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筑墙城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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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喜仁龙

所有人都听说过中国的万里长城，但大多数人仅仅将它视为单纯的历史遗迹，是源于古老帝王狂热幻想的壮丽废墟。就像中国的其他事物一样，人们普遍认为长城已经自然地走向了衰败的命途，并且其数百年来的实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错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长城是中国少有的被妥善保存下来的建筑之一。它在数个世纪的交替中被一次又一次地修缮和重建，并且它作为防御工事和边界线的极大重要性，直到近些年仍旧有所体现；当然，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事实上，长城本身最极致最持久地反映了中国百姓对围墙式建筑物根深蒂固的信赖。

一道道城墙，一重重城墙，可以说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池的骨骼或框架。它们环绕着城市，把城市划分成单元和院落，比其他任何构筑物都更能反映中国聚落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北方，没有城墙的城市算不上一座真正的城市，城墙是城市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中国人用城墙的"城"来指代城市的原因：因为没有城墙就没有城市，这就好比没有屋顶的房子是无法想像的一样。一个定居点不论规模多大、地位多重要、治理多有序，但如果没有正式确定且闭合的城墙，它就不能算作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因此，以上海（"老城厢"以外的区域）这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为例，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就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而仅仅是一个从渔村发展而来的居民区或大的贸易中心而已。同理，其他几个没有城墙环绕的现代商业中心也是如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它们都不是"城"或者城市，不论民国官方如何定义。

城墙，确实是中国城市中最基本、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耐久的部分；不仅省城和"府城"，每一个居民区，甚至每一个乡镇和村落，都筑有墙垣。我几乎从未见过哪座中国北方的村庄没有围墙，无论它有怎样的规模、建于什么年代，哪怕只有土墙，或者类似的围绕屋舍和马厩的东西。无论一个地方多么贫穷或不显眼，有着多么简陋的土房、多么残破荒废的寺庙、多么肮脏泥泞的道路，墙垣都依然在那里，并且就像遵循着某条规则一样，比当地其他任何建筑都保存得完整。我曾走访中国西北那些完全被战火和饥荒吞噬的城市，那里楼倒屋塌，空无一人，却依旧保留着带有雉堞的城墙、城门和箭楼，它们比其他建筑更经得起战火和兵匪的摧残。这些遗迹承载着逝去的荣光，在彻底的荒芜和孤寂中显得分外触目。

裸露的砖墙连同城台、城楼一道，耸立在护城河边或空阔的平地上，从上方远眺的视线不受到树木和高大建筑的阻挡，比起其他房屋或寺庙，它们更能反映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繁荣与显要。虽然这些城墙并不那么古老（事实上，中国北方城市现存的城墙很少有建于明代以前的），不过那些多少有些残破的城砖和墩台使它们看起来历尽沧桑。遵循某种规律，修缮和重建的规矩并不改变它们的形态和尺度。在砖墙出现以前，中国北方的很多城镇是由土墙包围，在一些小城镇，这些土墙的踪迹至今依稀可见；城镇在形成以前往往是村庄或营寨，有临时的篱笆或土墙围起来的土房和草屋。

为了说明有城墙环绕的中国北方城市的所有种类，我们以陕西的西安府和山东的青州府为例。现存的西安城墙建于14世纪末，明朝第一代皇帝时期；尽管有些局部经历了修复，但城墙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出色地抵御了岁月的侵蚀和战争的蹂躏。它围合了一个近似方形的城市，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其完整的形态，而四野则是空阔的黄土高原。从这座城市的北部或西部靠近时，你会发现连续的城墙绵延数里。再靠近一点，双重的城楼、方形的城台、巨大的角楼开始呈现在你的眼前：线性和垒状相交替的节奏感开始显现--沉稳、凝重、有力。这座城市堡垒似的矗立在黄土高原之上，与漫长的地平线交融在一起。

接近青州府的感受则大不相同。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它没有西安城那样宏伟而难忘的外表，但当你越走近时，视野会变得越有趣，高大的城墙掩映在如画的风景中，愈发引人入胜。这座城市位于物产丰富的肥沃山谷中，大片树木荫蔽着城墙，打破了它的单调乏味。一条清澈的河流取代了城两侧的护城河；进出北门和西门的人需要通过坚固的旧石桥。城墙沿着曲折的河道延伸，形成一个接一个转角，被河岸切割成不规则的台地。石块和砌砖因而随意地逐级堆垒起来，好像是大自然的杰作。跨过西边低矮的石桥，穿过弯曲的石板路，你就能看见河岸上的台地和步阶，有的用砖块砌出形状，掩映在树影之中，颇具野趣。用巨大扶垛加固的城墙高耸壮观，上面厚厚地覆盖着灌木和乔木，向垛口外舒展着枝条。这种浪漫之美让人联想到意大利一些北部城市的城墙，而不是中国的城市。

穿过某一座冷清的城门，你往往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不是处于一条店铺房屋鳞次栉比的繁华大街上，而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或是浑浊泥泞的泥塘边上。青州府的西部和南部就是这样，保留着大片粮田和菜园，尽管后来迁居此城的人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建屋盖房；而在西安城内的西面、北面和东面，也有大量的闲置地和宽阔的池塘，鸭子和乌龟活跃其中。

大多数建于明代甚至明代以前的古城，在19世纪经历了衰败，规模有所萎缩，尽管人口并未减少。人们被迫愈发拥挤地住在一起，或者在城外搭个茅草棚子度日，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无疑比在城内建新房更廉价，也更简便。不过也有例外，商业的不断发展和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或者地方政府激进的态度，如山西的太原府，带来一些城市现代建筑的兴起；不过这样的城市屈指可数，而且与其在城市空间中妆点这些新建筑，还不如让这片地方回归田园。

我们不在这里深入探讨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么多中国北方城市的衰败和缩减。无疑，原因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这些条件在整体上是不利于旧城和历史遗迹保护的。由于政府当局极度缺乏责任心和必要的物资支持，加上战争和革命带来的劫掠、火灾和饥荒横扫了整座城市，要想城市保持先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

市民们不得不挤在新建的半西式建筑里。南京、西安、洛阳等古都，正是这种转变的最典型的例子，它们的现在同过去相比，是多么苍白暗淡；许多小城市也显示出一种与之类似的旧城衰减和建筑破败的趋势。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城墙包围的罗盘状城市与建筑占地面积的不协调上，还表现为房屋的廉价低劣。

在中国北方的普通城市中，很难找到具有建筑学价值的建筑物。当然，或许有一些寺庙是美轮美奂的，有着精心雕刻的山门和藏在巨大屋檐下的柱网门廊，但是严格地说，它们并不是建筑艺术的杰作，尤其是近年来重建的那些；从建筑学的视角来看，更重要的是一些古老的风格奇特而带有人工色彩的石塔和砖塔，以及至今仍然伫立在古城中心的钟楼和鼓楼，并强调着它们与辉煌历史之间的莫大关联。

然而，大多数建筑是不起眼的小屋，由灰色的砖块和漆红的木梁柱结构建造而成。在商业区，外墙一般打开形成门廊，一排排柱子朝向街道，不过在更富庶的地区，店面还会装饰着雕刻、黄铜帘子和风雅的招牌。雕花漆金装饰的店面在普通城镇中开始变得罕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对砖和水泥的狂热追逐在民国之后像疫病一样传播开来。由于"华丽的中央王国"变身为"人民的国家"，旧文明的艺术花朵以极快的速度枯萎了。

这些城市的居住区往往以最单调和空无的形象面对行人。这里只能看到高度大小不一的弧形屋顶，屋顶与屋顶之间点缀着树梢；其他所有的景致几乎都被灰色的墙遮挡了，有的已被岁月和尘土浸染成微红色。在漫长空旷的空间里，除了简易的门道或由台阶和鞍形小屋顶构成的门廊，没有任何隔断或装饰，建筑的整齐划一程度恐怕无出其右者。经过这些街道时往往会给人穿越一排排监狱或修道院的错觉；只有活跃的光影和那些偶尔在墙角下晒太阳的乞丐使这个画面显得稍有生气。

你能偶尔听到钟声或者游商的敲锣声，但人一走过，深邃而凝固的寂静就再次袭来。这儿没有生命和美的迹象，因为它们都藏在了墙的背后。中国人的家就是这样一个被极为严密守卫的地方。每一个家庭单独就是一个社会--通常人口众多，结婚后的儿子与父母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房子外面的围墙有力地保护着他们免受外来入侵。女人们更是被禁锢在如同中世纪修道院那般的围墙之内。

只有进了大门，绕过影壁（进门时迎面而立的形似屏风的墙，据说用以阻拦经常直线前行的恶灵）之后，我们才得以体会这种居住院落之美。如果一座大宅包含两三进或以上的院落，那么第一个庭院往往不那么有趣：地面简单铺砌，低矮的建筑物从三面围合。不过后面的第二个庭院会广植树木花草，或配以池塘、假山、凉亭，构成真正的花园。当然，布置的样式取决于院落的规模和重要性。这些建筑采用统一的形制，尽管在尺寸和细节上有所不同；最重要的建筑则座落在主庭院后部的台基上。

建筑的正面由从山墙向外延伸的梁（形成一种"预制梁"）所搭建的前廊或月台组成，高大弯曲的鞍形屋顶延伸到前廊，搭在柱子上方的斗拱上形成屋檐，这是所有古建筑的范式做法。墙垣的构造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建筑正面的骨架通常由支撑横梁的立柱构成；立柱之间，下部砌砖，上部开有精细复杂的格子窗，覆着一层替代玻璃的透明纸。

宽阔的石阶通向台基，正对着主宅正面中间的大门，门上饰有雕花，有时上部会有蒙着透明窗纸的格子。其他并不出众的构造细节在这里就不详述了，但还是要说一说对中国建筑外观至关重要的色彩。所有木结构都被漆成深红色，而砖墙和屋瓦则是灰色的。门板的雕饰会鎏金来凸显，而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的柱头斗拱还会饰以绿色和蓝色。中国人从不吝啬使用强烈的色彩；这种色彩的远观效果颇佳，尤其是当建筑处于繁盛花木的掩映之中时，不过纹饰细节的缺失却使近观大为失色。

让我们重新回到街上，来到这座城市的商业区。这里的街景大为不同，整体而言，比居住区更具生机和趣味。这里的建筑不受封闭的围墙的限制，而是开着格状门窗，面向街道，窗纸也被时下的玻璃所取代。和居住区一样，建筑的屋顶高耸而远挑，但商店前通常没有立柱；由于门面狭窄，突出的山墙就足以支撑屋檐的檩子。有的入口上方有架子或柱子支起来的小坡屋顶或顶篷；在炎热的季节，店门口还有搭起竹制的覆着草席的遮阳棚。如果街道很窄，这些屋棚甚至可以搭到街对面的另一家店，或者至少遮盖人行道。

不过事实上商户比行人占据了更多的空间。店铺的相当一部分买卖发生在街道上，店主和流动小贩共同构成了街道中的经营者，特别是那些经营食品的商店，需要向路人展示自家的美味佳肴。有时商店面前的街道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市场，西安府有条粮店街就是这番景象。每天早晨都在进行着繁忙的谷物交易，商贩顾客熙熙攘攘，手推车和扁担络绎不绝，使路人很难通过。至于店铺的后部，老式的房子确实不适合作为商店，而更适合作为店主和伙计们吃饭、睡觉、抽烟、喝茶的起居室。普通住宅和小商铺之间的明确区别就仅仅体现在这些表面特征。

商铺无处不在，无论外观还是内在，差距巨大，这不仅取决于当地的繁华程度，也和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经营的商品种类有关。因此，布店不同于药店、金饰店或茶叶店，而且通常来说，店铺的装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出售商品的品质。深入了解各种商店的细节会让我们离题太远，况且在这里我们仅关注中国街道的建筑层面。这方面极其重要的是，精美雕琢的店面仍然可以在一些保存较好的旧城中见到。在北京，传统建筑曾挤满了最重要的商业街的两侧，但近年来，由于崇洋媚外的半西式水泥建筑以及外墙上招摇的飘带装饰物和民国国旗的混入，这类建筑的数量有所减少。它们高高地刺破了街道建筑的天际线，并在商店的入口处形成顶篷或牌楼。建筑结构由高耸的冲天柱和与之搭接的横枋，以及多铺斗拱构成，并共同承托起一两层楼檐的鞍形小屋顶。楼檐下是华板，装饰着人物雕像或浮雕、镂空雕的花卉图案，中间嵌着商铺字号的匾额。底部由复杂的叶形图案衬托，仿佛牌楼的宽大花边。所有这些雕刻都是鎏金的，有时也饰以凸显它们的色彩。除此之外，有时辅以小顶棚，靓丽的彩带和流苏（有时为木制），悬挂在从冲天柱伸出的夔龙挑头上。

遍布如此这般精雕细刻并饰以鎏金的店面的街道当然是一道华丽的风景，并且在数十年前，这样的画面在省会城市绝不罕见。现在，这样的街道正在逐年减少，因为没有人有意保留它们，人们安心地目睹这些建筑被混凝土建筑或单调的砖瓦房取代，这些新建筑除了安放在入口的正面或侧面的一块写着几个醒目大字的招牌之外，没有任何修饰。谈起中国北方普通城镇商业街的景象，光与影、匆忙的人群、手推车和驴拉车构成的生动画面要远远比建筑本身更有趣。如果再加上散落在街头巷尾的古树，街景会变得更活泼别致，不过也就不再具有建筑艺术特色了。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那些建有装饰性遗迹、纪念碑、拱门和塔的街道则是例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体现是牌楼--这种门道式的装饰物有三间或三间以上，横跨整条街（包括人行道）。修建牌楼通常是为了纪念一些当地的杰出人物或重要历史事件，但吸引子孙后代和陌生人的主要是它们与众不同的装饰。大多数牌楼都是木制的，漆以鲜艳的红色，并有绿色、蓝色和鎏金雕刻的装饰。根据牌楼的大小和重要性，立柱数量通常为四、八或十二，安放在石制的须弥座上（有时装饰石狮），柱与柱之间横跨着两三根宽阔的枋木，镶嵌着敬刻颂词的匾额。牌楼的顶部每一间都有飞檐挑出，架在错综复杂的斗拱之上，覆盖着蓝色或绿色的筒瓦，并沿垂脊装饰着人和动物的形象的脊兽。这些牌楼包含了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具特色的元素，比如高耸的冲天柱、两三铺斗拱支撑的弯曲楼檐、装饰精细的额枋、雕花的华板，一切都色彩缤纷，尽管与其宏大规模相比，这样的色彩略显粗糙。牌楼基本上都是木结构的，其全部装饰都利用了材料的特性，除了楼檐上的垂脊兽。

石牌楼亦是如此，各部分都复制了木牌楼的形式，不过这种形式的建筑确实更适合采用木结构（类似的情况还有日本的石制"鸟居"，也体现出木结构向石门的转变）。当然，某些部位会进行必要的改动，如楼檐（没有弧度）和斗拱（有时变成弯曲的托座），额枋以浮雕取代彩绘，为了加固正方形或八角形的立柱，在须弥座边会置以低矮的抱鼓石，上面立着小狮子。如果有人要深入研究这些古迹，可以发现石牌楼与木牌楼的一些细微差异，但在结构和装饰上，仍然因循着明朝以来的基本建造原则。当下最古老的石牌楼存在于寺庙园林中，它们比街道上的保存得更好，但我难以说清其中是否有哪一座是明朝以前的遗物。我见过的拥有最美最多的街道石牌楼的地方是山东潍县，那里的主要街道跨立着六座宏伟的三间三重檐牌楼，大概建造于清乾隆年间。不过并非所有的牌楼都横跨街道；有些坐落于开阔的空地或与街道走向平行，作为寺庙或衙门入口的标志，以突显某地或某人的尊贵与非凡。

在古老的中国城市中，最主要的街景中一定少不了钟楼和鼓楼，这两座高大不朽的建筑，通常占据着一座城市的中心。一般来说，重要的大道都会发端或相交于这两座建筑。钟鼓楼敦实的基座上贯通着城门大小的拱券，形成交通中心，或者称为交叉隧洞，经常拥挤不堪，因为那里不仅是各种车辆和行人穿行的通道，也作为寻求庇护的流浪汉和乞丐的安身之所。在城墙般高大的城台顶上才是真正属于"楼"的部分，两三层的高大楼阁通常由木柱和填充在梁柱间的砖块共同构成框架。

下面的两层有四周环绕的柱廊，而最高的那层往往是封闭的。向外远挑的弯曲屋顶由一种称为"散斗"的精细结构系统支撑（日语masugami），即屋檐下方三层或四层的复合斗拱。当然，根据年代和重要性的不同，钟鼓楼的建筑结构和装饰细节也不尽相同，不过通常来说，它们对建筑整体效果的重要性要低于建筑主体--高耸的楼阁和庞大的城台。这种类型的建筑在中文里称为"台"，在很早以前它们已经被基于不同目的而使用，例如瞭望台、藏宝台和观象台。大部分中国城市的景观充满了低矮的墙垣和屋顶，而钟鼓楼屹立其间，使古老的力量与尊严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在中国北方的古城中，除了钟楼和鼓楼，还有一些具有宗教意义的建筑，尽管这些宝塔或寺塔并不在城内，而大多位于城墙之外。它们的修建往往与圣地有关（以保存珍贵的文物），并且最精美的佛教寺庙一般不会建在拥挤的城市中心，而是选择风景宜人的乡间。从建筑学的意义上看，塔变化多样，取决于其建造年代、材料以及各种当地的宗教需求，因此，我们很难简单指明它们的共同特征，只能说这些塔平面呈方形或多边形，高度约50-350英尺，层数可能是三、五、七、九、十一或十三。

早期的塔通常是砖砌的，而后来多用木结构，不过有的塔完全是用石头或金属建造的。许多高塔建在开阔平坦的乡间，成为当地重要的标志物，不仅为人们提供方位和距离的参照，还作为平安吉祥的象征，这与中国人的风水观念紧密相关。在中国北方，这些塔很难成为一座城市内部的景观，但在南方城市中，如杭州、苏州，情况则不同，它们屹立在城市之中，被人们视作外来宗教的奇特遗迹，不过在周围古朴的气氛中，倒是比庄严冷峻的教堂及其钟楼保存得更好，后者在大片不起眼的低矮建筑和残垣断壁中显得极其突兀。

尽管中国的古城看起来单调乏味、千篇一律，但却也可能是错综复杂的，处处充满惊喜，比如在脏乱的小巷中时常隐藏着摇摇欲坠的古建筑或遗迹，偶尔有沟渠或下水道从这里穿过，这番景象与外面的大街全然不同。但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残垣断壁真的值得人们去探寻；它们往往不会被普通的游客或像我们这样从大街经过的行人察觉，我们的目的不是去调查这些历史的遗存和细节，而是去了解中国城市中的一些外在特征，包括它们的街道和建筑，从而更好地认识城墙与城市内部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城市有大量精巧的低矮房屋与墙垣，鳞次栉比地隐藏在重重叠叠的弯曲屋檐下。

从高空俯瞰这些城市，除了那一排排灰色的屋顶，别无他物。在温暖的季节里，遮盖屋顶的绿色树冠会打破这种单调乏味的画面，有时甚至是穿透房顶生长（在中国城市中，人们为了保护树木可以牺牲建筑，即使这些树木在乡下分文不值）。然而在冬季，大部分树木同屋顶一样灰暗，并且光秃秃的。薄薄的白雪取代了绿油油的树叶，蓬松地覆盖在屋顶和屋脊上，闪耀着泡沫般光芒。当清晨的薄雾笼罩着城市，城市就像冬日里灰蒙蒙的海洋被止住了向前翻滚的波涛；屋顶那上下起伏的有规律的节奏仍然依稀可辨，但运动停止了，整片海仿佛被符咒定住了。难道也被那凝固了古老中国文明生命力的寒魔所震慑？在下一个老树吐绿开花的春天，它会摆脱凝冻么？生活会带着美好与喜悦重新回归么？我们是否能够再度见证人类新生力量的波涛冲破旧中国的残损城墙？抑或是内在的动力已经凝固--灵魂的永久冰封？

晨雾慢慢消散，幻景逐渐消逝--城墙上的士兵吹响了尖锐的号角，向街上匆忙瑟缩的人们宣告，民国十一年的又一个忙碌的日子的到来。

本文[瑞典]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后浪出版公司/2017年1月

喜仁龙（Osvald Sirén）

瑞典艺术史学家。曾供职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机构，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18年到日本讲学，并于1920-1921年旅居中国，开始密切关注东方艺术与建筑。1956年获得第一届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日本《岩波西洋人名词典·增补版》（1981）称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中国绘画研究的集大成者。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就充分地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在考察中，他的观测细致、记载不厌其详，这是十分可贵的。

——侯仁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本文责编 糖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