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云归】
《白鹿原》中提到的第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体性事件，是“交农事件”。
白鹿原第一保障所创建成功，鹿子霖当上了乡约，第一件事情就是奉县长命令收缴印章税：“要对本县的土地和人口进行一次彻底清查，先由保障所逐村逐户核查造册，再由白鹿仓汇总之后统一到县府加盖印章，一亩一章，一丁一章，按土地亩数和人头收缴印章税。”白鹿乡民不满，白嘉轩便暗同徐先生造鸡毛传帖，鼓动百姓将农具交到县府，“罢种罢收”，是为“交农事件”。
影视截图
交农当天，白嘉轩等三位带头人被乡约田福贤和鹿子霖带人绊住，脱不得身，来交农的庄稼人群龙无首，愤怒地要反找带头人算账。眼看交农运动即将失败，白家的长工鹿三自告奋勇站出来做了交农运动的领袖，力挽狂澜。有了领袖的农人们一鼓作气，在县城的城墙下拆墙扒砖，逼着县长废除了印章税。鹿三回到白鹿村，白嘉轩在街口迎接他，深深鞠了一躬：“三哥！你是人！”
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运动。按照我们惯常的认知，地主剥削长工，长工反抗地主，才是阶级斗争的常态。为什么长工鹿三不趁着革命的大好时机，革了反动地主白嘉轩的命，反而成了地主的亲密战友甚至肝胆相照的兄弟？
这，就要从白鹿原上的白鹿祠堂说起。
白鹿祠堂无疑是白鹿原上最重要的文化场所之一。它是白鹿两姓人供奉祖宗牌位族谱的神圣之地，是乡民婚丧嫁娶的行礼祭拜场所，是以白嘉轩为代表的族长乡绅的议事之处，也是给白鹿原上的娃子开蒙读书、让白鹿原上的男人学习《乡约》的文明教化场所。族人的生老病死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祠堂，围绕着祠堂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构成了白鹿原上的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公共治理秩序，白鹿祠堂则是这一制度的执行场所和象征符号，是宗法制的精神纽带。在这种“皇权不下县”的情况下，大多数地方财务、地方学务、地方公务都是在地方乡绅的支配和群众的自主参与下共同完成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乡村农耕文明得以长期有序运行。
旧时乡绅
而在这个依靠宗族乡约运作的体系里，地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模糊。
清末民初时期，雇工与地主之间依旧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对立。雇工除遭受劳动上的剥削之外，在法律地位上也处于绝对弱势，甚至已经解除雇佣关系的雇工在面对旧主人时，依旧无法摆脱曾经的主仆地位；但另一方面，地主和雇工都很少彻底否认这种剥削关系的不合理性。地主认为使唤长工是天经地义，雇工也会尽量服从主人的安排。对现实不满的长工更多地是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沮丧，而不能主动意识到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现实。白鹿原上最具反抗性的黑娃在面对地主黄老五的苛待时，也只是直接逃跑，并没有自觉地想到联合其他的长工斗倒地主黄老五。
实际上，在地主与雇工之间的主仆之分野较为鲜明而稳定的情况下，如果主家践行了儒家伦理道德，足够宽厚仁慈，而雇工也明事理、知感恩，主仆之间就有可能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一例。
鹿三只能住在马厩里，听白嘉轩的使唤，白嘉轩是乡绅族长而他是长工，两人在身份地位上无疑是不平等的；但白嘉轩叫鹿三“三哥”，出钱供鹿三的儿子鹿黑娃上学，让自己最疼爱的女儿白灵认鹿三为干大；当仙草和鹿三的女人鹿惠氏都在瘟疫中罹难时，两人轮流做饭，相依为命。白家无疑是仁厚的主顾。而鹿三反过来也感念白嘉轩的好意，看到因为田小娥堕落成乞丐的白孝文，他手持梭镖刃杀掉了田小娥，他的愤怒远比看到小娥勾引自己儿子时更加强烈。
影视中鹿三形象（李洪涛饰）
书中，鹿三的一段独白想法很好地概括了这一平衡关系：
“在他看来，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了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简单不过的事。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熟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反过来有的财东想让长工干活还想勒扣长工的吃食和薪俸，那长工还有啥心劲给你干活？这样，财东想要雇一个本顺的长工和长工想要择一家仁义的财东同样不容易。”
无独有偶，《飘》中郝思嘉家的黑人嬷嬷，无论是南北战争之前还是之后，都发自内心地对郝家保持着一种高度的忠诚，面对家庭事务恪尽职守，认为自己也是家庭中的一员。而更多的黑人奴隶，甚至会因为失去了这种隶属关系而显得无所适从。这从侧面反映了这种主仆关系阶级地位在人们思想中的稳定性。
所以，总的来看，地主和长工之间虽存在矛盾，但整体仍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共同依托宗法制下的农耕经济生存。而史县长的印章税，是对长工和地主共同依附的农耕文明体系的破坏和侵略，动摇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无论是地主还是长工，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也就难怪大家会联合起来对付官僚了。史县长大抵不够聪明，作为“皇权不下县”状态下的官府，一体得罪了乡村秩序下两股最重要的力量。如果团结地主盘剥长工，或团结长工斗倒地主，打破这个精妙又脆弱的平衡，也许就是另一个结局了。
有趣的是，地主形象的“变坏”，也有一个渐进的嬗变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像我们认知中的那么糟糕。在抗战期间，地主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需要联合的对象，因此对地主的政策由土地革命时期的剥夺土地改为“减租减息”。于是解放区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中的地主，尽管喜欢贪图便宜、偷奸耍滑，对长工耍无赖、抖威风，但还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作者的情感态度也大多是嘲弄、讥讽的，有的小说中，还有着明显的长工与地主斗智的民间故事的痕迹，这种民间的乡野情调实际上削弱了阶级对立造成的紧张气氛。
但是，随着抗战结束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土改”的全面开始，地主形象也由“开明士绅”转变成了“阶级恶霸”。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地主，普遍显得凶狠、恶毒、毫无人性，他们也不再是吝啬无赖克扣长工的丑角，而是直接鱼肉乡里、欺男霸女，甚至负有命案血债的恶徒。
从“开明士绅”到“阶级恶霸”，这个过程中暗藏着具体历史情境下对“地主”政治定位的变化。解放区小说《水落石出》的作者峻青在创作谈中就曾明确表示过：“老实说，当时我们写东西，完全不是为了满足什么发表欲，更不是想当作家，那时我们甚至还不懂什么是作家呢，唯一的需要就是战争的需要。”这也许可以从侧面成为一个注解：我们对长工和地主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历程。
参考文章：
《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编户齐民”与“皇权不下县”》，宣晓伟
《在小说修辞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从峻青看解放区小说“地主”形象的嬗变》，沈仲亮
《明清两代农业雇工法律上人身隶属关系的解放》，欧阳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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