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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元宵节，也是
进入疫情状态
的第20天。
街上空无一人。
偶尔碰见的行人，面戴口罩，神情冷漠。
坏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新增病例几乎以几何级数在增长。
抗疫前线不断传来新药研发的消息，但在普通人看来，没有特效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改变。
许多小区都封闭了，人人自危。
日本撤侨详细查验之后的报告，简直令人绝望，其中的多数案例，竟然是无症状的带病者。
从现在开始，我们与任何人的接触都有潜在的风险。
你不能通过发烧、咳嗽、咽喉疼这些情况去判断他人是否是带病者。
我们必须关在家里，不见任何人。
可是，生活还要继续的啊。
即便一再延长假期，我们仍然将要面对返程的高峰；
我们要买菜，我们会生病，我们得挣钱养家糊口……人类毕竟是群居动物，现代社会，再严格的自我控制，也免不了接触。
在过去的20天里，人性的光芒和幽暗，同样炙热。
越是在瘟疫肆虐之下，一个民族的伦理与人道，越是在经受着考验。
在这样的考验之中，我们表现如何？
一、“坏人”
一位公司在港的女高管邓某，1月21日将在武汉的父母接到了香港。
到达时，年过七旬的父母已经出现了低烧症状。
但是邓不予理会。
在一周时间里，她将父母分别安排住进三个不同的五星级酒店，并且带着他们在香港的繁华地区吃饭、逛街。
香港的官方在他们入住第一家酒店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举报，但在“不能强迫市民去看医生”的价值底线面前，无法阻止这一家人的病毒传播。
到了1月29日，由于没有任何一家酒店愿意接纳，他们终于被香港卫生署接入医院。
1月18日，一位69岁的老人，从汉口坐动车到达成都，然后乘坐私家车返回雅安的天全县。
在此期间，他四处走动，密切接触了100多人。
更严重的是，他在防疫人员面前撒了谎，声称自己并没有武汉旅行史，导致了30多名医护人员和他发生了密切接触。
1月23日武汉封城。
在此之前，一共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
其中四分之一，是正常的学生放假回家；
另外一大部分，是打工人员返乡，有一大半是回到湖北的其他区域；
另外一部分打工人员，分别返回了包括湖南、重庆、江西等地方。
如果这些人情有可原，那么“不可原谅”的是，在1月22日，收到封城消息的一批人，紧急逃出武汉。
根据武汉铁路局的统计，共有29.96万人在22日晚间逃出武汉。
加上私家车等其他方式，数字应当大大超出30万。
传闻，封城之日，从武汉逃往上海的人数，达到了30万人。
这个数字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发布，无法采信。
但是，从网络和朋友圈发布的情况上看，在23日和接下来的几日中，开往上海的高速公路和入城关口排起了长队。
这与往年的情况背道而驰。
可见，全国各地在此期间进入上海的人，都不在少数。
疫情时期，这些都恐怕是“坏人”吧？
至少，几乎所有的网文中，对他们都口诛笔伐，义愤填膺。
上海人更是觉得委屈：
这个向来在卫生上洁身自好的城市，如何便成为了这些“坏人”的目的地？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责怪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求生本能呢？
上海是一个公共资源、管理能力和医疗条件名列全国榜首的城市，在任何时期内，涌入上海求医的人数，何止万计？
哪怕新冠肺炎还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案，可是前往一个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求生，难道不应该是人的本能吗？
而香港的女高管和雅安的69岁老人，他们都一样的心存侥幸。
邓某在她自己的朋友圈中道歉说：
“再次自责和愧疚，兵荒马乱的一周，需要很快反应做各种决策。
我本应该第一时间通知防疫中心并且安排父母去医院。
老人倔强认准没有病症是小毛病，我很自责不应该没有预见到没有公众意识，迁就老人也有侥幸心理。
”
《实习医生格蕾》中有一段话，当一个人面对灾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否认”。
他们和所有确诊病人一样，都在自我否认，甚至有意地去忽略自己的症状。
他们只
是想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呀。
我们谁不曾是心存侥幸者，并且固执地认为自己不会是感染者？
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没有坏人。
他们不是坏人。
他们只是跟你我一样的、有求生本能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坏人？
是那些明明知道已经患了传染病，还要到处去散播疾病的人。
像之前曾经出现过的，已知自己是HIV携带者，却到处进行无防护性交流的人；
还有，这一次传闻的，即将被隔离却往健康人身上吐口水的人。
他们在报复社会，故意传播。
他们的作为，无异谋杀。
而香港女高管、雅安老人、逃离的武汉人、进入上海的外地人，他们都只是求生者而已。
他们应该得到的，并不是谴责，而是同情，至少是同理心。
现代社会最伟大的进步，在于人性得到解放，个体主义成为社会的共识。
但是个体主义的其中一个核心，恰恰在于公共职责。
个人的发展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
而从这个社会而言是，风是公共的，雨是公共的，而个人也是公共的。
因为只有公共领域总体健康，个人的安全和权益才能得到相应的保护。
那些将自己隔离在武汉的人，不仅是对个人负责，也是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健康负责；
那些在外地将自己的武汉旅行史暴露出来的，是对地方的公共健康负责。
他们都是具有现代公共性的个人。
虽然这是现代人起码的自我修养，但在一个危难的时刻，能够保有这种公共伦理，抑制自己的自私本能，他们值得尊重。
逃离者、否认者、行走者，我们不应痛恨、不应谴责、不应歧视。
但是他们是缺乏现代公共伦理的自私主义者。
在疫情爆发之后，我们首先面对的，就是社会公共伦理的大面积缺失。
二、乌合之众
武汉人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了，甚至成为病毒的代名词。
离开和逃出武汉的五百万人，面临了比滞留当地还要悲惨的命运。
他们到处被拒绝，到处被歧视，到处被放逐。
湖北人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们几乎在城市和乡村都被拒绝进入，路障和封锁遍地皆是。
如果他们没有及时地返回家乡的话，都成为丧家之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