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研究之后，王博士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在浩若烟海的关于羞耻的诸多理论中找到自己的线索，并把它呈现出来。这项研究涉及的学者包括齐美尔、弗洛伊德、埃利亚斯、舍勒、萨特以及戈夫曼等很多人物。在研究的过程中，王博士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他对这些人物及其思想的梳理使他对羞耻的认识，跟舍夫的理解和本尼迪克特所代表的“耻感文化”研究略有分歧。舍夫基本上仍然是从符号互动论角度理解羞耻，即使当他论述民族主义等宏大问题时，也是从微观的社会互动及互动中的羞耻来分析的，没有将羞耻置于整个西方现代性之中，后面会继续展开讨论这一点。先说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她区分了西方人的“罪感文化”和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根据她的观点，羞耻感对于西方人来说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罪感，或者说，羞耻感是从属于罪感的，羞耻感在东方文化中更有地位。但王博士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在西方，羞耻感同样具有重要地位，而且未必就比罪感重要。本尼迪克特认为罪感文化来自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但基督教教义在论及原罪时，强调亚当夏娃最先拥有的是羞耻感而不是罪感，其后上帝惩罚他们，人类才有了“原罪”。从耻感和罪感的出现频率上看，《旧约》中耻感的出现频率要远高于罪感，《新约》中耻感的出现频率略低于罪感。况且，基督教是东方宗教，是在罗马帝国中后期才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的。那么，基督教兴起之前的西方人或古希腊人究竟是耻感文化还是罪感文化呢？埃瑞克·多兹等古典学家认为，在古希腊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耻感文化，可能在基督教兴起之后，西方社会才慢慢地过渡到了罪感文化。而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文化特征归结为耻感文化，虽然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同样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尤其是本尼迪克特将耻感视为更看重外在约束而缺乏内在约束，这一点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而且，按照森三树三郎的观点，耻感文化的发源地在中国，以后才传播到日本。
因此，羞耻感不仅是如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东方人和日本人的文化特点，在西方社会也同样重要。前面提到了古希腊和基督教的羞耻感作为背景，但王博士的研究焦点在于现代西方人的羞耻感到底是怎么回事，通过对现代羞耻思想的梳理来回应舍夫和本尼迪克特等人的研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相比于心理学和伦理学，社会学对于羞耻感的讨论仍然较少，也不太受重视。例如齐美尔的文章《羞耻心理学》，至今没有翻译成英文，美国的情感社会学家对它知之甚少，他们更重视齐美尔在《时尚》一文中提到的“避免羞耻是我们追求时尚的动机”；又如弗洛伊德论述的主要是“罪疚感”，对耻感谈论较少，而在他之后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提到过，西方人经常把shame归结为guilt，批评的可能就是弗洛伊德；舍夫认为，弗洛伊德早期曾经把羞耻作为心理疾病的原因，但后期他的研究重点慢慢转向了罪感；此外，舍夫认为，戈夫曼选择尴尬和困窘作为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困窘和尴尬比羞耻禁忌性更低，戈夫曼为了使自己的著作能够更为畅销，才选择了困窘和尴尬作为研究对象。但王博士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包括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之后发现，越是到了现代社会，羞耻感越不会得到公开的表达，越是会被隐藏和遮蔽起来。越是到现代社会，越是不那么具有禁忌性的轻微羞耻感，比如困窘，就越是比严重的羞耻感更容易被我们注意到。这是现代化和文明化进程本身造成的后果，不能说只是因为戈夫曼的个人选择。
在对羞耻思想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王博士也与舍夫进行了对话。舍夫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1）羞耻家族。这是他在心理学家刘易斯、汤姆金斯和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戈夫曼等的影响下提出的概念，认为羞耻不是一个单独的情感，而是一类或一系列的情感，其中也包括作为轻微羞耻感的尴尬或困窘；（2）“羞耻禁忌”。 越是在现代社会，我们越是将羞耻视为一种禁忌，越是把它遮蔽和隐藏起来。被遮蔽的不止是羞耻的事物，也包括羞耻这个词，人们不愿意提及，或是选择一种禁忌性小、委婉的词来谈论。他认为，相比英语世界，在东方社会中，人们有着更多的词汇来描述羞耻；但这不能说羞耻在东方社会就比西方社会更重要，最多只能说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倾向于表达出内在的羞耻感，西方人更不愿意将其表达出来，尽管羞耻感在任何社会都是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前面提到，弗洛伊德、埃利亚斯、戈夫曼等人的羞耻思想不受重视，这可能也是因为西方学界存在的“羞耻禁忌”。（3）“羞耻－愤怒螺旋”或“羞耻－愤怒循环”。即，羞耻的长期累积、压抑会导致人的愤怒，进而导致很多不正常的行为，包括精神疾病、暴力行为。舍夫的理论是一种相对比较微观的理论，尽管他也用这些理论分析一些宏观问题，如民族主义，舍夫认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的社会心理原因是“民族耻辱感”的骚动，即一种最为强烈的“羞耻感”。但王博士认为，舍夫的理论本质上仍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被舍夫等人忽视的一点是，羞耻感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不止是社会心理上受到侵犯后的心理反映，也不只是个人特质或民族特征的问题，它是整个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问题。
要理解现代社会的羞耻感，就必需提到一个重要概念。在王博士的研究中，他发现了一个经常被不同理论家提及的一个概念——ambivalence，通常译为矛盾性或者暧昧性，台湾的叶启政老师翻译为“正负情愫并存”。王博士认为这个概念可以解释现代社会发展导致的普遍的羞耻感，因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化越来越多，不只是社会分化，而且是自我分化。在此前的共同体社会中，人们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一辈子；而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多地投入各种分化的活动之中，除了工作和家庭，人们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责任和社会要求。用社会学概念来说，个体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角色，每一种角色就是一种规范，越来越多的规范使得人们不可能把每一种角色都扮演好，都达到标准。要求越多，彼此之间越矛盾，个体就越容易出错。而这种出错不管有没有被人看到，都会使人感到羞耻，包括尴尬和困窘。我们通常所谓的角色紧张和角色冲突只不过是ambivalence的一种极端状态，是已经到达严重的紧张和冲突时的状态。但现代社会的ambivalence 或“暧昧性”不是人们尚未进入规范前的暧昧不清状态，因为尚未进入规范之中时，人们怎么都可以，也不违背规范，因而不太会感到羞耻。它是进入多重规范后的暧昧不清状态，用一个不太好的比喻来说的话，它不是尚未确定恋爱关系的男女之间的暧昧，而是已经确定恋爱关系甚至已经结婚（因而开始进入角色规范状态）之后的暧昧不清。也就是说，现代人在每时每刻都不得不同时扮演多重角色，或者用戈夫曼话说，同时具有多种多样的而且暧昧不清甚至相互矛盾的社会自我，这种ambivalence的状态是现代人感到普遍羞耻的结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