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教育40年：永远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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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日后被称为“深圳垦荒牛”的市长梁湘，指着地图上的一小块，对深圳大学首任书记罗征启许诺：

“老罗，我没上过大学，我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我只知道人才。这块地就交给你了，你做主。我们还很穷，这个决心下定了，就是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

“深圳拓荒牛”梁湘

当时深圳市一贫如洗。全年财政收入不过一个亿，就硬生生挤出五千万办大学；全市的奔驰小轿车只有两辆，一辆给了梁湘，另一辆就拨给深圳大学的校长。

为迅速建设深大，梁湘甚至将“批户口”大权都交了出来：当时引进到深大的老师，户口只要由罗征启签字，送公安局备案就可以。

另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深圳大学从开始筹办到第一批本科生开学，竟只花了短短八个月，创造了奇迹般的“深圳速度”。

深圳大学开学

从这些细节，不难看出当时深圳对教育有多重视，对于人才有何等的渴望。

四十年过去，深圳早就有钱了，人们却惊讶地发现，这里如今连公立高中都“办不起”了。

原来，2019年深圳近八万的中考生中，只有45%的幸运儿能进入公办普通高中，远低于北京上海。

剩下的人，要么每年花三四万的学费进入民办高中，要么只能进入职高、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用任正非的话说，华为海外员工都不怎么愿意回国，因为他们的孩子在非洲都能上最好的学校，“回了深圳连学校都进不去”。

这些年来，深圳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可以说重点突出，也可以说颇为精明。

首先，义务教育是基本国策，小学初中必须得搞。

其次，高新产业是城市需求，为了引进高端人才，高等教育也迎头赶上。

结果，性价比最低的“高中”，被这座效率至上的城市放在了优先级最靠后的位置，爹不亲娘不爱，怎么都建设不起来。

昔日被选中的小渔村，如今已是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都会、中国最重要的实验田。四十年来，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科技领域，深圳永远以最大胆的改革引领着中国经济不断突围重生——然而在命运赌局中，它似乎选择忽视“公平”，而下注给“效率”，即便是在教育上。

这就让深圳的抉择，永远面临着无尽的争议。

从国家到百姓，都渴望深圳有一天能成为中国的硅谷。

然而硅谷屹立不倒的资本，并不只是谷歌、苹果、脸书等改变人类生活的千亿美金市值的企业，还有孕育了无数顶级人才的名校——斯坦福。

两相对比，深圳只有羡慕嫉妒恨。市里有钱、有政策，怎奈顶级大学的修建，绝非一日之功。

被寄托着中国“斯坦福”之希望的深圳大学，曾经风光无二。建校之初，由北大援建中文、外语类学科，清华援建电子、建筑类学科，人大援建经济、法律类学科。国家教委直接把清华大学副校长、两院院士张维调来任职了深大校长。

张维院士

也正因如此，深圳大学一时被称为“东南联大”。这么说来，当年的西南联大，是战争时代的苦熬；如今的“东南联大”，则是改革开放的探险。

张维校长不负众望，四处拜访名师，连跟他只有一面之缘的顶尖学者都被他“五顾茅庐“，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那是深圳教育的黄金时代。

如今八十六岁的北大教授胡经之，当年被张维请来创建深大中文系。当时他每月能拿到365元工资，比市委书记梁湘还要高不少。

日后的一篇文章中，胡教授回忆道：

“我在荒凉的海滩时，感受到一种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氛围，可以激发人的潜能，施展自己身手，也许可以做成一些有意义的事。”

拨给深圳大学的，是一个小秃山和横着几条沟壑的破碎地形，板结的风化砂岩土地，连野草都长不好。然而建筑团队热火朝天，所有机器一齐开动，承建商把最有经验的人都调过来，24小时不停施工，三班倒。

深大筹备委员会办公室

建成后的深大校园，在办公室、图书馆和教室都配备了空调——那是1984年，海尔和美的不过刚刚成立，空调还是大多数人压根没听说过的奢侈品。

当年的深大，可以说群贤毕至，不仅吸引了著名经济学家黄达、方生等学术权威，还吸引了包括郁龙余、景海峰和现任深大校长章必功在内的诸多青年才俊，甚至提出了 “北有清华，南有深大”的口号。

不用说，学校还发扬了改革不嫌事大的精神，率先在国内实行毕业生不包分配和双向选择制度，推行教职员工全员聘任制度和后勤部门社会化管理改革，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以中文系为例，学生们在升到大四的时候，大部分课程都变成了英语的，系里老师还鼓励他们在暑假里出去学开车。不光其他学校看不惯，连深圳大学自己的教务处都看不下去了，跑去找向罗征启反映情况。罗征启笑了笑：

“你就别管了，中文系跟我谈了，他们培养的学生的第一目标是高级秘书，高级秘书必须是中英文的，必须会开汽车。”

热热闹闹，风风火火，深圳大学就这样建了起来。

深圳大学城管理委员会主任吴惠琼，至今记得在特区建设之初的励志情景：

“那时候，深圳可以说是全民上夜校，这成了当地的一大风景。一到晚上，在公共汽车上都能看到人们在捧着书看。”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改革在国内全面推行，深圳享受的很多优惠已经变成普惠政策。失去了政策红利，深圳高等教育发展的优势究竟何在？

根据国家规定，地方政府原则上不允许直接创办高等院校，只能从专科院校起步——即使一切顺利，从零开始创办一所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本院校，也要花费掉整整28年时间。

“28年太长了，当时深圳自己都没有28岁。”

求贤若渴的深圳市领导们思虑再三，索性走了捷径：从研究生院入手。

本科重点在教学，研究生阶段更多偏重于科研，而深圳当时最急需的，正是高端人才与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专攻研究生院，虽然是战略性放下教书育人的使命，却能让深圳以最低的成本换来那群最有价值的年轻人。

2000年，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北大、哈工大等国内名校合作，建立研究生院。在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看来，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开放的城市，与全国最好的大学合作办学，堪称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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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生院的学生，毕业将拿到与本部完全一样的毕业证。三所学校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共享图书馆与食堂。

国内很多大学城的建设，都是靠大学负债经营。然而，容纳了上述三所大学研究生院的深圳大学城，却是深圳市政府的“交钥匙工程”：由深圳出钱出力负责建设，学校分文不花，“拎包入驻”。

2007。在GDP全国第四的位置上，深圳已经稳站了九年；高新技术企业群的产值，也已高达 6306.38 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时机已经成熟，市政府趁胜追击，筹建了有“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之称的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

这里的老师90%以上具有海外工作经验。建校不到6年，即获批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创下国内最短纪录；2017年，第十四批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南科大有13人入选，排名全国第十一位——那一年，深圳政府拨给南科大的总预算有近23亿元。

而既非“985”也非“211”序列的深圳大学，当年的总预算更高达45亿元：即使与教育部直属的75所大学相比，也能排到第29名。

同一年，从深圳大学走出来的马化腾和许晨晔，在校园北面建起了一座39层高的腾讯大厦。在位于大厦顶层的办公室，他们能够俯瞰整个校园，去怀想自己的青春岁月。

腾讯大厦与深大校园

奥运之后，国家为了继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先后出了四记重拳：

2008年的《关于鼓励技术引进和创新，促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若干意见》和《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5年的《中国制造2025》。

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早就能熟练地踏准每一个时代鼓点，这次更是决心将自己的科创指数加到满格。2016年，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学计划”：

继续引进国内外名牌大学来深办学，重点建设本科层次以上万人规模高水平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中山大学·深圳正式开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校园，深圳墨尔本生命健康工程学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多少人们所熟悉的名字出现在了深圳。

网上有人开玩笑说，深圳曾把全国的风景名胜集中在一起，建了一个“锦绣中华”；把全世界的着名景观模仿了一遍，建了一个“世界之窗”；现在又要搞一个“一流大学之窗”。

按照政府的计划，到2025年，深圳将拥有高校20所左右，全日制在校生约20万人，3~5所高校综合排名进入全国前50名。

这座雄心勃勃的年轻城市，将成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然而每一块土地都有自己容纳的极限，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固有的气质，每一个决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疯狂吸纳着全国青年人才的深圳，在大步前进的同时，已经开始付出前进的代价。

园岭西街的居民们和往常一样出门散散步、跳跳广场舞的时候，不会想到，小区门口那块公共草坪上，竟然突然建起了一所小学。

绿地突然被封

同样没有想到这件事的，是来这小学就读的学生，以及他们毫不知情的家长：直到接到录取信息，他们才发现自家孩子被调剂到了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园岭外国语小学装配学校”。

“在绿地上建学校，孩子安全吗？周围车来车往，全是尾气，空气健康吗？”家长们忧心忡忡地向媒体表达着忧虑。

而“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附近居民还要多问一句：“上课铃下课铃，孩子们还要做课间操，我们不吵吗？”

2019年，福田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小一共有20134人报名，实际可提供学位约13000个，存在7000个学位缺口。政府绞尽脑汁，也还有200多位孩子无处安置。

换句话说，要不你孩子就先在装配式校舍里读书，要不就没书读。

实际上，深圳这么做已经早有先例：在2018年9月，全市第一个钢结构装配学校项目大勘小学就已经启用，位于南山区。

装配学校施工现场

为了拥护义务教育基本国策（简单说来，不犯法），深圳教育局已经绞尽脑汁，榨干了所有土地资源。

作为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在深圳的常住人口中，非本市户籍人口足足有80%。

人多力量大，深圳不敢招待不周，对非深圳户籍的人已经非常友好了，把72%以上的义务教育学位和55%以上的公办义务教育学位提供给非深户学生，从比例上看，全国最高。

……然而，架不住人多。

深圳的非深户籍儿童（包括未到入学年龄的）已经超过120万，义务教育阶段非深户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65%。也就是说相当于每100个学生中就有65个非深户学生。

70%的非深户学生争抢着55%的公办义务教育名额，如此一来，非深户的孩子上学依然经常会面临学位不够、民办太贵的难题。

小升初报名现场

怎么办？资源有限、时间有限，深圳政府只好使出十八般武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基础教育规模不足3万人，2019年已达210万人，其中，小学生规模超过100万，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三。

人可以说是呼啦啦地来了，而深圳的学校，也呼啦啦地开了起来：单2019年9月，深圳就有36所公办新校开门纳新，带来公办中小学学位6万余个，其中龙华区新增学校最多，高达10所。

最快的时候，深圳又开动那奇迹般的大招“深圳速度”，在6个月内建起来12所中小学。

那些留在深圳工作的年轻人，为了能让孩子在身边上学，也已经开始出一份力自己办园了：以深圳幼儿园为例，早在2009年的时候，社会力量办园比例2009年就达到了94.12%。截至2016年，深圳的民办小学和民办中学更是分别承担了50%和60%以上的义务教育供给。迎难而上者如华为，直接搞出了深圳中学华为校区。

然而，高速发展的基础教育，也使得大学区、积分制、电脑派位等政策随之不断调整，引发了诸多摩擦：

龙岗外国语学校学位“说变就变”，保利上城、东都中央王座、美地里园小区划至学区外；

龙岗入学积分政策调整，住满8年上不了家门口的学校；

深实验坂田校区取消“小初直升”，实施统一积分入学；

2020年起非唯一住房的家庭将没有入学资格；

南山各校积分涨幅超17%，大批学生面临分流……

学区房不保险了，那些有钱有资源的家长，往往还会另找办法。早上六点二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准时奏响的时候，通往罗湖口岸的铁闸会缓缓开启。每天有数以百万的人从这里涌入香港。

其中最显眼的，是那三万余名身穿各色香港校服的小朋友。这些“跨境学童”大多来自单非家庭（父母有一方是非港籍）和双非（父母均不是港籍）家庭。家长们把小孩生在香港，以便让孩子拿到香港身份证，在香港受到更优质、更国际化的教育。

跨境学童

孩子们熟练地使用着繁体字，在过口岸之后，会自觉将普通话切换成粤语，对“寒假”和“晚自习”毫无概念。又到开学季，今年，深圳边检总站采取了多项服务措施，确保学童们出入境安全顺畅。然而网友对此事的留言是：“香港都这样了，还敢让孩子过去？”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吸引了多少敢想敢闯的年轻人。他们中多数人是在外地完成了全部学业，而对深圳的教育现状毫无感知。

"来了，就是深圳人"

等到他们的孩子也要上学了，残酷的现状才被摆在了这群过于天真的家长面前：

深圳的高等教育是神话，义务教育是佳话，而高中教育更像是个笑话。

翻开深圳教育局编著的《教育的追求与跨越：深圳教育30年》，里面写得明明白白：

第二章第二节，义务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第一条就是确保学位供给；

第二章第三节，普通高中迈向优质特色发展，里面主要是谈如何引进国内民校来深办学、如何打造示范性高中，对学位问题已经并不提及。

换言之，国家规定的部分，绝对保证完成；义务教育以外的部分，深圳打从一开始就盯着“效率”，没想打“公平”的算盘。

十年后，看看深圳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政府当年这些小目标都达到了：

在财力、土地、师资有限的情况下，他们优先保证了小学和初中的建设，让每位非深户的孩子也能享受到九年制义务教育。

深圳小学生

早在2006年，深圳市3～6岁儿童的受教育率就达到了98%，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100%。根据《深圳市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8—2020年）》，到2020年，甚至连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都将达到95%以上。

另一方面，高中似乎也搞得风生水起。

深圳中学公众号推送

就在2019年，深圳中学北清达线人数32人，实际录取人数30人，考上清北的人数在全省均居首位；而在深圳实验学校，裸分本科率达到了100%……深圳的四大名校为例，高考裸分重本率全部超过89%，有些学校的重点班考入名校出国留学的比例甚至在七八成。

然而，在普惠化的义务教育发展和精英化的高中建设之间，好像缺了点儿什么。近些年，人们回过神来，才终于意识到：

义务教育不断扩招，参加中考的人多了；好高中就那么几所，占据了最好的师资。

如此一来，在深圳，中考已经比高考还难。

2019年，深圳中考报名人数为8万，上海为7.5万，北京为6.7万。北京普高266所，上海普高249所，而深圳普高只有75所。

随着考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家长们发现，深圳公办普高的录取率如今一路下跌，从2017年的49.3%，下降至2018年的47.37%及2019年的43.85%（在深圳人大代表形容中，“这是北京十几年前的水平”）。

更艰难的形势，带来更严苛的考验。

2019年中考，在全体考生平均分只提高了3分的情况下，不少深圳排名靠前的高中录取线上升了10分到20分，公立普通高中的最低分也暴涨了40分。

从体育成绩上看，初中男子1000米跑的满分线，在北京是3分37秒，在深圳是2分53秒。有人做过这样精妙的比喻：如果后面跟着一只大老虎，深圳的孩子要比北京的孩子跑快44秒才能不被老虎吃掉。

雪上加霜的是，越发宽松的深圳落户政策，逐渐改革的异地高考政策，越来越积极的人才引进制度，大量涌入的年轻人口，以及在二胎政策激励下越来越庞大的出生人口。

作为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的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人口处于快速增长期。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学龄人口还将大幅增加，学位压力将从小学逐步向初中、高中传递。2017年年末深圳市出生人口116.564万人，较上年增加25.45万人，较上年增幅33.72%。

就是说， 如果2017年在深圳出生的这批人都选择在深圳读书的话，深圳的中考压力会是现在的15倍。

如果今年中考算“海啸”的话，未来的中考恐怕称得上“冰河纪”。

然而，在深圳的话语体系内，这还真不能说是什么“不公平”。

从来“效率至上”的深圳，其实早就把规则明明白白摆了出来：

只要孩子足够优秀、考到足够高的分数，管你深户非深户，一定能上到好高中。

深圳四所顶尖高中的录取线，就是最好的证明：中考满分460，深圳中学录取线 439分，深圳实验中学 436分，深圳外国语学校 433分，深圳高级中学 432分——深户和非深户的录取线完全一致。在深圳排名前八的高中，深户和非深户孩子的录取线也相差在四分以内。

2019年深圳中考录取分数线

反倒是原特区外的一些学校，如龙岗区的布吉中学，深户、非深户录取分分别为349分、391分，两者分数相差42分。

那些不甘心自己孩子被淘汰的家长们，有时候会对着往事唏嘘。

其实当年，深圳对高中建设也上过心的。仅1984年一年，市里就新建了10所中学。深圳实验学校是从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办公室开始筹备的，校舍基建、学校架构、办学设想、人员聘用、招生宣传……短短几个月就建成开学。

当年稳准狠就做到了的事情，现在怎么就如此艰难？

一是，没钱。

2019年深圳市普通高等教育的教育支出是158.84亿元，而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学教育共安排31.62亿元——基础教育的资金安排仅为普通高等教育支出的19.9%。其后，更为紧迫的自然是去保证义务教育阶段。

实际上，为满足义务教育的需求，深圳曾将多所已建成的多所高中改办为初中。

二是，没地。

深圳全市面积为1990多平方公里，不及北京的八分之一，在2005年更将全市陆地总面积50%的土地划入基本生态控制线，可供开发的土地空间已经基本饱和。

换句话说， 整个深圳目前已难以提供占地面积较大的高中教育用地：

观澜中学扩建项目，受拆迁赔偿影响，至今无法开工；

第十五高级中学，起初选址于大亚湾核电站10公里影响范围内，教育局一年多后申请重新选址，大鹏新区规划部门则明确表示，辖区内已无合适用地，最后，该校的办学规模被压缩40%，改为36个班，重新选址于深圳市光明区……

根据深圳市2012年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要就应该完成11所普通高中新改扩建工作，实现新增公办普高学位2.5万个。

然而“十三五”已经进入下半程，深圳在十二五欠下的账单，却还在连本带息地等待偿还。

“高中建设”像个烫手的山芋，被各区推来让去。 有网友指出，这是因为深圳市早已对土地出让设置了考核指标，指标包括土地出让面积和地价收入。

地价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等经营性用地，而教育用地属于非经营性用地，基本没有地价收入。随着深圳可供建设用地越来越少，各区完成指标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区政府为了完成地价收入的指标，更倾向于出让经营性建设用地，甚至有把非经营性用地改变土地性质后进行招拍挂出卖的情况——谁还有闲心去建学校呢？

更何况，随着政策调整，义务教育的建设保留在区，高中管理却从区一级被提到了市一级管，各区不再承担建高中的责任，在整备土地时更加缺乏动力。

这其中，各家打着小算盘，不言而喻。

人们能看到的是，在2017年前后，分管深圳国土局的副市长吕锐锋，曾担任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地政处处长、深圳规划局建设用地处处长的朱廷峰，曾任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地政处处长的冯现学，先后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