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典不再继续？——兼论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转型

作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既是美国电视业的黄金年代，也是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黄金年代，美国、英国同时期涌现了一大批经典著作，可以看成是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第一波高峰。自八十年代之后，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走入低谷，即使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但是就数量质量而言，都不能跟黄金年代相提并论。 因此，本文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是:自八十年代之后，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碰到了哪些困难?为什么它难以重拾往日辉煌?在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社会学应该转向哪些研究问题?

White(1950)的把关人研究被认为开启了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媒体组织的先河，但七十年代的这一波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是运用新的社会理论，重新审视新闻生产中的制约因素和生产特征。这些研究的共同特征包括:

(1)大多数研究都以“媒体组织”作为研究对象，从组织、科层和专业主义角度关注新闻生产的制约因素，论文里充满了关于权力、影响、意识形态等概念的讨论(Patersonetal，2016:5);

(2)关注新闻的生产者，即使研究媒介文本和新闻作品，其着眼点也在于推断记者的态度和观念，而不是就媒介文本做出评价;

(3)从研究方法来看，这一波研究基本都采用了质化的参与观察和访谈法(或者民族志——很多情况下这些方法是相同的)，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在研究里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4)与研究方法选择相呼应，研究者基本选择一个或多个媒体组织作为研究的田野地点，所选择的田野地点除了工作产品和工作流程的差异之外(比如电视台与杂志社、全国报纸与地方报纸)，其雇佣模式和工作内容(比如都关注硬新闻的生产)高度雷同。

在这一波研究中，“新闻常规”(news routine，也有译为“新闻惯例”)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媒体机构，在学者们笔下，新闻常规并无严格定义，被宽泛地用来指记者在新闻工作中重复出现、约定俗成的习惯性社会实践。为了保证新闻生产稳定流畅地进行，不至于某一天稿件不够没法填充版面，也不至于某一天稿件太多造成人力浪费，新闻机构发展出一套常规，帮助记者应付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实，新闻生产因而得以“驯化”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所以，研究者笔下的新闻常规起初是为了提高组织生产效率而日积月累形成的习惯性规范，它并无强制力，也无需明文规定，新入行的记者从工作实践中慢慢掌握了这一套常规，从而成为熟练记者。

最让研究者着迷的是，新闻常规无意间导致了新闻生产的特殊后果，从而使得媒体机构成为合法化现实的工具。首先，新闻的“事件导向”(event orientation)导致了新闻生产里对于时效性的重视，同时抑制了新闻对社会结构和长期后果等话题进行公共讨论的机会(Schlesinger，1978)。其次，新闻室的劳动分工形成了一张新闻网(news net)(Tuchman，1978)，记者被分配到不同的地理空间和报道线路(new beat)(Fishman，1980;Rock，1981)，哪里最容易稳定地供给新闻素材，新闻机构就给哪里分配记者，那些不在这张新闻网上的社会事件，难以被媒体捕捉到，因而难以被报道出去。第三，记者与消息源的关系也需要遵循新闻常规，比如什么样的消息源才是可信的、为什么需要双重核查(double check)、如果在截稿之前无法证实事实那么应该怎么报道等等，所以官方消息源经常被认为是重要新闻事件的“第一定义者”(the primary definer)(Halletal，1978)。第四，媒体机构内部需要维系不同部门之间的平衡，各部门之间不能抢对方的线索和消息，保护好自己的地盘不被插足，也不能入侵同事的地盘，版面安排是平衡和妥协的产物，并非总是按照所谓新闻价值来排版。第五，新闻叙事的语言有一套潜在的模板，倒金字塔和5W写作就是一种人人必须掌握的模板，电视新闻记者也明白一段新闻里需要远景中景还是近景的镜头，某个人物镜头应该是仰拍还是俯拍。第六，记者们倾向于继承前任记者的标准来确认自己的新闻判断和选择，从而确立了新旧职业群体之间的传承，形成所谓职业记者的“新闻敏感”(news sense)(Ericsonetal，1987:348)。

新闻常规的优势在于，它减轻了记者工作的负担，从组织层面降低了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生产新闻的成本。另一方面，Tuchman(1978)认为新闻常规会造成媒体偏向官方立场，从而合法化正当化社会现实，以美国妇女运动为例进行举证。此外，即使报道那些令人大吃一惊的非常规新闻(what-a-story)，记者也会套用既定常规做法，而不是发展出全新的工作流程(Berkowitz，1992)。因此，常规亦阻止了新闻机构的创新，媒体是社会现实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对媒体机构而言，因循守旧是更保险的实际做法，创新伴随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不足取。

与新闻常规研究相关联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Soloski(1989:213)指出:“客观性是最重要的职业规范，由此产生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其他标准，比如新闻判断、对消息源的选择和新闻线路结构”。客观性是一套“策略性的仪式”(Tuchman，1978)，它拥有自己一整套完整的规范，比如平衡地报道冲突对立的双方、新闻与评论从版面上进行区分等等。通过这套仪式，新闻机构避免了打官司的风险，新闻生产能够不受干扰地顺利进行下去，跟其他新闻常规相结合，客观性的诸多做法也使得权威消息源能够优先出现在版面上，非主流声音被排斥在重要版面之外。

总之，七八十年代的新闻生产研究认为，“新闻生产的组织前提混合了客观性的职业意识形态，常规性地将权势者的声音置于优先地位，进一步强化了新闻的标准化和意识形态化本质”(Cottle，2007:4)。这一波研究成果至今经常被引用，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除了零星研究偶尔能够与这一波“黄金年代”新闻生产研究进行理论对话，大多数研究无论从发表数量还是引用量上，都急剧下降，以至于我们今天讲起新闻生产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是这一波著作。

新闻生产研究里，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混合采用民族志、文本分析、内容分析、以及辅助性的调查法，其中，参与观察式的民族志是最耗时间精力的方法，对研究者的自我反思和临场发挥也有很高要求。自八十年代以后新闻生产研究急剧消失，究其原因，研究方法面临的困难首当其冲，由于研究者们不能为民族志投入大量时间，民族志数量减少，从而导致了相关研究领域地位下降。

根据Ryfe（2012）的不完全总结，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新闻生产研究领域里，至少有14个重要研究采用了民族志，而且基本上都在美国和英国进行。不含论文写作和等待发表时间在内，仅仅是参与观察和田野工作这一项，最保守的估计，Tuchman(1978)在十年(1966-1976)时间里就耗费了一年半至两年时间，Gans(1979)在四年(1965-1969)的时间里耗费了整整12个月。 经历了八十年代之后的低潮，近年来运用民族志的新闻生产研究零星出现，但是就研究投入时间而言，他们无法跟黄金年代的早期研究相提并论，对整个学术界的影响也不如早期研究那么辉煌。

造成民族志研究锐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跟黄金年代新闻民族志那时候的研究环境相比，当前的研究环境对研究者进入新闻室施加了诸多限制。为了能够进入纽约时报做研究，Usher耗费数月跟报社律师团敲定合同细节，她放弃了对消息源方面的研究，同意报社审读出版前的研究手稿。我国研究者在进入新闻室阶段似乎并无太大困难。但是，获准进入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在媒体机构里可以自如地跟记者们进行交流，也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毫无障碍地获得内部观察机会，记者们对外来研究者充满戒备心，不愿意向外人泄露自己的独家消息源，不愿意花费额外时间指导业务不熟练的实习生，只有实习生证明了自己具备一定的业务能力(比如独立找到一个选题、完成一次采访、写完一篇稿件等等)，记者们才愿意接纳他(张伟伟，2017)。

其次，当前传统媒体正处于危机之中，相比七十年代在大众心目中的声望，早已江河日下，因此，传统媒体机构更加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生产后台展示给外部研究者。诚如Ryfe(2016:41)所言:“当处于声望和权力的顶峰时，CBS新闻制作者允许Gans进入媒体机构，这是一回事;当媒体机构面临危机时，它允许研究者进入，又是另一回事。” 曾经有好几家媒体机构的编辑记者跟我交流过，欢迎我去他们那里“做调研”，他们的出发点无一例外都是:“陈老师，我们报社面临危机，你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吗?”然而，我的想法仅仅是观察、纪录和解释，我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帮助媒体机构解决它们眼前的生存问题，这当然令我成为不受欢迎之人。

第三，Ryfe(2016)和Berkowitz and Liu(2016)都指出了，在当代美国和西欧学术界，学术生产的压力迫使研究者们不得不放弃了民族志。1995年，美国四年制大学里的职位，有一半以上都是终身教职，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三分之一，然而同一时期，大学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在稳步增长。僧多粥少的现实，表明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美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年轻助理教师，如果想在六年内获得终身教职，那么需要差不多每年发表两篇期刊论文(接受匿名评审的时间不计在内)，五年出版一本书，申请终身教职的第六年还需要准备出版第二本书(Ryfe，2016:43)。选择做民族志研究，田野工作至少需要一年之内的六个月，这令年轻学者很可能在申请终身教职时无法完成论文数量要求，因此，为了拿到终身教职，年轻学者们更乐意选择能够迅速发表论文的研究方法，而非民族志。我国情况也与此类似。

第四，较之其他研究方法，民族志所面临的学术伦理问题更棘手。我国已有的几个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媒体机构，研究者都公开了自己的田野地点，即使在论文里没有公开指明田野地点，同行读了文章，也会明白研究地点是哪个媒体哪个网站，也就是Berkowitz and Liu(2016:68)所说:“参与观察法很容易暴露研究对象的个人隐私，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之后，研究对象容易面临风险”。

匿名的论文尚且难以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那些公开研究地点的论文，写作者将会面临更严峻的伦理冲突。以《南方都市报》或财新传媒为研究对象，那么，研究者还能够在论文里坚持对这些媒体及其具体工作人员的批评吗?如果只是一味描述现状或肯定媒体表现，研究者的独立性又如何体现呢?更不用说，如果研究对象读了论文之后心生不满甚至是怨恨，研究者该如何评价自己跟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从事新闻生产研究，学术界跟实务界的距离并没有其他领域那么遥远，换句话说，这个圈子里，经过几层人际网络，大家都是熟人，熟人怎么能够受人恩惠、然后转身批评昔日恩人呢?以后还想不想在这个圈子里做研究了?如果是选择调查法或者内容分析法来研究媒体机构，哪怕是以记者们的公开信或公开访谈为研究资料，研究者也不会面临如此严峻的“独立性与亲密关系”矛盾考验。

由于民族志所面临的困难，进入新世纪以来，学者们研究网络媒体生产时，他们的研究视线纷纷转向了新闻内容、新闻工作者的标准以及受众/用户，很少有人继续关注新闻生产的常规和生产情境(context)(Boczkowski,2002)。如此一来，“新闻生产社会学”要被表述成为“媒介生产社会学”才能更准确地指示当前研究的特征。

随着媒介产业领域的变革，新世纪的媒介生产研究拓宽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就研究地点而言，第一波研究基本只关注封闭空间里的一个或多个媒体机构。而新世纪以来媒介产品更多呈现出全球生产全球流动的特征，因此，新的媒介生产研究从一个媒体机构转向多国、多地点的研究(Moran & Malbon，2006)。此外，研究者也组织研究的范畴，运用生态学理论，视媒介为所处城市的复杂生态系统里的一环，研究媒介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互动(Anderson，2013)。

在研究内容层面，新的媒介生产研究突破了以往对于新闻和电视生产的传统研究，转而研究其他形式的媒介生产，比如流行音乐、出版业、娱乐业和新媒体，第一波高峰里对于“硬新闻”的关注逐渐被非新闻类内容的生产所取代(Hesmondhalgh & Baker,2011)。

就研究对象而言，七八十年代第一波研究基本只关注了新闻生产者和制作者，即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记者，而新的媒介生产研究关注非新闻领域的劳动者(Johnsonetal，2014)，甚至还有学者关注涉足媒介产业的灵活就业临时就业等工作人群(Mayer，2011)，传统的受众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但是在新的媒介形态下，他们也会成为内容的提供者，参与信息和知识生产，因而也成为新的媒介生产研究的对象之一。

就研究方法而言，长期参与观察的民族志受到冷落，更多研究者转向访谈和观察，以文本为基础的文化取向的研究(text-based culturally oriented research)逐渐兴起。方法层面的转向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即研究焦点从新闻生产的过程(process)逐渐转向了新闻业对记者的意义(meaning)以及新闻业在社会环境中的意义(meaning)(Berkowitz and Liu，2016)。从过程转向意义，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概念包括情感劳动、道德经济、共享社区、创意产业等等，这些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关注晚期现代性里的自我建构，而且都继承了批判理论，关注媒介生产过程里的权力因素(Pattersonetal，2016:8)。报道和写作新闻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活动，而且也是使用社会中现存观念和意义再次讲述新故事的一种回应性(resonate)活动(Ettema，2010)。这意味着，新的生产研究的焦点，从组织层面转向文化层面。

如果说，过程取向导致新闻生产研究在组织框架之下关注新闻选择、消息源互动、工作常规等问题，那么，文化取向更加关注媒介生产过程里的文本——各类媒介产品文本、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文本、公开演讲私人对话文本等等，研究者致力于寻找各种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普遍模式，从而了解生产过程里的权力运作。

以文本为基础的文化取向研究避免了民族志对研究者时间精力的要求，收集资料的时间更短，过程更灵活，不打扰研究对象，对意义的追问也填补了此前民族志研究的空白点。但是，这一取向也有缺陷，文化取向不适合研究诸如工作常规、工作环境等研究问题，文本的可信度也值得深思(所谓“言行一致”，文本只能展示“言”的一面，却无法展示“行”的一面)，文本研究的结果也不能用于推论受众或效果研究(Berkowitz and Liu，201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