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民是史上首位进入IMF管理层的中国人，推动了IMF年会改革、经济政策督导改革、人民币加入SDR等里程碑事件。（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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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回到IMF后，IMF内部打得一塌糊涂。至于SDR货币中的百分比调整，IMF内部也是打得一塌糊涂，打到最后一分钟。
这是第一次有一个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加入SDR，是一个里程碑，把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推开了，这就是了不得的历史，任何有历史感的人都应该看到这一点。
我们做了数据分析，然后拿着数据报告去找美联储主席耶伦，做了无数次沟通。最后，耶伦终于承认美国对世界经济波动有影响。这是国际治理机制上的一个进步，挺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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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IMF副总裁朱民在2016年7月任期结束时将离开IMF。
IMF官方文稿如此评价：“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失业问题因经济复苏乏力而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时，朱民先生领导了基金组织在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工作。”
朱民是史上首位进入IMF管理层的中国人。他1985年赴美国留学，1991年任世界银行总部政策局经济学家，1996年回国供职于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任央行副行长。2011年7月，被任命为IMF副总裁。之前一年，他在IMF担任总裁特别顾问。六年的IMF工作生涯中，他推动了IMF年会改革、经济政策督导改革、人民币加入SDR等里程碑事件。
2016年12月19日，朱民应邀出席南方周末N-Talk年度盛典活动，并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第一次向外界讲述他的IMF任职经历、IMF的工作机制，以及人民币加入SDR的艰难内幕。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进入IMF的？
朱民：这是个极具戏剧性的故事。2009年10月，我还在中国银行任职，正在欧洲出差时，忽然接到通知，让我作为人民银行代表去参加IMF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年会，大意是赴IMF任职的机会来了，让我先去和IMF高层接触。
这件事情的前因是，IMF首位日本副总裁曾有过承诺，任期满后将把位置让出来。当时IMF正在改革，考虑在亚洲国家任命一位副总裁，我是人选之一。
我落地伊斯坦布尔当晚，得知日本人改变主意了，事情变得扑朔迷离。第二天上午见到当时IMF总裁多米尼克·卡恩时，他也觉得很尴尬。这天下午，卡恩宣布继续由日本人担任IMF副总裁。我的伊斯坦布尔之行好像就这么结束了。这件事还没开始，门已经关上了。
任命公布后，也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参与国际经济组织改革，也认为我是合格的人选，所以有人继续推动这件事情。
南方周末：当时很多人认为你去央行任职，就是为去IMF铺路的。
朱民：当国内舆论吵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这门已经关了。我是从伊斯坦布尔回国之后，才到人民银行任职的。当时人行行长周小川非常明确，中国人去IMF任职是世界的大事，也是中国的大事。
日本人再任，IMF有它的考量，这是历史的延续，日本对IMF的资金支持很大，是IMF第二大股东，IMF也有为难之处。所以我们决定换个战略谈这个问题，找IMF的惯例，发现日本人任副总裁之前当了三年的顾问，它有这个先例。
2009年10月-2010年2月，经过4个月反复沟通和博弈，最后IMF认为，中国加入IMF是世界经济大势的需要，为此改变了IMF制度，在原来传统的一正三副（总裁）之外，领导班子多加了一个特别顾问。所以归根结底，我能够进IMF工作，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扩大、国际地位提升是一致的。
回头看，这是历史大潮不可逆，中国也抓住了机会，有机会就勇敢去争取，周小川行长在这里面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这是很不容易的。
南方周末：1991年，你怎么选择去世界银行的呢？
朱民：出国前，我是青年经济学家，参加过很多改革讨论会议，介入改革政策，做很多调查研究，觉得改革开放是中国大事，而世界银行做的事情，和中国是最接近的。
1980年，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访华，与邓小平会面。邓小平说，中国搞改革，我们需要资金，也需要经验。麦克纳马拉说，我们能不能给你钱、能给多少钱，我也不知道，需要回去研究，定位中国地位。邓小平说，钱重要也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世界银行的经验和政策。麦克纳马拉很感动，回去之后就开始推动中国加入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当时在中国影响力很大，我觉得中国特别需要宏观发展政策和战略，我是冲着这个去世界银行的。回国后，我的工资减掉90%都不止，拿一千块人民币就回来了。
南方周末：1996年你离开世界银行回到中国，2010年再从中国去往IMF，这两段经历比照来看也颇有戏剧性。
朱民：回国又出国，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反映了中国国运的昌盛、中国走强的趋势，我的经历只是其中一个小小事件、一个表象。我出去读书，有了一点工作经验，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有很多机会，把我吸引回来了。2010年，又是改革开放的大潮把我送出去了。
其实再出去，我一开始也很犹豫，因为IMF的专业性、严谨性、政治复杂性，我是知道的，到了那个舞台能不能把工作做下来，我也不是很有把握，毕竟离开世界舞台都十多年了。
南方周末：作为第一个进入IMF管理层的中国人，你是如何站稳的？作为IMF总裁特别顾问，2011年卡恩因丑闻辞职事件对你是否有影响？
朱民：刚进入IMF确实很难，不过卡恩出事时，我已经站稳了脚跟。此前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做过IMF管理层，人家不知道你能力够不够，很多人对你有敌意。
我去了之后就很坦然，作为特别顾问可以参加所有公开会议，但是不能主持董事会议，不可以分管国家，只把一些边角工作交给我。比如要我管年会，IMF每年开年会，从安全、到饮食，甚至厕所用纸都要管。风险也是没人要管的事情，都让我管。既然来了，让我做的我就认认真真做。
过去IMF年会很强调保密性，会期5天，太官方，我觉得这是一个沟通、透明的时代，就把会期缩短，以前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们都要排队致辞，很冗长。我们把这个流程改成做视频录像，或者书面文件，节省时间。
IMF应该要增加与世界的沟通，我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十多年了，把达沃斯论坛经验搬过来了，IMF也开始办论坛，把传媒引进来，增加透明度，加大沟通和交流，把内部外部专家都请来。这样一试，年会改得还不错，一下把局面打开了。
作为顾问，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从外围开始做工作，主要部门头头都很牛，不跟我聊，我就找边缘部门的人聊，加深了解，逐步对核心问题、重大问题发表观点。卡恩出事时，很多人主动来安慰我，劝我不要担心，卡恩的事情和你没关系。
拉加德上任后，中国国际地位、作用上升，大家越来越认识到IMF需要中国加入。大家对我工作的认可，她很难有理由拒绝。所以IMF又一次破例，加了一个副总裁职位。
▲ 南方周末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参与并见证了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的过程，能否讲讲更多细节？
朱民：IMF每五年对SDR一揽子货币进行调整，2010年刚提出评估人民币加入SDR，被美国否定了，说人民币不符合条件。中国能加入SDR，三件事很重要：首先，中国主动向IMF提出，希望对人民币做评估。中国并不是说你要把我加进去，当然也不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可以要求你对我进行评估。这引起IMF管理层高度重视。接到这个要求之后，IMF决定集中精力，只评估人民币，不考虑其他货币。
其次，中央决策后，马凯副总理与IMF代表团沟通时明确态度：中国政府是认真的，配合评估，结果听你的。
消息回到IMF后，IMF内部打得一塌糊涂。一是人民币在各项指标中是否达到了前五位，如比例、技术指标、衍生产品、交易等，很多统计不全面；二是人民币资本账户没有开放，人民币加入SDR以后，作为市场货币每天交易，要满足对冲、利率水平等要求，能否做到？很多人觉得人民币不够资格，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提出可以根据中国修改标准。这个说法貌似很好，但是后面意义深刻，因为国际组织修改标准，必须70%成员通过等一堆条件，很花时间，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最后，IMF决定：第一，只评估人民币，不做别的，目标明确；第二，规则不能变。分两步：第一步是搜集数据，实事求是看基础。第二步是假设IMF已经接受人民币了，看看人民币必须满足哪些SDR运营要求。这种倒推法，是IMF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两件事、两个团队，紧锣密鼓。一个团队全世界搜集数据；一个团队把方案拿到北京，问中国技术上能不能做到建立三月利率水平坐标、资本市场流通、汇率机制能否调整等等。周小川改革意识非常强，承诺可以。
于是，IMF列了个时间表，以2015年10月30日倒推，当时已经是5月，时间非常紧张。IMF也很小心，董事会开会讨论人民币纳入SDR能不能延期？延几个月？因为很多国家不相信中国能做到，还有些国家将信将疑，于是最后出了份模模糊糊的董事会决议。等到10月份，中国改革完全满足要求、数据接近，所有人都没得话说了。至于SDR货币中的百分比调整，IMF内部也是打得一塌糊涂，打到最后一分钟。
这期间，还发生了中国股市波动，整个过程，风雨满楼。最终中国政府、央行，坚定不移推进改革，IMF也坚定不移迎合世界潮流，克服了无数阻力。
南方周末：对人民币加入SDR的意义，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你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朱民：伯南克认为这只有象征意义，但是我完全不同意。
人民币加入SDR，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情，这是第一次有一个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加入SDR。这就是一个里程碑，把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推开了，这是了不得的历史，任何有历史感的人都应该看到这一点。
SDR反映了世界金融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金融治理机制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和改变，使得新兴经济话语权进一步加大，而且篮子货币更多元、平衡化，有助于稳定，对国际货币金融机制是一个巨大推进。这对中国也是一个巨大推进，因为中国对最重要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改革。所有改革中，货币政策框架改革是最主要的。我们过去讲金融改革，讲银行、股市、债市改革，但是从来都不谈货币政策框架改革，人民币加入SDR，恰恰是做了这件事。加入SDR让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大大向前发展，比如三个月利率水平坐标，中国以前没有，现在建立起来了。
SDR的未来实际应用前景非常宽广。G20重新提SDR发债，要IMF和G20进一步研究合作扩大SDR作用，现在我们已经发了SDR债，这是很重要的历史突破，意味着在公共市场上,人民币成为可直接兑换货币了。这会引起公共市场往私人市场延伸，对中国至关重要，等同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在国际公共市场上的需求、流通会有非常大的增加，这是很大事情。比如，一个非洲国家借了IMF的钱，还款难、没有美元，它可以用人民币来还。持有人民币的流动性和持有美元的流动性完全不一样，世界规则就变了。因为你要用美元，你必须要有头寸。你用人民币，也必须要有人民币头寸。这是制度变化，是中国经济和金融走向世界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1998年，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和索罗斯在香港召开的国际金融年会上有一场隔空对话，马哈蒂尔的大意是，索罗斯你凭什么冲击我的经济？我辛辛苦苦20年，一个金融危机把我GDP搞掉50%？索罗斯说，这是你的宏观有错误，你的负债结构不对，你为什么要那么多美元？
我对此印象特别深，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后，它的货币、金融必须跟上，否则它的实体经济在全球化的今天是保不住的。人民币加入SDR，在任何时候都是历史事件，这是规则制度的改变，深远的历史意义甚至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说的，让后人去说吧。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人民币盯住SDR一篮子货币之后，这些货币兑美元的弱势会自动转化为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甚至形成一种恶行循环，你怎么看？
朱民：加入SDR对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任何约束，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市场预期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其实也很简单，人民币汇率机制变了，以前只盯美元，现在是盯住一篮子货币。美元强，一篮子货币走软，这是基本事实，人们对此会有不同预期、产生不同行为，同时监管部门也有一定的管理幅度，管理是针对市场反应来的，也很正常。我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问题的核心是，人民币汇率机制变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我们也可以做更多的沟通，无数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讲清楚之后，没有任何人再跟我继续讨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直观、简单的。
南方周末：IMF共189个成员国，为什么你要负责其中一半多数国家的宏观政策督导？
朱民：原则上，IMF副总裁每个人管三摊：第一，管国家，就是撰写国家的宏观政策督导报告，我最多时候管97个国家，走的时候管93个；第二，管政策，管政策压力也很大，工作量也很大。因为政策都是斗争，背后都是利益，因为制定规则是最重要的；第三，管部门、管对外合作。
一开始我管七十多个国家，因为我来自发展中国家，我对发展中国家情况很有体会，也有感情，我提的政策、与他们的谈判，比较在一个点子上，他们比较能接受，所以很多国家愿意我来管。很多国家都提了这个要求，所以几次调整，越调越多。当然，管得多也很辛苦，我离开IMF的时候，他们给我统计了一下，我平均一年出差一百天，几乎每天都在倒时差。这也是中国的荣誉和责任，我只能这样扛住，认真把事情做好，这是一个挑战，也是荣誉，因为人家信任你。
管政策，如金融部门评估，对一个国家所有金融部门进行全面评估（FSAP），这是一个特别花时间和力气的复杂的工作，包括银行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设施、联动压力测试、法律合规、法律制度等一共13个大项，一次要来很多人做几个月。一个国家三五年做一次，以前中国、美国从来没做过，G20出于全球金融稳定的考虑，要求所有G20国家都做，所以2011年中国、美国第一次做了。2016年第二次做。我还管一些其他政策，如低收入国家政策、小国政策、穷国政策，我还挺乐意的，因为以前国际组织对他们关注不够。
最大的压力是管IMF对所有对外组织机构的合作，如联合国、世界银行、WTO等所有国际组织，我也经常参加联合国会议，涉及环保、收入分配等。
南方周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批评世界银行、IMF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项目经常带来灾难性后果，你加入IMF这几年，IMF也在进行内部改革，这些改革是怎么进行的？
朱民：这牵涉到对“华盛顿共识”的修正问题。“华盛顿共识”就那么十条，主要涉及财政、金融市场自由流动，金融自由化，结果引发了包括拉美危机、亚洲危机在内的一系列危机。
这一共识基于这样的假设：完全相信市场理性，认为市场会自动调整达到均衡，认为所有国家都有一个有效市场，用发达国家经验来套发展中国家。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为发达国家打开了这个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得到最清楚的一个教训是：对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并不见得完全合理，所以还是要修正。
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人，我对这方面感触很深。所以，2011年我力推增长与就业政策。当时我参加达沃斯年会回来，发现大家最关注的是增长，但是在IMF框架下对增长重视不够，IMF就讲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增长从来不在工作范围之内。但是从中国经验来看，增长是硬道理，增长不一定能在某个参数之内，因为市场是不完善的。
我在IMF内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遭到反对，因为IMF宪章里没有这一条，当时我们不具备条件，也没有人员有关于增长的知识去指导新兴国家。我知道增长是很多新兴国家的需要，与他们沟通后获得他们的支持，作为成员国，他们的要求对IMF内部产生了压力。于是应成员国要求，增长与就业政策纳入了IMF宏观政策督导内容，后来很多欧洲国家也加入了。
当然，政策推进也很谨慎，首先我出了一份董事会文件，讲增长的重要性，把增长作为督导报告的重要一部分，这是IMF督导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一年后，又出了一份对于员工的指导方针；第三，建网站把很多工具放进去，做模型，可以计算出增长率，做大量培训、辩论。
不是说我就想着要去改革，而是看到了问题，要对世界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反应，应对新变化、新挑战你要有担当，不能来了（IMF）躲在后面、做些循规蹈矩的事就行了，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尽这个责任。
南方周末：针对成员国的政策督导具体是怎么进行的？
朱民：IMF的经济督导是多层面的，包括宏观督导报告、金融部门评估，解决危机、培训、区域问题会议等，以多种形式保持与会员国的沟通。
IMF每年都要对每个成员国出一份督导报告，IMF有1500名博士经济学家，其中700-800人负责国家，其他负责政策、宏观。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团队，大国如美国可能10人，小国可能1人管两个国家，但是真正组代表团的时候，人就多了，要把产业政策专家、货币政策专家、统计专家等等都请进来，IMF所有人都来支持。
首先，IMF内部分析这个国家会有什么问题，讨论宏观稳或者不稳，要发现问题，降低风险。开会时，全系统所有部门都参加，公开、坦率讨论。然后，代表团去走访具体国家，跟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商量方案。认可后，派出大团队去搜集资料，跟政府谈，走访财政部、央行、经济发展部等，见私人企业、NGO，听他们对政府的看法，批评声音都听，而且见私人企业、NGO时政府官员不能在场，以保证客观中立。
回来后，撰写报告。结论中，IMF的观点可能和政府不一致，有分歧没关系，两者都会同时写入报告中。政府可以选择不披露这个报告，但是不披露的话，很多人会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危机了，就很紧张，马上派团队去。派代表团进驻当地，制定危机计划，开始谈判，你要借多少钱、怎么用，怎么还。IMF的最大麻烦是，没有钱是免费的，拿钱就要根据IMF的政策进行改革，所以工作强度特别大，涉及政治谈判、债务重组、免除债务等。如果资金不够，除了IMF资金，可能还需要其他国家资金。
如果天下太平，没有危机，IMF还会为成员国提供培训。IMF有一个巨大的培训部门，提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统计等培训服务。培训预算占IMF总预算的四分之一左右，只要会员国有要求，免费为发展中国家培训。2008年危机后，发达国家也要求培训，但发达国家要付费。
针对区域问题，IMF也会组织召开区域会议，有公开的、闭门的。比如两年前，我们在科威特召集海湾国家开会，建议他们多元化发展。请了全世界专家，以非洲为例，讲石油国家多元化怎么走，模拟油价变化对财政有什么影响，有人愿意听，有人不愿意。
南方周末：这样看来，让成员国接受IMF宏观政策督导，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朱民：举个例子，我做的关联性研究，研究一国政策的“溢出效应”，这也是在传统“华盛顿共识”之外的东西。溢出效应，对我们发展中国家是很普遍的事情。美国打个喷嚏，全世界市场都要动。但是美国很固执，认为美国政策只对美国国内宏观负责。2013年5月，美联储谈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在现场。我当时提问，你有没有考虑这个政策对世界的影响？得到的回答是，美国货币政策只对美国国内负责。结果，这个讲话之后，全世界市场产生了自2008年危机以后最大的波动。
美联储决策很严谨，如果只是基于国内的决策，能够说得很清楚：实业多少、库存多少、增长多少等等，如果要考虑对外影响，变量太大、太复杂，就要分析国外什么因素影响它的决策，这个在技术上很难。也不能否认，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心态上也不在意这些。
为此，我们对波动做了数据分析，然后拿着数据报告去找美联储主席耶伦，做了无数次沟通，特别跟他们技术专家沟通很多次。除了溢出（spill off），我们还发明了一个新词“溢回”（spill back），这个波动对美国也是有影响的，形成了一个不断的循环、返回冲击，这样不好。最后，耶伦终于承认美国对世界经济波动有影响。这是国际治理机制上的一个进步，挺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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