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出于对历史研究的热爱，戴秉衡义无反顾地从已经读了两年的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退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大浓厚的学习氛围和雄厚的师资力量，让戴秉衡立下了毕生研究历史的志向。
当时，国民党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开始在大学里镇压学生们的爱国民主运动，戴秉衡因在北大参加学生运动遭到政府通缉。在地下党的保护下，戴秉衡才远奔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学习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并最终留校任教。为了防止国民党发现自己投奔共产党而连累家人，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戴逸”。
1949年4月，华北大学搬到刚解放不久的北平。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
在戴逸看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与之前从民国延续下来的大学有着诸多不同。人民大学以培养革命干部和经济人才为目的，应用性强，课程设置上比较务实，比如设立贸易系、外交系、工业经济系和农业经济系等，同时也注重政治理论课，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都是人民大学最早的专业课，戴逸负责的就是讲授党史。
1956年，人民大学决定增设中国近代史学科。戴逸回忆道，“我们中国历史界有个毛病，就是厚古薄今，老师们喜欢讲春秋战国，好像到汉代以后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当时几乎没有老师做近代史研究，学校就把我调过去补空缺，一开始，研究近代史并不是我的主观意愿。”从那时起，戴逸连续在研究生班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开启了1949年以后在高校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
1958年，戴逸将两年来的教学经验和潜心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为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寻找出一条整体逻辑，撰写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被当时的学者评价为“一本流行很广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