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今天是端午节。
很多人认为端午节与屈原有关。
不过，
屈原，已经从新版（2017年统编本）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中消失了。
使用至2015年的人教版七年级上册（2006年研发，下文统称
旧人教版教材
），在第八课《中华文化的勃兴（一）》中，曾
如此介绍屈原：
“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的楚国。他吸收民歌精华，采用楚国方言，创造出一种新体诗歌。屈原创作出很多优秀诗篇，代表作《离骚》是千古传诵的抒情长诗，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定位世界文化名人。”②
图：旧教材关于屈原的描述
2016年投入使用的部编本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教材、2017年投入使用的统编本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教材，均不再介绍屈原其人其事（
笔者注：统编本语文教材仍保留有与屈原相关的内容）
。
图：统编本第二单元目录，该单元乃至整册教材，已无只字介绍屈原。
屈原从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消失的主要原因，与“屈原是否真实存在”尚无学术定论，有直接关系。
图：2017年秋季投入使用的统编本《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封面
今天所见有关屈原的史料，几乎全部出自《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所作《吊屈原赋》，提供的史料有限；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已失传， 司马迁或有参考）。
而在现存百家著作，及《吕氏春秋》《战国策》 等先秦典籍中，完全找不到“屈原”的名字。
《屈原贾生列传》当中，也有很多可疑之处。
比如，作为一篇传记，传主的籍贯、家世是需交待的必要信息，但《列传》中只有一句“楚之同姓”，可见在司马迁的时代，有关屈原的史料已经极为少见。
再如，《屈贾列传》中，记载了贾谊之孙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按照司马迁的年龄，他无法看到贾嘉官至九卿，也不会事先知道昭帝的谥号是“孝昭”。显然，在司马迁之后，有人对《屈贾列传》进行了补写或增删。
又如，《列传》中有些情节前后矛盾。传中说，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联络齐楚两国感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怎么会交给一个被疏远的人去做呢？
由于《史记》中的屈原传记存在种种问题，指其不可信的学者颇多。如
胡适
说：
“《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引用刘殿爵的说法，做了另一种猜想：
“《屈原列传》中实由称‘屈平’与称‘屈原’两种材料所构成。”
“屈原的被质疑史”的大致脉络如下：
（1）晚清学者廖平，是近代最早对屈原真实性提出质疑的学者。
他认为，《离骚》是方士们为秦始皇所写的“仙真人诗”，目的是满足始皇长寿、成仙的想象。按照廖平的考证，《离骚》前几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名予曰正则兮，字予曰灵均”，其实是追述秦国历史——秦先祖为“高阳氏”；始皇名“政”，“正则”即其化名。他还提出，《楚辞》是《诗经》的旁系，说的是所谓“天学神鬼事”,与“道家别为一派”，宣扬的是道家思想。
（2）在廖平之后，胡适从思想史方面入手，指出屈原即使真有其人，也不会生在秦汉以前。
在他看来，屈原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胡适认为，今天“儒教化”的屈原及《楚辞》的始作俑者，是“汉朝的老学究”。他们把当时盛行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屈原故事是“宣帝时人”补《史记》，“七拼八凑”“塞进《史记》”的。④
（3）“屈原否定论”的其他有代表性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离骚》原作者为淮南王刘安，其谋反自杀后，著作权被刘向、刘歆父子给了“屈原”；有学者认为，屈原是贾谊伪造的人物，意在抒写自己的“冤屈”；还有学者认为，《离骚》表达的不是屈原或其他特定人物的个人情感，而是“经过古代多数诗人之手，一点一点地加工而流传下来的一种民族歌谣”；等等。
总而言之，“屈原”这个人，究竟存不存在，目前还是一桩未解的学术疑案。而这桩疑案的源头，在于《史记》中的屈原传记所载信息，存在种种问题。从一开始，关于屈原的史迹，就缺乏拥有可信度的传世文本。
因为相同原因，从《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中消失的
历史人物，还有扁鹊。
旧人教版教材，曾如此介绍扁鹊：
“扁鹊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名医。他能用针刺、按摩、汤药治疗疾病。他总结出来的望、闻、问、切四种诊断疾病的方法，一直被中医沿用。”①
2016年的部编本教材、2017年的统编本教材，均不再介绍扁鹊其人其事。
图：旧教材里关于扁鹊的描述
因为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扁鹊这个人，目前也仍是一个未有定论的学术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扁鹊立传，所举三则医案，在时间上是很可疑的。扁鹊不可能既医治过赵简子，又医治过虢国太子，齐国或者田齐也没有什么“桓侯”可供扁鹊去见。如果承认《史记》中所载扁鹊事迹的真实性，那么，扁鹊死的时候，差不多已经两百岁了。
据朱维铮教授的考证，司马迁为扁鹊立传，其用心本就不在“保存史实”，而是为了传递政治见解——“治国如同治病，不可讳疾忌医，更不可弃良医而信庸医，致使轻恙变重症，自招乱亡”。司马迁刻意把“名医传”列在田叔、刘濞二传中间，而不是将其与天文、气象、占卜之人的传记放在一起，有着特别的深意：
“他写田叔‘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的故事，再写景帝用人多疑而终于激起诸侯造反乃至君位几失的故事，在二传之间忽然插入古近两位名医因医术高明反遭不幸的故事，那序次编定，岂非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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