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米歇尔·塞尔与法国科学哲学
》
作者/马西米利亚诺·西蒙斯
译｜蓝江
时间的酿造者：塞尔与现代性
第一节 导论
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塞尔是如何在对世界和科学的不同本体论观点的启发下，对科学的意义提出了另一种规范性的看法（第三四章）。这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 如果真的要把世界作为一个网络来分析，我们应该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上将自己置于其中？因此，前几章将我们带入塞尔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他对我们现代处境的分析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历史和时间性的问题。
拉图尔认为，“准对象”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看待现代自我的方式。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末尾所看到的，拉图尔面对着一个充满了既不能归类为自然也不能归类为社会的实体的世界，他援引了塞尔的帮助：“我们现在或许能够确定这些奇怪的新混合体的位置，并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得不等待科学研究来定义继塞尔（Michel Serres，1987 年）之后我将称之为准对象、准主体的东西”（Latour 1991, 51）。值得注意的是，准对象也对我们看待时间的方式提出了挑战：“准对象的激增使现代时间性连同其架构爆炸了。（Latour 1991, 73）
要充分理解这个问题，关键是要了解塞尔和拉图尔所反对的是什么。最明显的反对对象“现代性”，拉图尔似乎将自己和塞尔的哲学定位在“现代性”的对立面。然而，我认为有必要考虑哲学家们为自己定位的另一个流行对象：后现代性。这有几个原因。首先，他们的作品经常被归类为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并加以讨论。其次，在塞尔和拉图尔提出他们的替代方案时，后现代性的诊断非常有影响力，他们积极地与之保持距离（如Latour 1990。
最重要的是，他们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有着直接的联系，后者是推广 “后现代性 ”一词的哲学家，他将我们的后现代状况定义为 “对元叙事的难以置信”（Lyotard 1979, xxiv）。虽然这一点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见Schmidgen 2014, 4），但这种联系还是有直接迹象的。首先，塞尔和拉图尔在二十世纪七十中期都在美国，当时美国是“法国理论”的热点地区。拉图尔当时正在索尔克研究所为《实验室生活》做实地考察，并经常去圣地亚哥的校园，而利奥塔就在那里任教。拉图尔从利奥塔关于尼采、颓废和智者的讲座中汲取了利奥塔的“对抗”概念，拉图尔也参加了这些讲座（Schmidgen 2014, 34）。保罗·法布里（Paolo Fabbri）是一位关键的中间人物，他是意大利符号学家，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常客。拉图尔与法布里一起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Latour and Fabbri 1977），后者也是利奥塔的好朋友，经常在他的著作中被提及（如 Lyotard 1983, 14, 17, 129; 1986, 13-14）。
相反，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La Condition postmoderne，1979）通过大量援引科学哲学来支持其关于科学的主张。他不仅提到巴什拉尔（Bachelard）或坎吉尔姆（Canguilhem），还经常提到塞尔的“赫尔墨斯”系列，以支持利奥塔的说法，即我们生活在 “一个其交流成分作为现实和问题日益突出的社会中”（Lyotard 1979, 16）。利奥塔还提到塞尔的观点（1974a, 94），即 “信息本身需要耗费能量，它所构成的负熵产生了熵”（Lyotard 1979, 99）。该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首次提到了拉图尔的作品，即与法布里的早期论文（Lyotard 1979, 24）。
在利奥塔后来的作品中，也隐含着对拉图尔和塞尔的引用。我们将回到他对塞尔的引用，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拉图尔似乎也隐含在其中（如 Lyotard 1986, 62, 75）。在《异识》（Le Diférend）一书中，他明确提到了拉图尔，其背景是围绕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科学的可能性和意义展开的争论，例如通过对科学修辞的关注（Lyotard 1983，17）。这里的利奥塔指的是拉图尔当时仍未发表的手稿，也就是后来的《法国的巴斯德化》（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1984 年）的第二部分——《非还原》（Irreductions）。两位学者似乎都希望通过尼采的 “力 ”的概念来克服权利与强权、理性与权力之间的对立。
拉图尔也提到了利奥塔，但方式有些暧昧不清。一方面，他对利奥塔的作品相当肯定：
事实上，我喜欢《异识》。我将大度地忽略他激进的过去；他写了一整套绝对糟糕的书，但后来他做了一些相当有趣的工作，他在关于诡辩的论证中研究了权利与强权的起源和区别。他的工作使诡辩学得以恢复，以对抗柏拉图的政变。我认为这本书很有影响力，他的宏大叙事（Great Narrative）也很有用。(Latour and Crowford. 1993, 254)
另一方面，拉图尔对利奥塔和整个后现代主义持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他说：“我找不到足够丑陋的词语来形容这场思想运动”，“关于后现代，只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在他们之后，什么都没有了”（Latour 1991, 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