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哪里的将领最容易变节？为什么这么多的投敌者来自东北军和西北军？
文｜王戡 胡博
抗日战争期间伪政权林立，由中国军队变节组成的伪军也随之蜂起，中国军队各派系的气节表现，时常成为后人网络论战的话题。如果说“哪家投敌将领最少”尚难有答案，那么对“哪家投敌将领最多”，则已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上取得基本共识。
仅以获得上将官位（不含上将职）的顶层汉奸军人为例，汪伪、伪满、伪蒙三大伪政权计有 35 人，原属东北军者的高达 18 人，西北军则以 7 人紧随其后，大幅领先其他派系。东北军虽以数量见长，但西北军的谈资热度却毫不逊色。
为什么东北军和西北军会成为抗日战争中投敌将领最多的势力？
1943 年 5 月，国军将领庞炳勋宣布加入汪精卫伪政府，震惊全国军民。
庞炳勋曾在 1938 年徐州会战中携手张自忠击退来犯日军，打出与台儿庄大捷齐名的临沂大捷。1939 年起，庞炳勋在太行山区坚持抗战四年，身兼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 24 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视为国民政府敌后游击的头号大将。
1943 年 4 月下旬，日军大举扫荡第 24 集团军防区，庞炳勋在转移中负伤与部队失散，躲进一座山洞中，经日伪军几度劝说，最终下山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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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6 月 2 日，日本《写真周报》刊出的合影，前左一为
庞炳勋，前右一为孙殿英
这样一位抗日英雄为什么没有壮烈殉国？抗战全面爆发前，日本医生矢原谦吉认为“像（庞炳勋）这样的人，半辈子都在马上度过，下半辈子一旦开始享受荣华富贵，那么对于死的畏惧，会比平常人严重很多”。
但比起泛泛的人格分析，庞炳勋的个人经历或许更为重要。作为西北军旁系将领，庞炳勋熟知老长官冯玉祥不断变换政治口号和阵营的作为，也见识了冯氏分崩离析后无法东山再起的惨状，因此坚信倒戈不要紧，掌握兵权才能决定命运。
▍爱国将领冯玉祥一生总共倒戈八次，人称“倒戈将军”。1959年庐山会议上林彪指责彭德怀是“冯玉祥式的人物”。
庞炳勋从 1920 年代后期脱离冯玉祥开始，先后依附吴佩孚、靳云鄂、唐生智，之后回到冯玉祥麾下，继而弃冯投蒋。到抗战全面爆发前，他已获得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军团长的崇高地位，虽然他这个军团只辖一个军，这个军也只有一个师。
西北军将领有类似经历者远不止庞炳勋一人。对相当部分人而言，只要有一块遮羞布作掩饰，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投敌保全实力。
庞炳勋临阵投敌正是如此。日伪军答应了他的几项条件：降汪精卫、不降日本人；保持第 24 集团军等部队番号；将该部被日伪军俘虏的官兵交还。这样，庞炳勋可自认为仍效忠国民政府、遵从三民主义，与此前英勇抗日并不冲突。他还不忘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系，表示自己投降实属被迫，也是为了拯救被俘官兵，留好一条退路。
事实上，庞炳勋的做法并非首创。东北军将领马占山因在江桥迎战日军，被誉为“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第一人。但江桥战斗失利后，马占山被迫退到黑龙江边境。难以维系之际，马占山突然在 1932 年 2 月前往沈阳，宣布参加伪满“建国会议”，继而在长春参加“满洲国”成立典礼，并出任军政总长一职，所部也改编为伪满军队所属的黑龙江警备军。
▍申报刊登的马占山将军香烟广告
抗日第一人投降日伪的惊人消息还未传开，就又被马占山自己浇灭。1932 年 4 月，马占山率部出走，重新打起抗日大旗，并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借以窥得暴日之肺腑、伪国之真相”。
马占山究竟是诈降，还是不满于日伪的条件而叛离，历来众说纷纭。其身边人或许最清楚事实真相。据其部将谢珂回忆，“马占山自投降日寇以后，对旧日部属威信已丧失殆尽”，当马再揭抗日旗帜后，副手程志远、团长徐宝珍等人，都认为马只是为了挽回个人名誉，因此“均未响应”。此后程志远干脆接过黑龙江伪军的指挥权，徐宝珍也继续留在伪军担任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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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徐宝珍在江桥抗战时“拔枪对着众人慨然说道，有敢言降者死之”，但最终在进攻东北义勇军的战斗中成为“满洲国”的“烈士”
但“九一八”之后舆论汹涌，纷纷承认了马占山的自我辩解。有此先例，庞炳勋们决定投降敌人又向重庆政府表示会伺机效力时，自然少了很多顾虑。后来的事态印证了他的预判：不断有人将庞炳勋投降的原因归结于吸了孙殿英特制的鸦片膏，毒瘾发作无力坚持，而不是他有意投敌。
无论是庞炳勋的“被迫率部投敌”，还是马占山的“窥得暴日肺腑”，至少都承认投敌本身是错误的，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抗战期间还有一种完全主动的投敌者，其投敌出于明确的动机，其中以九一八事变后大量投敌的东北军将领最为典型。
东三省在张作霖近二十年的统治下犹如独立王国，只知有张作霖和东北，不知有中央政府和国家。张作霖死后，东北军内部迅速发生分裂，张学良只得靠杀老臣、解兵权、重用亲信等方式控制部队。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让那些被迫服从张学良且手握兵权的老将们又看到了机会。典型如张海鹏部（四团）、于芷山部（四团）、吉兴部（三团），在事变发生后便率军自立、投靠日军，理由是只有依靠日本人才能保住东北的独立性。这些部队投敌后不仅引导日军进兵，还主动充当先锋，扩大地盘。
▍左起：
张海鹏（1867-1949）、于芷山（1882-1951）、吉兴（1879-？）
除了老臣们自立门户外，还有一批旗人军官做起了恢复大清王朝的“复国梦”。典型代表是熙洽，时任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由于驻吉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不在部队，熙洽实际掌握了兵权。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熙洽就主动派遣代表引导日军进驻省会吉林，随后宣布吉林全省自治，并邀请末代皇帝溥仪“主持大计”。熙洽的行为正好给日军占领东北提供了“合法性”，双方一拍即合，于 1932 年 3 月 1 日正式宣布建立“满洲国”。
那些原本做着独立小王国美梦的张作霖老臣也在局势的转变下纷纷宣布效命于在长春登基的新皇帝溥仪，“满洲国”军队就此诞生。保家卫国的国防军将领，转眼成为建立独立小王国的“开国元勋”。
▍满洲国军将校合影
留在关内的东北军将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号称反蒋而投敌。
如在“西安事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孙铭久，不仅亲身参与临潼捉蒋，还策划了刺杀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等人的阴谋。抗战中期，孙铭久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少壮军人们纷纷投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他们的解释或是“汪先生表示日后释放张（学良）将军”，或是“借汪政权掌握力量，寻找解救张将军的方法”，类似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
主动投敌的人，在西北军同样存在。在西北军中颇有威望的孙良诚就是一例。
抗战全面爆发后，孙良诚率领三万余游击部队活动在中原地区，但其间屡遭到国内权力斗争的打击。历经西北军将领石友三“投敌事件”与中央军汤恩伯夺权事件，孙良诚终对抗战前途失望透顶，率部投奔汪伪。
吴化文的投敌也是由于国内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派系之争。作为鲁苏战区的下辖部队，吴化文的上司清一色出身东北军，与其矛盾颇深。为了保存实力另行发展，吴化文遂施冯玉祥故技，于 1943 年选择率领所部两个师投敌，此后部队被扩编为伪第 3 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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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化文
最著名事迹是 1949 年作为解放军华野第
35
军军长占领南京
一些西北军的少壮派将领，更为露骨的为追求权势而投敌。其中的郝鹏举、张岚峰，因内斗失败而只身投入伪军，还真的在伪军中干出了一番事业。
郝鹏举利用伪军的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起家，以教师（训练团教育长）身份为自己建立部队培养骨干。1941 年投敌后，仅用两年就从一个光杆发展成为拥兵五万余人的苏淮地方大员。
▍1939 年 12 月汪精卫步出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
张岚峰投敌早于郝鹏举，在 1938 年从日军北平特务机关搞到一个豫东招抚使的官职，于是在豫东地区大肆收编土匪武装，到 1941 年已拥有两个军五个师的兵力。到 1944 年更是发展成伪军第 4 方面军，拥兵六万余众。
其实，像郝鹏举、张岚峰这样的只身投敌要比率部投敌容易。比如前文中提到的石友三，就因试图率部投敌事泄，而被逮捕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