宋理学复兴，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明代重新呼吁内观德性。这又激发了提倡回归实践价值的运动，这一运动随着满清朝的建立而加速。
中国思想在完成对佛教的消化吸收之后，又开始面对更为外来的基督教和欧洲科学传统，先是通过传教士，后经过整个十九世纪与西方逐渐频繁的接触，直到西方强国的入侵。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处于挣扎之中，既需承当传统遗产的沉重分量，又要回应西方挑战和现代化的迫切需要。1919年五四反传统运动，构成了我们所认为的象征的临界：这场大规模运动，第一次完全背弃了两千年的传统，昭示了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新纪元的到来，而这些矛盾至今仍未解决。
传统
在编年表提供的整体框架和参照下，本书围绕中国思想家最关心的对象展开论述：他们的讨论主旨、讨论问题，还有那些他们认为自然而然、无须解读的言下之意。古希腊逻各斯（logos）传统的哲学论述，总需重申依据和论点；中国思想不同，它往往从一个默认的共同基础出发，展开论述，也就并不体现为一套承前启后的理论系统。孔子被认为是第一位以个体身份表述的中国思想家，他一开始不就说过“述而不作”吗？
中国思想史中的概念通常在传统中变迁，不属于某一作者专有，所以强调概念的衍变，就显得更恰当。中国思想往往从一整套的预设出发，严肃的历史研究就需要把握住其中的焦点与争论，正是这些促成了传统的不断发展，累积甚于辩证。张灏（Chang Hao）提出“内部对话”之说，指“整个中国传统内，穿越诸多世纪延续下来的有特质的思想对话。与其他悠久文化传统不同，中国传统是在思想界一代代的问题与观念的基础上积累衍变出来的。”本书力图展示的，正是这匹“内部对话”挂毡的织法，它日积月累最终呈现出纹路。本书将尽量以编年史为线索，试图勾画出一个可供读者参考的连贯空间。
思想抑或哲学？
以上所述似乎都禁止我们将中国思想称为哲学，逻各斯（logos）的继承者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哲学”这个称号，排挤他者：中国思想被称为是“前哲学”，甚而被局限在“智慧”（sagesse）领域。如果我们必须承认“哲学说着古希腊语”，那么，对这个似乎自足的“创造概念的技艺”提出异议，又有何用？他们说，“东方无视概念，因为东方满足于让最抽象的无（le vide）与最庸常的有（l’étant）共存，之间没有任何中介”。这是一位持守西方霸权的傲慢知识人之语，也说明哲学如今已等同于某种标签，所有文化都希望沾上光。如杜瑞乐（Joël Thoraval）所说，现代中国一直没有摆脱获得“哲学”认可的愿望，而“哲学”一词则是十九世纪末期，从日语转借而来（哲学，日语发音tetsugaku）。
面对中国思想家著作之多样化（除连贯论述一个论题或观念的文论外，还有大量的注疏，庞杂的诗歌、书信、题跋及其他文字），很难梳理出一套不同于“宗教”“文学”或“科学”的所谓“哲学”文本（斯多葛派不也用诗或书信来述思？）。然而不可否认，这一丰富传统中有一部分文本先知先觉，它们滋养了几千年来的中国思想，体现了世界与人的美妙和谐，及希望系统阐述的恒久努力。一套渐趋成熟的语言，从先秦就开始发展，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间成形，最终磨炼成为一套绝佳的语言工具，既能渗入现实所有缝隙，又完美匹配思想的精妙。
这套语言远不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不可捉摸，相反，它不断增强表述的准确性。其文本通常没有一条呈直线发展、所谓自足的逻辑线索，不能单独提供理解的关键。汉语文本就是一块布匹，需要读者适应其中反复出现的纹路。它如一把梭子在同一块经纱上穿来复去，给人不断重复传统论调的印象。我们需留意它一点点描画出来的图案，因为这正是其幽深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