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红”运动的图像话语生产与流动——以《红色中华》为中心

1930年10月至1934年9月，蒋介石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围剿”。据统计，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国民党的兵力从第一次的10万扩大到第五次的约50万人，呈现阶梯式增长。而红军兵力增长缓慢，仅从4万扩大到8万余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377）。面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及自我力量不断消减的状况，吸收新的红军力量成为各地苏区政府的第一要务。在这种社会现状之下，“扩红”运动迅速在苏区各地方开展起来。

通过对中央苏区关于军事问题的各项文件以及通知的分析，从1931年11月12日到1937年9月22日，中央苏区有计划性的“扩红”运动共有五次。“扩红”一直贯穿于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任务以及宣传与传播活动中。在“扩红”运动中，为了动员中央苏区的工人、农民以及无业人员等群体加入红军，将“扩红”思想传达给苏区群众，苏区各地方政府采取了多种宣传方式，如办报、写标语、发传单以及小册子等。由于图像的直观性、可见性以及情感表达的直接性，在“扩红”运动中，图像被广泛用于壁报、墙报、小册子、画报等宣传文本中，服务于“扩红”话语的宣传与传播。图像化宣传方式深受文化程度不高的苏区人民的喜爱和欢迎，在“扩红”运动中提升了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热情，使得苏区各地纷纷提前或超额完成“扩红”任务。据统计，“1934年5月至7月份，‘扩红’运动达到高潮，原本三个月扩大50000红军的计划，在50天内全部完成，实际上到6月30日，就已扩大红军62269名，超额完成任务。而且......中央苏区出现无数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事迹”（王连花，2011）。莫文骅（1958）在回忆红军战士的美术活动时候说，“部队一到宿营地就要画画，写标语......后边的队伍一边走，一边看，一路走，一路谈，对鼓舞士气作用很大。有些农民因为受了画的影响而直接参加了红军。”中央苏区时期的漫画通过大众化以及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不仅刻画了一个时代的客观环境，而且依靠由图像输出的视觉模式所形成的主观视觉观念，使其成为战斗的意识形态，并向群众图绘了一个新的社会想象”（严九发，2022）。那么，在“扩红”运动中，图像是如何在符号层面上建构了“扩红”这一意指概念，并形成苏区群众踊跃参军行为背后的一整套话语逻辑？“扩红”话语又是如何在图像维度上进行生产的？

视觉修辞为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视角。视觉修辞是“强调以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为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的一种实践与方法”（刘涛，2017），其“核心探讨视觉话语建构的劝说意义与修辞策略”（刘涛，2018）。可以说，视觉修辞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图像文本的话语是如何通过修辞策略进行建构的，其注重对图像修辞结构的分析。“扩红”运动中大量的图像被应用于宣传与传播实践，并且引发了连续的“扩红”潮，实际上就是在视觉修辞的劝服观下完成的一整套“扩红”话语建构。对“扩红”运动的研究，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们首先在“广度”上对“扩红”运动中的宣传方式以及动员方式进行简略的叙述以及分析，论述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扩红”的背景、动员主体以及困境等（李晓燕，2020；刘荣刚，1997；唐国平，2010；王连花，2011；杨会清，2007）。在研究的“精度”上，学者主要聚焦语言层面上的宣传与动员方式，将标语作为研究的重点（黄保华，朱腾云，1998；吴晓荣，2012）。对于中央苏区时期的画报、壁画、新闻插图、书籍插图等一系列重要的视觉材料的研究，主要侧重史料的收集，如《中央苏区美术漫画集》等。虽然其中也有少量关于苏区图像研究的成果出现（李青阳，李蕾，2022；许徐，2014；严九发，2022），但是这些成果大多都聚焦漫画的动员形式以及作用，对图像的话语生产以及修辞原理的微观分析不足。将视觉修辞视角引入到“扩红”运动研究当中，不仅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把握图像在修辞层面如何生产“扩红”话语，进而在理论维度上回应视觉话语分析的修辞学面向，即如何赋予视觉话语分析以“修辞视角”，还可以在经验层面上突破“扩红”运动研究中重标语、轻图像的研究路径，在图像维度上重新总结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以及话语修辞经验。

本研究以《红色中华》为考察中心主要基于三个因素的考量：一是时间因素。《红色中华》从1931年12月创刊到1937年1月停刊，共出版324期，加上7期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共计331期。在出版发行的七年时间内，《红色中华》完整地覆盖了五次“扩红”运动，并且对“扩红”运动进行了多次集中性的报道。二是普及性因素。《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在中央苏区拥有庞大的受众群，其最高发行量达到4万多份，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报纸。中央苏区各地方政府以设置阅报栏、组织列宁室和俱乐部等形式开展读报工作，使得《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工农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普及面。三是《红色中华》的定位及作用。在纪念《红色中华》一百期的纪念刊上，邓颖超（1933）撰文写到，“（《红色中华》）最近在经济战线上的动员，得到伟大的成绩，在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动员上，亦起了相当的宣传与纽带的作用。它正在为着中共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战斗的号召努力着。”《红色中华》的第一任务是成为“组织战争和经济的动员性报纸”（氓，1933），故成为“扩红”运动中宣传以及传播政治话语的主要阵地。本研究以331期《红色中华》为全样本，收集到各类新闻漫画、插图共计247幅，其中包括人物肖像4幅、《红色中华》第100期以及第300期纪念专刊图像3幅。因人物肖像为政治人物，而《红色中华》百年纪念专刊的图像旨在宣传报纸本身，此7幅图像不能传达出有关“扩红”运动的任何信息，故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所以本研究的文本对象为《红色中华》中与“扩红”运动相关的图像，共计240幅（见表1）。

根据与“扩红”运动的相关性，可以将240幅全样本图像分为两类：第一，与“扩红”运动间接相关的图像。此类图像虽然不直接表现红军、赤卫军、妇女等与“扩红”直接相关的主体以及场景，但是图像主题意在表现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及现状，为“扩红”运动的推进以及话语建构提供了历史语境。第二，与“扩红”运动直接相关的图像。此类图像在场景、主体、事件等元素上与“扩红”直接相关，表现“扩红”“优红”“慰红”等画面。

本研究基于对《红色中华》“扩红”图像的搜集与考察分析，以“扩红”运动中图像话语的生产与流动为研究主题，探索其中的图像修辞机制与原理，重点分析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扩红”运动中图像参与话语建构的出场性问题。图像作为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中重要的话语宣传与传播渠道，其出场的思想基础、物质性基础等因素是什么？第二，图像话语生产的修辞组织问题。《红色中华》在图像维度上是如何编织“扩红”话语的，内在的符号修辞机制是什么？第三，“扩红”话语的互文性问题。《红色中华》的图像与新闻文字报道共同构成了语图多模态文本，那么，文本结构与图像话语生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话语又是如何实现流动的？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的刊物中，如《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图像不仅数量少，且都以人物肖像、装饰性图像为主，基本只出现在封面位置。而在中央苏区时期，特别是在“扩红”运动中，各类宣传文本中出现大量图像，这与中国共产党早期以传单、讲演、标语等为主的宣传与传播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扩红”运动中，图像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新的宣传媒介以及话语载体？

第一，图像的特性符合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向不同社会阶层群体解释革命目的和纲领。据统计，“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毛泽东，1951a：42）。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下发的【2013】51号文件《关于原中央苏区范围认定的有关情况》中，已经审批确认和可以确认为中央苏区范围的县（市、区）共有97个。这97个县（市、区）集中在闽赣粤三省交界区，多为山地，且偏僻农村居多，经济、文化、教育都极为落后，因此中央苏区的文盲数量比例极大，有的地方文盲率达到90%。江西“弋阳第八区第八乡即樟树村，全乡150户，1400余人，只有2个高小毕业生，其余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毛泽东，1983：159）。图像作为以视觉形象为主的传播媒介，可以有效规避文盲率带来的交流障碍，实现宣传话语的形象化表达。根据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以图像为主的宣传动员工作方法。192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宣传工作议案》，就明确强调要进行“更具体更群众化的宣传工作”，这其中就包括“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中央档案馆，1990：267）等具体的视觉化动员方法。

第二，中央苏区领导人对图像宣传的重视。中央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张国焘、张闻天、瞿秋白等，都有丰富的办报经历。中央苏区前期的宣传工作出现了通过“没有计划的宣传工作去争取群众，农村中还有口头的宣传，但没有得着上级的指导”（江西省档案馆等，1982：79）以及“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壁报出得很少......画报只出了几张”（毛泽东，1994：25）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宣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中央苏区领导人积极寻求新的宣传动员方式。张闻天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斗争》，有着丰富的宣传与动员经验。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中，张闻天首先明确了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论调，即“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是同我们的群众的宣传鼓动的工作不能分开的”（张闻天，1985：14）。张闻天（1985：15）认为，“图画、唱歌以及戏剧等的宣传鼓动的方式，事实上已经证明更为群众所欢迎，更能吸引广大群众，然而我们并没有把这些方法充分地应用。”面对新的宣传对象以及新的环境，张闻天（1985：15）认为应该打破宣传鼓动工作中的传统藩篱，要“利用图画，利用唱歌，利用戏剧等许多群众的宣传鼓动方法，向广大的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杨尚昆（1933：10）也认为，“化装讲演、画报、戏剧等是广大群众最能了解、最富兴趣的宣传方式。”

同样，毛泽东（1951b：133）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也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所以，面对中央苏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在普及政治宣传上，毛泽东（1951c：37）认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演讲，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肯定了政治宣传过程中图像的作用。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毛泽东（1994：27）对壁报、画报、化装宣传等视觉宣传形式作出了明确规定，提出“壁报是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等论断。中央苏区领导人对视觉宣传动员的重视，为图像在“扩红”运动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政治保障。

第三，完备的图像生产与发行组织。为了确保视觉宣传材料的制作以及分发，中央苏区各级政府设置了完整的生产以及传播机构，保障了图像生产的物质性支撑。在宣传材料的制作上，“一方面是因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造成苏区物质极为匮乏，更不要说各种印刷材料；另一方面是高质量的画刊创办需要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于国统区，苏区的创办者、采访编辑人员、印刷设备都相当缺乏”（韩丛耀，2017：3-4）。为了解决客观条件上的限制，保障图像的制作与生产，毛泽东（1994：27）明确提出了“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的要求。中央苏区大量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如瞿秋白等，被纳入视觉材料的制作团队中去。从1931年到1934年，由专业美术工作者和业余美术爱好者组成的一支美术创作队伍逐渐形成，成为中央苏区美术事业力量的生力军（《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2017：5）。黄亚光、赵品三、胡烈、黄镇等书画创作者纷纷涌现。在宣传材料的印刷以及分发上，1931年9月，中央印刷厂在瑞金成立，“分编辑部、铅印部、石印部、排字部、刻字部、裁纸部等八个部门”（林道福，1999：15）。其中铅印部负责《红色中华》《斗争》和书籍、传单等的印刷工作。刻字部专门刻制报刊的标题字以及版画。另外，1931年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各苏区必须建立出版部，专司印刷与发行的工作”（中央档案馆，1983：267）。闽西列宁书局成为中央苏区第一个出版发行机构，自此中央与各苏区政府整体性的官方出版印刷系统日渐形成。除了成立官方印刷机构以外，民间的自主印刷也成为必要的补充。1931年，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各地的党部，应该教育工农群众自己来编辑画报、小报与壁报，自己来印刷与散发”（中央档案馆，1983：267）。在宣传材料的分发与传播上，苏区内各中央局都有健全的宣传部，一切宣传动员工作都有计划性地进行，从而摆脱了以前无组织性的宣传。各苏维埃的机关报下设许多通讯员以及读报小组，“有很多的发行部或发行员，大规模地散发到群众中去......”（中央档案馆，1983：267）。另外，中央苏区建立宣传兵制度，军队每一个机关均派五人担任宣传工作，他们深入到工农群众中进行个别宣传以及集体宣传。儿童、红军士兵也成为天然的宣传员与鼓动员。

修辞情境（rhetorical situation）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凯洛斯（Kairos）。凯洛斯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的是箭要穿过的孔或机会；第二层指的是织布者将带线的梭子穿过孔的瞬间（White，1987：13）。凯洛斯一开始就与“时机”以及“时宜”相关，并且可以定义为做某事的恰当时机和做事的正确方法，即约翰·E.史密斯（John E. Smith）（1969）所说的“在什么时间”以及“正确的时间”。劳埃德·比茨（Lloyd Bitzer）（1968）将修辞情境定义为“说话者或写作者创造修辞话语的环境”，“是一个由人物、事件、物体、关系以及强烈邀请话语的迫切感组合而成的复合体。在很多情况下，受邀的话语自然地参与到情境中去，成为情境活动完成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对情境的参与获得其意义和修辞特征”。凯斯·戴维（Keith Grant-Davie）（1997）在吸收理查德·瓦茨（Richard Vatz）以及司各特·康西尼（Scott Consigny）关于修辞情境的理解之后，提出修辞情境是“一组相关因素，它们相互作用创造和控制话语”。修辞情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紧急性（exigence）、受众（audience）以及制约（constraints）。其中紧急性是指“一种以紧迫性为标志的缺陷，一种障碍，一件等待要做的事情，一件偏离了正常状态的事情”（Bitzer，1968），指向的是话语的内容和动机问题。受众指向的是修辞话语的到达问题。制约因素指的是影响修辞目标实现的因素，如历史背景、事件等。修辞情境的三个元素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即紧急性赋予了事物某种急迫性，而受众需要克服事物本身的一些制约来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情境实际上已经成为修辞话语出场的前提。它不仅为修辞话语的生产提供了合理性，促进了修辞话语的意义生产，而且自身也成为一种修辞。修辞情境一旦被激活，会对修辞话语的意义生产形成一种引导，引导受众进入修辞者的修辞目的中，从而促进受众对于修辞话语的接受。这实际上就建立了修辞话语与情境之间的接合关系。接合是“一种构建事物与意义之间对应关系的意指实践”（Laclau，1985：105）。接合会诉诸特定的话语方式，“强调将事物勾连并置于特定的话语陈述体系中，进而以话语的方式赋予事物意义以合法性和正当性”（刘涛，2015a）。接合建立了语境与修辞话语之间的桥梁。而当修辞情境激活之后，情境具有引导作用，受众会有意识地在情境与文本的话语生产之间建立联结，激活受众理解修辞文本的释义规则，进而促进修辞目的实现。

虽然一部分《红色中华》的图像并不直接表现“扩红”场景、主体与事件，但是却通过图像画面信息的传递展现出当时紧迫的社会历史环境。社会情境在图像的表达与传播中得以激活，进而为“扩红”运动话语的生产提供了合法性以及正当性。苏区工农群众将图像中的社会紧迫情境与“扩红”进行接合，并且将参加红军视为有效解决社会情境的必要措施，从而激发出参军热情，这对扩大红军队伍这一修辞目的起到促进作用。《红色中华》中图像所激活的紧迫性社会情境与“扩红”话语进行接合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陈述社会危机。大量《红色中华》图像表现了国民党白色恐怖以及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且将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描绘为“敌人”。经统计，《红色中华》中与帝国主义相关的图像共有37幅，其中表现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共18幅，约占一半比例。此类图像表征中，帝国主义者位于画面中心位置，并且占据绝大部分画面比例，常以高大、强壮、手持武器的形象出现。而中国人则被表现为弱小、病态甚至死亡的弱者形象，是被帝国主义者奴役以及迫害的对象。通过两者形象的“强”“弱”对比，图像深刻地表现出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的社会情境。例如，在《红色中华》第63期的头版中，名为《血腥的屠杀》的漫画表现了一个强壮的日本兵大跨步进行投掷手榴弹的画面。在其高大身躯旁边，满地可见受伤或死亡的中国人（见图1）。同样，在第65期的漫画《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民众》（见图2）中，帝国主义者成为手拿鞭子的“奴隶主”，而中国人则是被奴役的对象。《红色中华》图像对于帝国主义者“侵略者”形象的塑造，不仅体现在对中国的侵略，还体现在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在《红色中华》第214期中，《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地）向苏联挑衅》新闻漫画，用飞机、轮船、火箭等符号隐喻日本帝国主义者从海、陆、空同时对苏联进行挑衅的行为，表现出苏联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

《红色中华》中与国民党相关的图像共14幅。在表现国民党残害中国同胞以及白区人民水深火热生活状态的图像中，骷髅以及饿殍成为重要的修辞符号。在第187期《红色中华》中，题为《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见图3）的新闻漫画将国民党塑造成高大、手拿武器、面露狰狞的屠杀者形象。而在其脚下，遍地都是象征死亡的骷髅符号，形象地展现了国民党对白区同胞的迫害行为。在表现国民党面对帝国主义者的时候，国民党转变为卑躬屈膝的讨好者与奉承者形象，如第82期《红色中华》刊登的《国民党与日本订立停战密约》（见图4）。《红色中华》图像刻画出完全不同的两种国民党形象，在视觉上形成反差与对比。

《红色中华》图像通过符码的选择和界定，再现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情景，运用形象的丑化、对比等手段塑造出国民党、帝国主义的迫害者以及侵略者形象，成功激活苏区群众的敌对情绪。苏区群众在图像呈现出来的社会紧迫情境与“扩红”运动之间产生接合机制，认为只有行动起来，加入红军才有缓解或者解除社会危机的机会，进而纷纷踊跃参军，由此这些图像达到了劝服性修辞目的。

（二）连接参军竞赛。围绕“扩红”运动，在一些特殊节日，如妇女节、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日、五一劳动节等，《红色中华》都会进行集中宣传，并且出专刊，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参军热情。在图像维度上，《红色中华》通过对“扩红”场景以及人物的表征，营造出全民参军的社会氛围。第179期《红色中华》的头版刊登了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见图5）的漫画组图。虽然是劳动节，但是这幅漫画的内容却与“红五月”相联系。图像描绘了六种不同的场景，将儿童、妇女、赤少队等主体纳入到操练场、田间等场景中去，并配以“赤少队上前线”以及“加入红军”等号召性标语。除了将“扩红”宣传与特殊节日相关联之外，中央苏区各级政府会组织常规性的竞赛活动，如节省粮食竞赛、秋收竞赛、扩大红军竞赛等，将“扩红”“慰红”隐喻成比赛。各地方的统计结果会在《红色中华》上刊出，如第239期的《九月二十七日止各县完成扩红计划的百分数》（见图6），第228期的《各县完成秋收借谷的百分数》以及第203期的《比一比》等都是对竞赛结果的汇总。这些统计数据用图表的方式形象地展示了各县的任务完成情况，使得各地方形成一种竞争心理，从而促进“扩红”运动的顺利完成。

“扩红”作为特殊社会情境之下生产出来的意指概念，是对公共议题的界定和表述。而“一个概念或术语被生产出来，它并不是‘附和’或‘淹没’在既定的历史语境中，而是作为一种积极的、生产性的知识形态参与一个时代的共识建构与话语劝服工作”（刘涛，2015b）。那么意指概念是如何成为公共议题并实施劝服效果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乎到意指概念的表征以及话语争夺问题。由于人们习惯“看图说话”，图像作为可见性的媒介自然成为优势性的意指概念表征方式。“图像表征的关键是对意指概念所对应的一系列视觉意象的激活、征用与演绎”（刘涛，2015b）。如果说《红色中华》图像对于社会情境的激活解决的是“扩红”话语生产的合理性问题，那么当我们在分析“扩红”话语生产机制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扩红”这一意指概念通过哪些表征符号而成为社会共识话语？继而，本文以符号表征为突破口，分析图像是如何在“扩红”运动中搭建了话语框架。

（一）意象的征用与再造：“扩红”运动中图像的话语表征机制

查尔斯·希尔（Charles A. Hill）（2004：27）认为，图像之所以悄无声息地编织了某种劝服性话语，其根本性的修辞策略是对既定“修辞意象（rhetorical image）”的生产。希尔将意象放在传播的中心，以意象为媒介连接意象的意义建构与解读。同样，刘涛（2022）认为图像修辞的常见策略就是，征用既定的视觉意象，尤其是某种普遍共享的原型意象，以此在视觉图式维度上建构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所以不管是意指概念的表征还是图像的劝服话语生产，意象的再造与征用都成为分析的核心。

意象征用意味着对于一种常见或者原型意象的“拿来主义”，意味着打破对于某一意象的固有观念，赋予其新的话语逻辑，进而再造出新的意象。意象在征用与再造的过程中实现了修辞话语的生产。通过对《红色中华》中“扩红”图像的观察与分析，妇女、青少年以及旗帜等意象构成了图像的主要表征符号，并与场景、动作以及道具等元素共同完成话语建构。

第一，女性意象的征用与再造。《红色中华》“扩红”图像征用了传统的女性意象，如妻子、母亲等，并且将其与红军相关的特殊场景，如送丈夫从军、为红军丈夫织草鞋、托儿所等场景结合在一起。场景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话语要素直接参与话语意义的建构。在与不同场景的结合当中，妻子、母亲的意象转变成为“扩红”运动提供后援力量的支持者角色。

“扩红”运动的图像修辞还再造了新的女英雄、女模范、女战士等女性意象。在“扩红”图像中，传统儒家文化女性的“附庸者”“柔弱者”形象被完全打破，她们与男性一样，成为社会活动的独立主体，女性从家庭角色向战争角色转移。女性以手拿武器或剪刀、怀抱婴儿、种田、收获粮食等形象，出现在战场、训练场、工会、教室、托儿所、农田等场景中。女性被赋予多种角色，她们是战士、妻子、母亲，同时也是农民以及知识分子。例如《红色中华》第200期的《兴国节省粮食的女英雄》这一图像（见图7），就明确将传统的农村妇女形象塑造为“女模范”。妇女抬粮食、倒粮食入粮仓的动作在图像画面中被定格，被生动形象地展现为妇女节约粮食以供给红军的模范行为。女性被再造为战士形象的时候，图像通过军帽、长矛等符号进行表征，其中的女性做出冲锋或者号召式的手部动作（见图8、图9）。另外，在“扩红”图像中，女性常以集体的形象出现。这些图像通过洗衣队、做鞋队、救护队、慰劳队、赤卫队等集体形象表现妇女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宣传妇女在保障红军供给、参加农村军事化训练等方面的作用。

第二，青少年意象的征用与再造。面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在“扩红”运动中，少先队成为参加红军的重要力量。为了动员青少年加入赤少队成为红军的后备力量，《红色中华》的动员图像大量征用了青少年意象，并将其再造为赤少队形象。赤少队是“赤色少年先锋队”的简称，年龄一般在十六岁到二十三岁左右。赤少队平时参加训练、生产耕作以及文化教育，战时可以补充红军，甚至直接参战，是“青年群众带武装性质的组织”，其“军事行动受赤卫队指挥”，其任务为“团结青年群众，推翻封建势力；领导青年群众，帮助红军参加革命斗争”（苏区档案局，2018：178-179）。在图像的表意上，赤少队总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通过冲锋、高举军旗、大跨步前进等动作来表现赤少军的参军热情。例如在188期《红色中华》中，标题为《博生县模范赤少队全体加入红军了》的图像（见图10）将赤少队手拿武器、高举军旗、大跨步前进的姿态形象地展示出来。挥舞旗帜、大跨步等动作成为“扩红”动员图像中赤少队以及红军的重要表现方式，极具情感煽动性以及共鸣性（见图11、图12）。

第三，旗帜意象的征用。在《红色中华》的“扩红”图像中，旗帜是被征用最多的意象符号。旗帜意象出现在各种图像中，如战争场景以及参军场景。在“扩红”运动中的图像中，旗帜意象被征用成为一种意义的能指，其具有两种功能：第一是隐喻功能。在所有图像的旗帜中，最常出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以及红星旗。例如在《帝国主义在红旗面前发抖》以及《把红旗插遍全中国》两幅图像中，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喻体，是无产阶级的在场“替身”符号。旗帜的第二种功能是标识功能。由于《红色中华》的图像制作水平有限，所以在展现战争场景的时候往往比较粗糙，只能用粗略的线条简单勾勒出交战双方。但是哪一方是红军，哪一方是国民党军队往往无法从图像中分辨出来。这时候，旗帜就成为一种有效的辨别方式。在战争场景中，旗帜往往高高竖起，并呈现出冲锋状，与图像的主体结构处于不同视线之内，旗帜成为图像中的“刺点”，成为在战争中冲锋与进攻的象征（见图12）。

（二）情感的意象：“扩红”运动中图像的话语框架建构

在“扩红”运动中，女性、青少年、旗帜等意象的征用与再造可以说为“扩红”这一意指概念的表征提供了有效的符号能指。但是如何思考这些表征符号，如何规定表征符号的意义方向。这就将研究问题转移到了图像的话语框架上来。图像框架主要关注的是“视觉符号是通过何种编码方式与机制，制造了一种框架式的图像意义结构”（刘涛，2021a：291）。图像框架“是一套符号化的认知系统，强调借助视觉方式来限定符号思维的意义方向，目的在于对特定话语进行视觉化建构、展示与争夺”（刘涛，2021a：285）。如何从符号化的编码方式窥探出图像的框架呢？希尔认为，意象的建构与生产，“不仅意味着是对情感本身的具象化表达，而且被赋予了额外的劝服权重”（Hill，2004：36）。希尔将意象与情感相连接，认为意象的劝服作用主要来源于意象“能够促进情感反应”（Hill，2004：30）。意象的情感化特征一方面成为意象劝服功能的内在依托，另一方面也是意象的话语框架建构的内在动力。当我们在框架层面上分析“扩红”运动图像中的意象的时候，不仅可以从情感维度上窥探图像符号的释义规则，也可以在话语维度上解决“扩红”话语的框架问题。

在“扩红”运动的动员图像中，除了女性、青少年等意象被征用与再造外，还有其他意象，如儿童、工人等也成为“扩红”图像的重要表征。在“扩红”话语的建构中，女性、儿童、青少年等弱者符号的征用构成了图像情感的主要部分。这些意象符号携带着一种先天的情感框架，其出场本身就意味着话语框架的在场。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扩红”图像中的意象表征符号是与场景、道具、动作、标语等其他符号一起出现的。多种符号的不同编码方式共同搭建起了“扩红”运动中图像话语的情感框架。场景符号为“扩红”话语提供了情感语境。在《红色中华》的图像文本中，场景主要包括战场、训练场、农场、阅报厅等，其中战场以及训练场场景占据绝大多数。当妇女、青少年、儿童、工人等意象与战场、训练场等场景接合的时候，营造出来的是集体训练以及作战的画面，从而将“扩红”与集体参与以及集体荣誉感相勾连。其次，道具符号以及动作符号成为图像中的情感刺点。“扩红”图像中所绘画的道具主要包括枪、长矛、旗帜等，而动作包括大跨步、冲锋等。纵观《红色中华》中的“扩红”图像，道具以及动作符号都居于图像的视觉焦点之上，并且对道具以及动作符号采用夸张、放大等方式进行处理。这就使得受众在观看的时候，道具以及动作符号成为图像的刺点，并成为主体的联结点。刺点“借助于我的记忆与投射行为将图像带入现在”（琼斯，2004/2013：88），在受众与图像之人之间产生欲望上的联结。关于动作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1980/2015：12）认为，“低垂的姿势通常与悲伤郁闷联系在一起，挺直的姿势则表示积极的情感状态”。伴随“扩红”图像出现的还有文字形式的口号式标语。这些标语写在旗帜上，字数短，易记忆，并且以号召的语气呈现，如“到前方去”，“加入赤少队去”等。在“扩红”运动的图像实践中，标语是与图像共同进行情感框架建构的，“标语只有处于图像文本之中时，才能更形象地表现更为丰厚的内涵，引发更强烈的情感反应”（王雪晔，2019）。

吉丽恩·罗斯（Gillian Rose）（2012/2017：216-217）认为，“话语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形式来说明，意味着互文性在理解话语上的重要性”。在文本的话语生产维度上，语言和图像呈现出一种深刻的互动结构，其合力作用服务于更大的话语生产实践，“图像与什么语言相遇以及以何种方式相遇，都是语图互文维度上的意义生产结构”（刘涛，2021a：81）。在《红色中华》的“扩红”图像中，很多是伴随着新闻报道出现的，并且部分图像内部就包含语言和图像两种元素，图像和语言构成了图文多模态文本。所以，在研究“扩红”运动中的图像话语的时候，既要分析图像内部的语图结构与图像语义生产之间的关系，也要分析图像及其相对应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这就形成了“扩红”图像话语生产的构成性互文语境。而另一方面，随着《红色中华》的传播，“扩红”图像也会从新闻纸流动到壁画、画报以及画报讲演等媒介中去。当图像在不同媒介之间进行流动的时候，实际上又形成了跨文本的互文语境，继而产生图像话语的跨文本流动。

（一）语图互文与图像话语生产

相对于语言，图像的释义对于语境的依赖度更高。而当语言和图像之间形成一种互文结构的时候，“语言的功能则是直接建立一种释义规则，即确立图像释义的发生语境，从而使得图像释义的联想过程沿着语言所铺设的语义管道展开”（刘涛，2021a：80）。可以说，语言确立了图像意义，而图像只是对语言话语的视觉演绎。图像对于语言话语功能的服务性，不仅体现在图像自身意义的生产上，还体现在图像和新闻报道之间的释义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