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宁，原《华为人》报，《管理优化》报主编
来源 | 摘自《我看任正非的经营哲学》
华为的决策制度与群体企业家精神培育：从贤不从众，民主决策，权威管理。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华为的决策制度是“从贤不从众，民主决策，权威管理”。
“真理往往掌握到少数人的手里。倘若一味少数服从多数，常常会压抑、磨灭掉真理。”（任正非）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任正非这一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为什么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因为真理往往隐藏在世界表象的背后，不易被人发现。真理和智慧是感觉不到的，唯有在深入思考中获取。
“华为的决策制度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色，就是从贤不从众，……我们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的口号是民主决策，权威管理。”（任正非1997年《抓住机遇，调整机制，迎接挑战――上海邮电-深圳华为管理研讨会上的汇报》）
1998年，华为诞生了《华为公司委员会管理法》，在此法诞生之前，华为在制度上就有 一个非常独特的决策原则――民主决策，权威管理，从贤不从众。
所谓“从贤不从众”，就是不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实行“民主决策、权威管理”。
这是因为任正非的假设前提是：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倘若一味少数服从多数， 常常会压抑、磨灭掉真理。
为什么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
因为真理是隐藏在事物表象后面的东西，不易被人们轻易发现，真理是表面看不到的，也是感觉不到的，需要深入思考反复实践才能获取。只有少数人才善于在自己的深入思考中捕捉到真理。
具有认知能力的人，并不一定能掌握真理，博学也不能使人掌握真理，有时书读得越多， 太多的方法论，会相互抵消，反而降低效率，或是教条、本本主义。所以，如果读书不活学 活用的话，并不能掌握真理。掌握真理的人一定具有辩证思维、丰富经验和极高悟性的综合 素质。
真理是自然运行的规律，只有按照自然运行规律办事，顺从自然规律的人，才是掌握真 理的人。
所以任正非提出华为的决策原则是“从贤不从众”。
“贤”他认为是指那些“提出科学观点、出色创意和突破性技术方案的，来自于基层的，对机会最敏感的人。
贤不单纯指技术 与业务，品德就是最好的贤。”
从贤不从众，就是既要听众人的意见，但不能事事从众。民主可以办善事，独裁也可以办善事。在关键时刻，总裁能力排众议拍板定案，正是企业家敢冒风险、敢于负责的精神体现。
任正非在早期创业时曾这样解释道。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从来就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就像革命发展有阶段一样，
华为的决策制度也是有阶段的，并且赋予不同阶段不同的内涵。
就好比它在一个时期内是“革命”，在另一个时期内是“妥协”，并努力寻找两者之间 的平衡点，也就是把握住度。这个度，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企业的稳定与发展，是否有利于企业潜力的增长，是否有利于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在1996年底之前，华为公司的决策制度是对基层放开民主，给基层非常宽松的环境，高 层加以控制；基层通过文化思想的交汇、碰撞得到融合。1998年后公司“对基层有信心了， 就保持基层的权威管理”，实现对高层放开民主，基层的民主得以控制。
任正非认为，民主要正确看待，在华为，民主不能是极端民主化的群众性的“大民主”，控制也不是不民主，也就是要“从心所欲不逾矩。”民主就是上级要与下属多沟通，交流意见，摆实事，讲道理；起草文件时，大家一起讨论等，但不要指望“大民主”会带来什么好结果。“大民主”之时，人们的思想最动荡，个人欲望最易膨胀，也是最不能实事求是的。
因此，民主只能是有限度、有控制的民主。文化大革命就是民主过头了，太民主自由了，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群众横扫一切的“大民主”，造成了社会的无序状态，人民的自由实际上等于被剥夺了。
“我们会越来越放开对正确问题民主讨论的环境，但是对不正确的东西我们会越管越严。只有对不正确的东西管严了，才可能有步骤有幅度地放开。如果控制不住，我们就不敢放松， 就只能管死。”（任正非）
不得罪人的人，更容易登上领导宝座
华为的决策制度中蕴涵的民主思想，让人想到了那个曾被人形容为“西方的哲学传统不过是‘他’的一连串注脚罢了”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他闻名遐尔的对话录《理想国》。
《理想国》主要反映了柏拉图对民主式管理的省思。
柏拉图对当时流行于雅典的民主式管理持保留态度，他认为极端的民主在雅典的黄金时代或许收效良好，但当地平线上被一片阴云笼罩时，就往往会导致灾祸，个人主义泛滥，责任分工不清，组织混乱与分裂。而一味地讨好人群，不得罪人的人，更容易登上领导宝座。
柏拉图认为，
决定谁最适合当领袖，人民并非是最好的判断者，因为人民往往遴选其人缘最好的，与其关系最好的而非最有能力、最有资格者。
他用一个领航员的寓言故事来阐明
他观点的正确:水手们为了该由谁掌舵而争吵不休，他们不知道，真正的领航员必须研习一年以上的节气、天候、星象、风向、航道等专门知识，才有资格掌舵；只有丰富知识与经验的人，才最有资格担当掌舵者。但是，能力最强的领航员，正像寓言中所说，不容易被员工遴选出来。
柏拉图深信，群众有时就像他寓言中的水手，对目标缺乏认识，导致不能做出明智、正确的抉择，所以民主式管理不是医治百病的偏方，也不是唯一有效的管理方式。在关键时刻好的管理有时也只是一场独角戏，不靠民主合议，全凭个人判断。所以，任正非说：
华为不追求绝对的民主，绝对的民主在世界上也是不成功的，但公司也不能不提倡民主，领导也需要监督。这种困境靠内部批评与“自我批判”来解决。
华为的高层领导素质较高，且都是从基层中脱颖而出，具备基层实践经验，认识与把握 事物的能力较强，不容易导致偏颇。
“充分发挥高层领导民主，能使智慧得到充分合理的发挥，是推动公司前进的核动力”。 （任正非）
华为不追求绝对的正确、绝对的完美
任正非的这种民主思想似乎与目前盛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民主式”管理相悖， 即企业以人为本，鼓励全员参与管理，自上而下地减少独裁式的决策方式等，这种流行于西 方的平等主义管理理念，对广大员工来说极具吸引力。
难道任正非不懂得顺应西方潮流，抑或有意标新立异？
非也。任正非的民主思想与决策制度“道一以贯之”，就是实事求是，追求合理化。它体现了辩证法与对立统一结合的观点。
华为在早期第一次创业时，主要是靠企业家行为，凭着少数几个人，甚至是任正非的个人胆略、智慧和远见卓识去抓住、牵引、制造机会，并依靠集体的力量，披荆斩棘、拼搏奋斗，而取得成功。
经历了必然王国道路之后，任正非开始了迈向自由王国道路的探索，为了使公司的各项管理与国际接轨，1998年华为制定了《基本法》的子法――《华为公司委员会管理法》。通过委员会的设置，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与监控管理。凡是公司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采 取委员会集体决策和部门首长负责制下的办公会议制度。
任正非承认在华为成立前十年基本上是他独裁式的管理。建立委员会决策制度，以委员会的形式淡化其个人色彩，缩小个人威信的影响，加强集体领导，以提高决策的质量和科学性，避免和减少总裁在权威管理过程中个人决策的失误。委员会决策制度，是华为民主集中制的体现与实现形式，是华为走向职业化管理的重要举措，是权力智慧化、互补化的保证。
任正非曾说:两次创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否定个人权威，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走向规范化、职业化，淡化我个人对公司产生的影响，改变过去个人说了算，一言九鼎的情况，使企业不因为企业家的离开而停止运作。其实，企业走向这种规范化、职业化，也是给自己掘墓。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现在华为推行职业化管理，也是我给自己掘墓，我也会被历史否定，但正是否定之否定，才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如果没有后浪推前浪，没有新叶摧陈叶，没有否定之否定，这个社会就不能进步。
为进一步减少战略决策失误，积极稳妥地带领华为快速向国际化大公司发展，2003年华为又成立了与国际管理接轨的董事会下的EMT经营管理团队和四大委员会决策组织。在决策组织中，董事会为华为最高决策权力机构，董事会直辖的EMT经营管理团队贯彻集体决策以化解个人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的风险。董事会麾下的四大委员会，协助董事会对公司经营管 理团队以及整个公司的业务运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美国《合众国宪法》阐述了一个三权分立制度，即:合众国的国会拥有立法权，总统拥有行政权，最高法院拥有司法权。华为在干部选拔制度上，也有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以加强民主与监督。也就是
业务部门行政主管有干部推荐、提名权；人力资源及干部体系有干部评议权；公司党委组织部有干部审查、弹劾(否决)权。
所有推荐者、选拔者、评议者三方若有一方对被推荐者表示否定，就不能通过。三方都要负责人签字，这些被推荐者三年的表现反过来还要逆向来评价管理者，你推荐的人选怎么样？如果有问题，推荐者将负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