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甄志军的朋友们对中国会馆的最高评价。
遗憾的是，中国会馆的命运，从最初开始，就落入了幸与不幸的“道家式”旋涡。
直到今天，中国会馆依然不为太多人知晓，包括成都本地人——他们知道清华坊，知道芙蓉古城，知道牧马山，但不知道中国会馆。
中国会馆的院子已经售罄，虽然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大约只有一二十户人家，但二手房交易网站上，挂出的房源只有一两套。
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这群买中国会馆的人，是出于真正的喜爱。因为从成都市区来到这里，总是充满各种不便。
这个坐落于金堂中河河湾的近500亩建筑群，除了那些精巧得令人目眩的设计之外，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可能是士大夫精神的延续。尺度阔达和自然天成，既是描述这个地方最恰当的词汇，也在这里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站在宽阔的内院里
即便是刚刚步入中年的人
恐怕也会情不自禁地有终老此地的想法
在恍惚中
似乎可以见到琴瑟和鸣
红袖添香
为了再现中国传统民居的精髓——户户有内院，卧室有天井，中国会馆最为典型的院子，甚至可以做到一户超过一两亩。它最终以现在的样子呈现，最大原因可能并不来自经济考量，而是出于热爱——它实在太中国，太符合中国院落的气质了。
从这种角度来说，中国会馆的选址也许只能是金堂。不仅由于巨大的面积，还由于它的经济性。
中国会馆的建造者甄志军承认朋友的设想，如果换在南延线，这里的房子可能每栋上亿——同时他又自问，如果在那样昂贵的地方获得土地，是否还有把中国会馆做成现在这样的勇气。
答案是什么？不可能有答案。
实际上，早在2013年，中国会馆就曾击败中国人奉为第一墅的“中国院子”，站上中国神盘的巅峰。
这是“中国院子”遭遇的隐秘小挫折，也是我们在面对中国会馆的主人甄志军时无意得知的，他曾被人称作成都房地产教父。他对当年那届金盘奖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
不要钱
。
不要钱，是他判断奖项是否公正的基础。有了基础之后再看评委名单，都是各大品牌开发企业的建筑设计类负责人，还包括国际知名的建筑师，所以他让项目参加了。
这本应该是轰动成都房产界乃至建筑界的一件大事，在失去了上世纪90年代、曾属于成都地产圈的光芒之后，中国会馆为成都争回了难得的脸面。
但甄志军却错过了为中国会馆造势的最好时机，他甚至都没有到现场领奖。
直到现在，他的关注点依然停留在“建筑”层面，而不是营销上的得失，提起这件事，他坚持认为，中国院子不是张永和最好的作品，
甄志军，丰都人，这是中国独一无二以“鬼”文化为旅游核心的城市。人们乐于让自己的城市成为那些无家可归的“鬼”的首都，白天是人的世界，晚上把世界交给“鬼”。
这座已经消逝的老城，在被淹没前夕，所有人都坚持留在这里，白天在老城热烈地生活，晚上回到更高的新城过夜。他们坚持“
不到最后一刻，不会离开
”，热情洋溢地接待着匆匆赶来的游客们，整座城市颜色艳丽，气氛欢跃，水汽氤氲，如同一锅沸腾而巨大的红油火锅。
甄志军在这里长大，性格里既有开放外向的部分，也有丰都人对传统文化独树一帜的继承感。他喜欢开玩笑，加上重庆话本身的幽默色彩，使得无论是模仿其他人，还是讲述一件好玩的事，甚至无意使用的某一个脏字，都会因为他本人的表现力而显得生动。
即使面对我们这样的“陌生人”，他也显得真诚不设防备，那种什么都可以说的表现，甚至让人有时会替他感到担心——这种混杂着重庆人独有的“有什么就说什么”、“随时可以为你出头”的江湖气息和幽默感，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其他开发商身上。
一位成都本土的风云开发商让甄志军为他的项目作批时，甄志军给出了“伪中式，粗制滥造”的评语。
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开发商哄着甄志军点评他的项目，甄志军对老大哥说：“要我说，你给它推了重来，思路有问题。”
开放直率的性格把甄志军推上“大哥”的位置，获得了成都地产“教父”的名号。
那时成都本土房地产圈子，学风很盛，开发商们常组织交流活动，王石、冯仑、潘石屹等人都是当时的常客。甄志军不仅让人感觉仗义，又由于科班出身，在大家需要意见时往往能够给出正确和犀利的答案，这在当时的本土房产圈，基本上是“性格和业务”的双重碾压。
按照甄志军的说法，现在的中国会馆所追求和呈现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神”，说起来特别玄妙，“是一种感觉”，他似乎一时也找不到准确的词句描述，就像老子无法具体说出何为“道”。
对“院子”内核的理解既来自甄志军本身的知识结构，也来自他的终身密友，“我们那个何亚雄”，甄志军喜欢这么叫他重庆建筑学院的同学何亚雄。
何亚雄和甄志军同年，双鱼座，一个适合建筑设计师的星座。拥有瑰丽想象力和强烈天真，有时对世事一无所感。
和甄志军打麻将时，每摸到一张好牌，何亚雄总是会自动暴露这种幸运，开心地感慨：“哎哟，红旗连成一片了”。这种不谙世事，会让他在面对采访时直接推翻自己早期的作品，比如清华坊，尽管那已经足够震撼人心，但何依然直接把那称作“幼稚”。
不用考虑销售的何亚雄基本就是一个纯粹的建筑设计师，做的事情总结起来就是，变着法地花钱，这经常让必须考虑成本的甄志军无奈。
中国会馆真正成型之前，何亚雄带着只有轮廓的朦胧想法，行走于各地，探访传统建筑。十年间，从最初堆砌传统符号的清华坊开始，到“个人很难超越”的中国会馆，何亚雄对“院子”内核的理解越深入，表达就越简朴。
修建中国会馆时，何亚雄最常提的要求是，把某某地方推了重来。这使得一提到中国会馆，甄志军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何亚雄如何花钱。
“
我们那个何亚雄，酒店大堂那个石墙，原来是光面，他说甄哥，没找到感觉。他就找石匠来敲，敲了一两个月才敲出来。
”
现在那面石墙呈现出来的样子浑然天成，丝毫不见雕琢痕迹。
说起这些的时候，甄志军与其说是无奈，不如说是直白地袒露着骄傲。
获得地产“教父”名号的同时，甄志军也终于不得不面对这背后的残酷矛盾——
成也科班，或许败也因科班
。很多时候，甄志军在做的事，相当于让建筑师搞开发，对经济效益不经意的漠视，让职业经理人们完全看不下去。
某著名女老总的前夫曾对甄感叹
你们怎么就这么爱花钱？比如说那个河沟，你们挖那么深干啥子，挖出来挖出去都是钱啊。
甄说
我们那个批何亚雄就要挖那么深，我说你挖那么深干啥？他说，甄哥，所有古镇都是这么深得嘛。我说对嘛。我们这些也是容易妥协。
很多类似问题，包括一堵石墙的美观与虚无缥缈的“感觉”，在看过何亚雄传过来的资料以后，甄志军几乎都会选择接受。这种通融除了性格以及二人的关系，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相较具体而庞杂的经营和成本控制，专业问题对甄而言更加容易。更何况，他本人还有强烈的“产品主义”倾向，这几乎是一个有志向的建筑设计从业者必备的品质。
这种倾向会蔓延到任何可能的地方，有时让甄志军显得像一个有“洁癖”的人。
中国会馆曾租出过一个样板间，它被一群富二代们装修成了一个纯粹的别墅，可以开派对、烧烤，抹去了中国会馆标志性的天井。
甄志军对此怒不可遏，他对负责这件事的人说，
“
你们那个东西老子进去看了，像夜总会一样，老子很反感你装成这个样子。
”
对产品的极致追求终于让甄失去了成本控制的紧绷神经，因为这是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中国会馆一个样板间的装修设计费用达到了700万，甚至超过了房屋当时的价值。
或许由于性格，或许由于建筑师的身份，他甚至可能还没有普通商人的精明和狠辣。
朋友曾找他以知识产权形式入股公司，他居然说，50%股份太多了。北京一个朋友让甄去参观项目，他惊讶地发现，那个顶都没抹平。
“
我说，你这个样子，人家业主以后装修会好麻烦哦。他说，管他的哦。
”
甄志军、何亚雄、张清，喻言——四人组成了中国会馆董事会的大多数。前三位都来自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正宗科班出身。喻言身上的文人气甚至更重，至今都在使用新浪博客记录生活点滴。
这种董事构成使得中国会馆既沉重又轻盈——它充满精神力和理想主义色彩，又必须承担这带来的沉重成本回响和市场考量。
有开发商曾当着甄志军的面总结，为什么只有甄才能做出中国会馆：“
你不急啊，你耐得住啊，你心也不大啊。
”
敏感的人或许能从最后一个句子读出一些轻慢，但甄毫无知觉，甚至认为这个评价恰如其分。他承认，丰都人甄志军来到成都以后，就彻底失去了丰都人独有的冲劲和拼搏精神，因为这个城市实在太宜居了。
这种宜居和他的传统文化情结交织在一起，很难不使其更加欣赏
“妻子在吃饭时能够走两步来敲我的门，轻声说吃饭了”
这种柔情，也正是这种柔情想象让甄坚定了要做平层院子，而不是别墅的决心——因为他曾有住别墅时，妻子大声叫他下楼吃饭的经历。虽然后来改成了打电话，他仍然觉得那特别不传统。
“
野心不大，没有想过上市之类的东西。胆子还是小了，进取心差了点。
”
现在回望过去，甄才表现出对重庆精神的某种怀念，
“
现在想来，最不利局面就是‘打倒（翻）’嘛，‘打倒（翻）’又如何？日子还是可以照样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