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农民，我的根在农村。农村发生的任何事我都关心。比如每年国家三令五申不允许农民烧秸秆。
其实烧秸秆是这几年的事。我们小时候，秸秆和稻草都是宝贝。因为要烧大锅，灶台下面怎么能缺少这些干货呢？老牛也要吃稻草的。晒干的稻草，散发着田野的清香，在老牛安闲的咀嚼中，岁月有了酒的味道。
有一年我们村两个农民吵架。当天晚上，一个农民家的柴垛被人点火烧了。我清晰地记得熊熊火光下，那个农民绝望的苍白的脸。秸秆就是火光，就是温暖，就是热腾腾的饭菜，就是农民的衣食父母啊。
还有一次，我们家大场地上放露天电影，历史上只有这一次。我父亲如临大敌，他带着我们全家巡逻，看着柴垛。但最终还是没看住。柴垛上的稻草被人拔走了很多，看电影时垫在屁股下。
秸秆和稻草作为农业的附带产品，对于农民具有重要意义。
但不知从何时开始，年轻人去城里打工，基本上都是老人在家种田。插播改成了撒播，一切因陋就简。
更重要的是，农村用上了煤气罐，很少再烧大灶。秸秆和稻草瞬间失去了价值，如同家道中落的八旗子弟。
让农民自己去处理秸秆和稻草，这是一个不能承受之重的任务。
我是一个农民，我想破脑袋，也不知道秸秆和稻草究竟应该怎么处理。秸秆和稻草是我的财产，但这个财产失去了价值，那么农民有没有权抛弃自己的财产？
如何抛弃？焚烧自然是最理性的选择。一是不需要人力转移，就地处理。二是焚烧成本最低，一根火柴一个打火机就好了。三是焚烧过后的灰烬就是钾肥，有助于土壤改良。
但焚烧的后果很严重，城市上空烟雾弥漫，空气质量恶化，哮喘病人增多，甚至导致航班停飞。每年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定期发布禁令，严厉打击，但成效不佳。
原因不难理解。本来种田就低效，农民没有金钱和精力，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稻草和秸秆，或者就是成本太高。
你不允许焚烧，很多农民就把稻草和秸秆扔进河里，这又导致了河流的淤塞。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民焚烧秸秆是最聪明的选择。我们在评价农民焚烧秸秆，千万不要认为农民比我们愚昧，事实上他们只是比我们低微。
他们没有过高的预算去做这件事，也不值得花费这个成本。对于农民来说，秸秆和稻草都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想要放弃自己的财产有错吗？烧与不烧都是一个大问题。
假如农民种一亩地，每年收入1500元。不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单化肥和农药的开支，每年达到500元多元，农民实际收入不足1000元。如果再让农民花钱处理秸秆和稻草，很可能农民种田一年还会亏损。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如何选择？
从国家层面来说，制止农民焚烧秸秆无可厚非。这既是保护碧水蓝天，也是保护更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为了人民的满意，国家必须要制止农民烧秸秆。
但农民呢，农民无路可走。要不种田亏本，不种田又能做什么呢？为了减少开支，农民放弃自己的财产，烧掉秸秆，肥沃农田，似乎也有他们的道理。
事实上，当农民放弃了秸秆的财产权，秸秆处理就应成为由政府买单的“公共物品”。政府将工业与商业社会的垃圾处理视为公共事务，而将农业社会的秸秆处理视为农民自己的事情，这对农民或许不太公平。
之所以想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教师和农民非常相似。教育本身和农业也很相似。叶圣陶先生就说，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学生是种子不是瓶子。
比如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政策，针对孩子放学早、父母接孩子不便，开始实施弹性离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