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随着“民资入核”等一批具有标杆意义的项目推出，中央和国家一直希望通过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国家重大项目等方式表达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社会一直关注营商环境对于民营企业的影响，
民营经济下一步应该如何拓展发展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以来，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不断，并推出了一批颇具标杆意义的项目，你如何看待当下鼓励民间投资的重要性？
杨瑞龙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2035年中国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条改革的基本原则要求微观层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既不能“民进国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不能“国进民退”——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是应该构建一个“国民共进”的微观基础。
但目前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天花板”等障碍。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面临投资和消费不足，进一步凸显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性。当前投资主要面临两个短板：房地产投资和民间投资。在民间投资重要性毋庸置疑的情况下，为何持续低迷？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还有改进余地，另一方面，需要向民营资本开放更多领域，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尽管决策层一直强调破除市场准入门槛，但是从实践来看，民营资本投资一些领域时还是受到某些限制。
《中国新闻周刊》：你为什么认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对于进一步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至关重要？
杨瑞龙
：民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环境，而且需要空间。通过国企分类改革有助于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空间。国有经济布局优化意味着国有经济不能布局过窄，过窄不利于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但也不能布局过宽，过宽有可能挤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
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的原则，即强调了国有资本“三集中”原则。“三集中”领域之外就是一般的竞争性领域，对于那些无关国计民生或战略性不强且效益差、竞争力弱的竞争性国有企业，原则上应有所不为、逐步退出。我认为，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可以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即国家在竞争性领域贯彻平等对待、透明度管理和政府补贴控制原则，取消所有制限制，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中国新闻周刊》：十八大以来，作为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途径，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存在哪些挑战和问题？
杨瑞龙
：2015年中央提出国企分类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都强调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形式主要有国企入股民企、民企入股国企以及国企员工持股等形式。这三种形式中最为关键的是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混合，国有企业通常具有市场支配力优势和融资优势，民营企业具有经营机制灵活的优势，通过混改两者可以优势互补。
但是从实际案例来看，相当一部分混改是国有资本之间相互混合，而民营资本入股国企并拥有控制权的案例比较少，而且更多是民营资本“投靠”国有资本，从而引发“混而不改”的担忧。从民营资本的角度来看，其希望更多参与垄断行业的国企混改，即使没有控股权，民营资本也可以获得财务收益，同时民营资本入股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企业经营效率。同时，对于一些竞争性领域，民营资本希望通过混改进入公司董事会甚至拥有控股权，获得更多话语权。实际情况是，垄断行业国企的主业对于民营资本开放程度不高，民营资本又难以得到竞争性行业国企的控股权，导致民营资本参与混改的积极性不高。加之国企领导担心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很多国企主动找民企混改积极性不高。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拓展发展空间对于民营经济而言至关重要，民营经济应该向哪里拓展发展空间？
杨瑞龙
：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民营资本已经进入诸多领域，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56789”的地位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民营资本投资和经营的领域仍然受限。如今，我们不仅要倡导在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平等竞争，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具体指明了民营资本可以拓展的领域，比如在基础设施、自然垄断行业，以及重大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等领域，同样需要发挥民营资本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