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978-7-211-09259-8
《尚書通考》十卷，元黄鎮成撰。此書集矢於《尚書》學史上的重要議題，尤其關註名物訓詁、天文歷法、地理變遷、製度因革等。書中博采衆家之説，間述己意，隨條辨析，且配以圖表，頗爲直觀。此次整理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康熙間刻《通志堂經解》本爲底本，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本爲校本，參校日本內閣文庫藏元至正本、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采用全式標點。附録重要序跋、提要多種。黄鎮成（1288—1362），字元鎮，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人。元延祐初科考失意，遂潛心著述。所撰數種，今僅存《秋聲集》十卷與此書。
王篤堃
黄鎮成（一二八八—一三六二），字元鎮，號存齋、存存子、秋聲子、紫雲山人等，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人。元延祐初科考失意，遂築南田耕舍，潛心著述，無復仕進，又嘗遍游楚漢、齊魯、燕趙等地，創作了大量山水田園詩。隱居期間，屢被有司舉薦，皆不就。後授江西儒學提舉，未及赴任而卒，集賢院定謚“貞文處士”。黄氏著述豐富，有《周易通義》十卷、《尚書通考》十卷、《中庸章旨》二卷、《性理發蒙》四卷，又有《秋聲集》十卷，然多散佚，今僅存《尚書通考》與《秋聲集》二書。明初危素撰《元故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黄君墓碑》，所述黄氏生平行跡、交遊與學術成就頗詳。
黄鎮成《尚書通考》十卷，初爲教授兒輩所作。其《尚書通考敘意》云：“余方授兒輩以《書》，間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關涉考究者會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爲圖以示之。至衆家之説有所不通，則間述臆見以附於下。如舊圖、舊説已備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析焉。歲月積累，寖成卷帙。兒輩乃請次其顛末，以便考尋，名曰《尚書通考》。”綜覽其目，卷一前五篇《諸儒家法傳授之圖》、《百篇書目》、《伏生今文尚書》、《孔安國古文尚書》、《尚書名義》、《壁藏異記》、《許氏紀年圖》可視作專題總述，此後依次選擇《尚書》各篇涉及的名物訓詁、天文曆法、地理變遷、制度因革等内容進行集中探討。如卷一論及《堯典》“若稽古”、“九族”，卷一、卷二、卷三論及《堯典》“曆象日月星辰”之内容，卷三、卷四、卷五論及《舜典》中的祭祀、巡守制度，其間又涉律、度、量、衡，卷七、卷八論及《禹貢》之九州、五服，卷九、卷十論及《咸有一德》之宗廟、《洪範》之九疇、《周官》之官制、《顧命》之禮制等等。元人雷幾（或作“機”）爲《尚書通考》所作序言，總結全書内容可謂全面：“昭武存齋黄氏所著《尚書通考》，於帝王傳授則究其心法，於諸儒授受則究其家法，曆象則考其辰次中星、閏餘歲差者焉，璣衡則考其北極岀入、七政留行者焉，律度則考其累尺候氣、相生旋變者焉，類禋服器、巡守就宅則於禮樂刑政有所考矣，畎澮丘甸、夫井田制則於風土貢賦有所考矣，若範疇、若圭表、若廟制、若爵土之類，莫不著之以圖，辨之以説，上推四代，下及漢、晉、唐、宋，因革異同，如指之掌，使孔、蔡復生，不易其言也。”
（中星圖）
（顧命圖）
是書重在編述，間附己説。除《尚書注疏》、林之奇《尚書全解》、蔡沈《書集傳》（以下簡稱“蔡《傳》”）、夏僎《尚書詳解》、王炎《書小傳》、吴澄《書纂言》、許謙《讀書叢説》等《尚書》學專門著述外，黄氏還頻繁徵引了《周禮》、《禮記》、《爾雅》、《説文解字》、《史記•儒林傳》《天官書》《曆書》、《漢書•律曆志》《地理志》、《晉書•律曆志》、《隋書•經籍志》、《唐書•天文志》、杜佑《通典》、鄭樵《通志》、《山海經》、《水經注》等文獻。此外，尚有兩部大書爲《尚書通考》的編纂提供了重要資源：一是北宋陳祥道編撰的《禮書》，一是南宋章如愚編輯的《山堂考索》。
綜上可知，《尚書通考》是一部旨在考釋《尚書》名物制度的專門著述。清代四庫館臣雖謂之“頗嫌蕪雜”，但同時肯定該書“猶爲以實用求《書》，不以空言求《書》者”。今可從以下三方面論述《尚書通考》在元代《尚書》學史乃至學術史中的獨特價值和地位。
首先，《尚書通考》突破了元代科舉功令的束縛，未囿於蔡《傳》的文本内容。自元延祐元年（一三一四）恢復科舉制度，確定蔡《傳》爲《尚書》考試主要範本（兼用古注疏）以後，元代《尚書》學著述基本圍繞著蔡《傳》展開，其中最爲著名的便是陳櫟《書集傳纂疏》、董鼎《書傳輯録纂注》、陳師凱《書蔡氏傳旁通》。然而，《尚書通考》雖然同樣編撰於延祐以後，但是黄鎮成本人明顯有著不受科舉制度擺佈的獨立的學術追求。相較而言，《尚書通考》與陳師凱《書蔡氏傳旁通》的文本内容屬性更爲相近，即皆傾向於名物制度考證，已與科舉經學考試强調闡揚聖人之意的義理之風别有異趣。但是，具體來看，《尚書通考》絶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直接截取《尚書》經文爲題進行論述，可看作是《尚書》之注。而《書蔡氏傳旁通》卻是以蔡《傳》傳文爲題進行論述，爲蔡沈之注再作注，最終仍未擺脱蔡《傳》。
其次，《尚書通考》集矢於《尚書》學史的重要議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考據性的專題論述。如《堯典》之“曆象日月星辰”一節，黄鎮成論述異常詳細，拆分爲多個專題進行論述，如日、月、星辰之運轉速度及軌跡，如歲差變遷及其形成原因，進而引申論述古今曆法之得失。再如《禹貢》一篇，引用正史地理志、專門地理著述，詳繹九州山川之風貌及其變異，又展開探討五服、六服朝貢制度。
最後，《尚書通考》中不時附入的作者按語，顯示了黄鎮成獨立的學術思考。如卷一論《尚書•虞書》是否應當包括《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五篇，針對他人提出的《堯典》爲《唐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爲《夏書》，不應一律歸於《虞書》的意見，分别引用孔穎達、楊元素、蔡沈等人説法加以解釋，最後自作按語：“愚按《堯典》雖言堯事，而自‘疇咨’以下實爲禪舜張本，況伏氏《舜典》本合於《堯典》。史紀堯、舜之行事，以記禪讓之初終，而三謨等篇亦舜時事，所以均謂之《虞書》也。”尤爲可貴的是，在朱子學盛行的元代中後期，黄鎮成能做到尊朱而不盲目信朱。《尚書通考》屢屢引用朱熹之説作爲證據，顯示了黄鎮成在學術上對朱熹的服膺。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黄氏也能够擺脱朱熹的意見，表達自己的獨特見解。如論及著名的日、月、五星左旋還是右旋的問題時，《尚書通考》在引用了朱熹日、月、五星左旋的闡釋後，緊接著下了一個按語：“愚按曆家以日、月、五星皆右行，由有曆以來，其説皆如此矣。且如日行黄道，自南而北則爲春爲夏，自北而南則爲秋爲冬，出没升降，皆有自然之勢。若左旋，則自東而西，日行一道，道各不同，不可以黄道名，亦不可指言日在某宿。其出没之道，冬則南漸進而北，夏則北漸退而南。爲日馭者，不亦煩矣，竊恐未然。”明確提出反對意見，並且給出了自己質疑的原因。在與此相隔不遠的下文，黄氏又作了一個按語，轉述了他父親黄必壽的一大段論述，進一步論證日、月、五星右行。如此再三致意，一方面説明黄氏本人對這一問題格外關注，同時也透露出他在反駁朱熹這一備受推崇的學術前輩時的審慎態度和自信氣質。
黄鎮成《尚書通考》一書，學界目前尚無點校整理本。是書現存版本不多，有元至正間刻本，日本内閣文庫及中國國家圖書館各藏一部，經對勘字跡及圖版斷裂之處，可知爲同一版所印，惟内閣文庫藏本先印，國圖藏本後印。至清代康熙間《通志堂經解》收録是書，據元至正本重刻。此後清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徐時作又據《通志堂經解》本重刻，清乾隆間四庫館臣又據《通志堂經解》本抄寫。此外，日本正保五年（一六四八）林甚右衛門刻本，臺北“故宫博物院”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各藏抄本一部，皆以元至正本爲底本。
本次整理，選取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康熙《通志堂經解》本（以下簡稱“通志堂本”）爲底本，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本（以下簡稱“元至正本”）爲校本，參校日本内閣文庫藏元至正本（以下簡稱“内閣文庫本”）、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下簡稱“《四庫》本”）。元至正本雖爲早期刻本，然屬坊刻，訛脱衍倒之誤所在多有，異體、俗體使用隨意，難盡統一，且歷時既久，文字殘缺漫漶問題較爲嚴重（僅就文字殘缺情況而言，國圖藏本優於内閣文庫藏本，故選取國圖藏本爲校本）。清通志堂重刊《尚書通考》，對元至正本字體加以規範，並且進行了大量勘正工作，洵爲善本，清乾隆間徐時作本、《四庫》本均以之爲底本。綜合以上所言，最終確定通志堂本爲本次整理之底本。此外，由於《尚書通考》屬於編纂之作，徵引大量典籍文獻，故而在整理過程中充分參考了相關典籍。《十三經》主要選用北京大學出版社標點本《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蔡沈《書集傳》、《通典》、《通志•二十略》選用中華書局整理本，朱熹著述選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整理本《朱子全書》，陳祥道《禮書》選用《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七年（一三四七）福州路儒學刻明修本，章如愚《山堂考索》選用《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圓沙書院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