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本次经济衰退和历史上传统经济危机导致的衰退又不一样。
以往，德国对经济危机的历史经验多数是这样的：房地产市场中积聚多年的不平衡体现在金融系统上，银行业普遍的信任丧失又加剧了这个效果。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价值缩水严重影响了社会整体资产。贷款的发放也随之萎缩。这一切导致消费下滑，个人投资大幅“跳水”。而帮助负债过多的公司偿还债务的举措虽为必要，但客观上也往往会减缓经济的复苏。然而，在这样的经验里，只要企业还可以照常生产，供应链本身始终不会受到多少冲击。因此，国家的政策就可以专注在帮助金融系统重回稳定以及刺激消费和投资上。
但疫情将导致的经济问题与普通的经济危机不一样：由隔离而产生的社会生活几乎停摆将导致供和求两方面同时出现停滞。尤其是社会服务类行业将受到重创：餐饮、旅游、文化活动。比如，德国著名的汉诺威展会和莱比锡书展就已宣告延期，汉莎航空也已经减少了一半的飞行计划。著名的餐饮连锁企业Vapiano已在上周周末宣告破产。
一向被认为是“小打小闹”的第三产业实际早已成为德国的经济收入和经济生活支柱。以旅游业为例，其2015年创造的营业额占当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9%，比人们印象中的“传统支柱产业”机械制造还要多，另外还有将近300万个工作岗位，占全德就业人口的6,8%。如果这些产业的企业主不能在“消费寒冬”里保持资金的流动性，那么他们也就不得不精兵简政，于是这类产业的雇员就很可能面临裁员。这一部分萎缩是很难通过国家追加订单这样的方式得到补偿的。因此，为了使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社会停摆的时间需要尽可能地短，这样才能避免大规模企业破产潮的到来，而实体经济中的企业也不致丧失信心。
不仅社会停摆的时间必须尽可能缩短，国家也需要在计划社会停摆的时候作出一些安排。
与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德国奉行的一向是社会市场经济。它在经济的实际操作上要求国家的干预，即国家需要构建既保证市场良好运行，又最大可能地降低过度市场化带来的恶意竞争以及社会不平等等负面后果的规则框架，在意识形态上则认为国家有义务给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经济学家艾哈德提出的，也因其后来在任德国总理期间德国产生了经济奇迹而广为接受。
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吕斯托在阐释这种体制的时候援引了著名的亲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奥本海姆的“第三种道路”的概念来进行描述：“市场本身即是一个超越经济行为的框架，这个框架受到法律或习俗保护，在这个框架内，无法有计划地做点什么。……但总归还是要有一些能计划的东西，比如社会政策，上帝，我们在这一块需要做的真是太多了。”
可以来看看这次德国计划了什么。
在宣布全国进入至少为期两周的出行限制期后的两天，3月24日，德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援助计划：
首先以紧急情况作为理由，暂停了2009年写入宪法的债务刹车机制。根据该法律，德国联邦的负债率不得高于该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35%，其意义在于希望控制国家的整体收入和支出达到大体平衡而毋需负债过多。当然，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打破这个界限。这些紧急情况“超出国家的可控范围并对国家的财政状况造成极大伤害”，而新冠疫情就属于此列。此举是为了大规模举债用于追加联邦财政援助计划的预算。
为了帮助工薪阶层保住工作岗位，政府对企业进一步放开了短时工补助。在诸如疫情危机这类特殊情况下，当企业预计到超过十分之一的员工可能失去工作，可减少其整体雇员工作时间，比如每周工作时间由40个小时减少到20个小时，因此造成“短时工”现象。而不够的那部分则由国家提供补助，以此来鼓励企业不裁员。预估为“短时工”准备的补助是100,5亿欧元。
对这次危机中非常“容易受伤的”小企业，包括自由职业者和10人以内的小企业，联邦政府准备了500亿欧元补贴。5人以内的小企业一次性补贴9000欧元，10人以内的小企业可申请限度为15000欧元的补助。
中型企业组成了德国工业里最重要的下游供应链。雇员为249以内的中型企业可通过几家主要银行向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申请贷款。贷款对象为属于政府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每家集团公司申请的贷款数额不得超过其一季度的营业额或18个月的经济需求，最高限度为10亿欧元。
对于汉莎航空这类具有“国民经济名片”性质的大型企业，政府开出的“药方”是在需要的时候实行部分有限期国有化以保证资金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