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红色精神引领绿色发展”是笔者对丽水当下实践的概括，更是基于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冷战传播学的批判。这个提法不仅仅只有地方性的意义，而是有中国道路意义的。
可以说，在全球视野中，美国传播学，尤其是其国际部分，源于“用绿色革命消解红色精神”的冷战动机 。当然，这里的“绿色革命”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环保和生态革命，而是战后美国针对中国的共产主义“红色革命”而在东南亚和更广泛的亚非拉农村地区推广的农业工业化革命。“绿色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解决第三世界农民的发展问题，消除农民的革命动机，从而消解“红色革命”对美国主导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威胁。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体和传播技术的推广，被赋予重要的角色，而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主流传播与发展问题论述的核心内容。
应该说，美国传播与发展领域学者的问题意识是非常好的，他们所要解决的第三世界农民的发展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当今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道路的困境以及这些国家的农民所依然面对的根本问题也表明，基于技术主义和市场关系扩展的绿色革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第三世界农民的发展问题。甚至可以说，用“绿色革命”消解“红色精神”的策略，虽然符合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就其根本方向而言，是南辕北辙和逆历史潮流的。更重要的是，“绿色革命”在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危害，也正在不断被认识。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我们需要对过去 40年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美国主流传播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引入有多个原因。从内因层 面 ，这是对“文革”和教条主义的反弹;从外因层面，这是受到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和冷战思维，也就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际意识形态影响和渗透的结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界又陷入线性历史观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术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泥淖。比如，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帝国，美国新闻学本身很少涉及国家发展问题，只关注民主问题;同时，在战后发展起来的专门针对第三世界的发展传播学，则聚焦发展问题，把传播技术当作发展的工具。当我们这个后发国家的新闻与传播学者把美国的学术思想引入中国时，就出现了新闻学者不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只关注新闻与民主、专业主义等问题，甚至存在以自由主义框架研究媒体与环保运动的学者，却不知道有传播与发展领域的文献的情况。今天，要让新闻学成为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就要回到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问题上来，让曾经在延安生根开花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科与“乡村故事、中国道路”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语境下重新对接。
乡村是传统中国安身立命的所在，乡村是近现代中国革命与变迁的焦点，乡村是当代中国剧烈变革的前沿，乡村更是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乡村故事里蕴含着中国道路的历史坐标，中国道路上铭刻着乡村故事的历久弥新与千回百转。
中国革命道路成功的秘诀在于其“农村转向”，这一点众所周知。而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秘密也在三农中国，这一点也越来越被认识到。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有关中国共产党如何擅于文化治理，即把基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的文化，尤其是根植于农民社会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来使自己的政权深深嵌入中国社会。根据裴宜理教授的观察，相比于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强大韧性在于这个政权是在长期的农民和民族主义动员中锻造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特别善于通过扎根于乡土中国的文化体系来赢得和巩固政权。
乡村故事既是中华民族文化根脉延绵不断的故事，也是探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故事;它既是“勤劳革命”和中国农民对中国崛起作出巨大贡献的故事，也是中国农民重建文化自信与村庄重获尊严的故事;它既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发展理念的故事，也是在实现天人合一理想中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它既是坚持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的故事，也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故事。如此丰富的内涵，需要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学者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从全球视野着眼，从中国立场出发，扎根中国实践，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思想答卷。
一旦我们跳出冷战思维和线性发展逻辑的羁绊，就会发现我们所在的丽水，已然成了新时代演绎“乡村故事，中国道路”的热土。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线性发展观相反，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了“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强调后发国家和地区跨越性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从苏联当年所取得的成就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成就，都是这一主观能动的发展逻辑的体现。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通过基于纽扣、衣帽、皮鞋等小商品生产和与之相关的商贸活动，开启了浙东南的温州模式;此后，附近以“鸡毛换糖”起家的义乌人，又以“无中生有”的大手笔，硬是把一个资源匮乏的浙中内陆县变成了世界小商品之都和“一带一路”的一个新起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位于浙西南的丽水曾是浙江这个发达省份的“后发地区”，已经成了以自己的生态和文化优势创新引领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前沿。2018年，丽水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2%，增幅创五年新高，在浙江省位居第一，18项经济指标有14项增幅全省前三，9项全省第一。
更重要的是，基于生态和文化资源本身的公共性特质，更基于丽水市委市政府用“浙西南革命精神”为高质量绿色发展注魂、赋能和立根的顶层设计，丽水的发展必将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作出开拓性的贡献。我们相信，面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持续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不仅迫切需要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视野，而且必须从本土历史中汲取理论和实践资源，以抵抗资本主义巨大的胁迫力量。
让我们进一步本地化，以缙云为例，深化“乡村故事，中国道路”的演绎，从本土历史中汲取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资源。
第一，缙云有悠久的农耕文明文化遗产。
这里的陇东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第 19 处上山文化遗址，有丽水距今为止最早的史前人类遗迹。这一新近考古发现，将丽水文明史整整提前了 5000 年。缙云还是传说中轩辕黄帝飞升地 ，早在西晋永嘉(307-312)年间，从北方南迁的氏族，就在仙都建立了缙云堂，以纪念轩辕黄帝这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不管轩辕黄帝是否真的在这里驭龙升天，可以肯定的是，缙云是农耕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之一，是最能表达中华民族的乡愁情结的地方之一，也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南北交融的人文历史的地方之一。
第二，缙云是“ 天人合一”思想的活化石。
这得益于仙都山作为道家文化圣地的地位，也得益于缙云山水的钟灵毓秀。在缙云河阳一带的民居，不叫院子，而是叫“道坛”，是弘扬道学的地方；从河阳古村落布局设计到民间日常生产和生活实践，都能体认到生态文明的幽幽先声；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说，这里的每一方水，每一座山，几乎都有故事，凝聚着中国人文思想的光辉。
第三，缙云是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的重要发源地。
基于其沿海省份中相对封闭和贫困的大山腹地 ，从近代开始，丽水所在的浙西南地区，就一直是一片革命热土，缙云在这片热土中有其重要位置。早在1930 年 8 月 31 日，活跃在浙西南的、被列入中央军委序列的全国 14 支红军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 13 军，就成功攻克过缙云县城。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1930 年 9 月 10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刊登的《浙南红军占领了缙云县城》的新闻报道;在缙云东方镇的一个自然村的一幢民宅里，还有红军留在院墙上的几十条革命标语。尽管红军的武装暴动被残酷镇压了，红军组织和动员贫苦农民的努力，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34年6至7月间，在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的时刻，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斗争，调动和牵制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的长征，中共中央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经福建转战浙江。以方志敏为代表的先遣队指战员，为掩护和策应中央红军主力在1934年10 月开始的长征，做出了巨大的牺牲，1935 年1月在江西的一次战斗中，他们大部分牺牲了。同年2月，以这支先遣队的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又组建了由粟裕、刘英领导的538 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简称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就这样，“在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之时，挺进师指战员以大无畏的精神，肩负先遣队未竟的使命，誓死挺进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浙江 。”在电台被毁，与中央和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时，革命者以彻底的革命性、坚强的意志力和主观能动性，转战包括缙云在内的浙西南山区，发展地方党组织，宣传和组织民众，进行了长期的游击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挺进师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然而，这里的革命故事，一直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被广泛地传扬。
2018 年8 月31日，丽水市委四届四次全会提出“要继承、弘扬和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将精神的强大动力转化为全面推动‘丽水之干’的自觉行动。”此后，“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这个词汇高频率进入了丽水的公共话语空间，而这种精神的具体内涵，也正在丽水大地上，通过上上下下广泛的参与，在提炼中。这种精神之所以伟大，应该有以下四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