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王伟民28岁。他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捷克产的斯柯达。赶上北京交通管制，很多地方过不去。他把车往山间开，在山里买了一罐蜂蜜，带回来吃了好久，很甜。
那一年的7月1日，他站在午夜的天安门广场，注视着人民大会堂前的倒计时牌。在倒计时归零的几秒前，广场上所有人开始振臂高呼。
那一刻，王伟民怎么也忘不了。
2017年，在时隔20年后，王伟民带着《我的1997》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我是一个历史的亲历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段历史留下来，告诉今天的年轻人”。
拍摄《我的1997》时，赶上妻子孕期，他和妻子遂给孩子取名为“97”。
蛤蟆镜、喇叭裤、手提录音机、军大衣、棉手套、海魂衫，一条条小胡同，一张张褪色的宣传画……很“复古”的《我的1997》，自带一种未曾远去的美丽。
在剧集开拍之前，王伟民就把年代的怀旧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想要把内地两代人心中抹不掉的港式风土街景和怀旧情怀搬上荧屏。”
“还原”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文化，不少元素都属于舶来品，美国的、日本的、新加坡的、泰国的，都有体现。这些在香港得到了糅合，最后汇聚成了看起来很‘标准’的香港文化。”王伟民对记者说，“这些历史的、文化的东西都需要我们不断去学习，想做好剧，更得从根儿上去学习，然后才能去把握它。”
《我的1997》剧组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翻阅大量文献，力求把当年香港的面貌和香港人的穿戴还原出来。在人物的穿着打扮上，细节的准确很关键。
例如，演员的裤脚要多大，眼镜是什么形状，头发烫成什么造型，录音机是单卡还是双卡……诸种细节都要一一加以考证，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
“只有把每个细节都拿捏到位，观众才会信任剧里所讲述的那段历史。”
剧组在置景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我在查看香港资料时发现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街道，邮筒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这种邮筒是红色的，而且形状也很有趣，呈两节，两层圆。我们做完设计后摆到街道，‘港味’一下子就出来了。”
为了更好地展现改革开放初期内地、香港两地的发展变化与人情悲欢，摄制组分别在北京、广东、深圳、香港四地取景拍摄。真实的场景助力演员更快入戏，演员王璐曾感叹：“在导演的坚持下，每一件衣服、每一个道具、每一个细节都在力求还原那个年代，也唤起了我小时候看到父母穿喇叭裤、拿卡式录音机的记忆，让每个演员一下回到了那个年代。”
王伟民笑称《我的1997》的故事是“一个酒瓶子引发的血案”——男主角高建国因用酒瓶砸伤了初恋情人安慧的哥哥被迫逃去了香港，这是整个故事的发轫。
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电影《甜蜜蜜》里的一段台词，“你在大街看到的匆匆忙忙的香港人，但是你仔细一聊很多人都是从内地过来的。”
对王伟民来说，“逃港”的内地人内心世界的变化，正好映射着整个香港发展的过程。
没有采取宏大叙事，《我的1997》着眼于小人物的创业故事
，讲述了1976年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内地、香港20多年的岁月变迁，用高建国和安慧年轻时的一段爱情故事，连接起了在特殊时代环境下，来自香港与北京一群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年轻人的奋斗历程。“以小见大”如何做到精到？王伟民感慨这也是自己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地方，“我知道如何将人物情感塑造得饱满，也知道如何驾驭历史潮流中的大场面，但是将两者置于一起，依然是很棘手的问题。”
落实到剧中，《我的1997》里一场年夜饭的戏份令王伟民记忆犹新。“在北京的时候，工作人员为年夜饭准备了一大桌的大鱼大肉。我一看就不对了，那个年代一般普通人家的年夜饭怎么可能有那么丰盛，能有一份肉加点白菜，就已经是很好了。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没有经历过凭票供应的年代，花生、瓜子都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吃到的。现在没人把一斤花生放在眼里，但这恰恰也是国力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最好印证呀！”
从早前曝光的片花来看，随着故事时间线的缓缓推进，诸如“粉碎四人帮”“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谈判”“一国两制的提出”等重大历史事件，
剧中都有不同角度的关照，这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真实感，也完整再现了那个时代的诸种社会特征。
大时代影响着小人物生活的轨迹，小人物的生活同时也映射着大时代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