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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马英九率台湾青年一行
先后参观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和中山大学南校园
并在怀士堂
与中大学生座谈交流
在交流中
他特别提到
台湾也有一所中山大学
两所中山大学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
下面跟随小编的脚步
一起去看看吧
1924年
为加速革命人才的培养
孙中山先生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
在广州相继创办
黄埔军校和国立广东大学
一文一武两所院校
以培养革命的政治和
科学文化建设人才
其中国立广东大学是中山大学的前身
可以说中山大学的创立是
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的重要成果之一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
在台湾高雄也有一所中山大学
与广州中山大学同根同源
一样的校名、校训、校庆日
犹如“一枝两叶”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两校通过学术交流合作
搭建起了跨越海峡的友谊之桥
一路走来
两所“中大”在两岸的交流合作中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广州越秀区文明路215号
坐落着一栋淡黄色的建筑
那正是中大校徽上的钟楼
一百年前，那里不仅是当时
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为后来的国立广东大学
主体之一）
的
钟楼
也是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的地址
钟楼，国民党“一大”会址，在今广州文明路鲁迅纪念馆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
，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钟楼举行，大会确立了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了国共合作，部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了这次会议。
大会期间，孙中山鉴于历次革命斗争失败的教训和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深感建立革命军队和培养革命的理论科学文化建设人才的重要性。
1月24日，孙中山下令筹办黄埔军校。10天之后的2月4日，
他又将广州实行近代高等教育模式的多所学校整合，创立国立广东大学
，并为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亲笔题写了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训词
。这十字训词出自儒家经书，是孙中山先生继承传统教育形式而赋予时代的、革命的新的教育方针和内容，为中山大学沿用至今，成为中山大学校训。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1926年8月，国立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以感怀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
在一湾浅浅海峡的那一头
台湾高雄西子湾畔
有一所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
同根同源
一样的校名
一样的校训
与相近的校歌
这，就是高雄中山大学
写下《乡愁》的
著名诗人余光中
就曾担任高雄中大文学院院长
1979年，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出访美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此次中国高校代表团出访，获得当时大量海外媒体报道，这些报道也在中国台湾产生了影响。
在台的众多中大校友有感于此，产生了在台湾设立一所中山大学
，以应台湾社会对高等教育之需的念头。
1980年，高雄中山大学经由广州中山大学校友筹备及参与，在高雄西子湾正式成立，并
以孙中山诞辰日11月12日作为校庆日
。
高雄中山大学
至今，广州中大的一些风物仍在高雄中大校内典藏，比如塑于1931年的孙中山先生半身铜像，以及曾于1935年担任中大法学院院长的郑彦棻教授的书信文物等。
在2010年举办的“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上，广州中山大学与高雄中山大学两所“姊妹学校”的校长均表示，两岸中山大学具有特有的血脉联系，两所大学继承的中山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教授表示，
中山先生题写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指出了
“
治学为民”的最终目的，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强调大学与国家、社会的紧密联系，强调关注民生，强调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学生。这些都已成为中山大学优良的办学传统。
不管是广州中山人还是高雄中山人，两所大学继承的中山精神是一种启蒙的精神。虽然作为政治事件的辛亥革命已经走进历史，但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山精神却流传下来。
要达到启蒙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教育，这是两所中山大学最重要的使命。
2012年，中山大学台湾校友会在台北圆山饭店成立，很多老一辈在台校友亲临。几十年来
，广州中大招收了许多台湾学生，很多广州中大的同学也去台湾交流或就读研究生。尤其是近十年来，学校共录取台湾学生近千人，主要集中在医学、经管、计算机等学科。
两岸中大的特殊渊源，并不止于历史上的血脉，
学术交流与合作也较为密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两所高校从学校高层到学生团体逐渐开展互访。两校中文系举办了两岸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
2009年，两岸中大签署了校际学术交流协议和学生交换协议，正式结为“姊妹学校”
。为推动两校学术发展，2011年，
两岸中大还联合厦门大学共同发起了“山海论坛”，由三校每年轮流主办
，已成功举办六届，论坛规模和交流领域也越来越宽广。
2013年11月
著名音乐学家，中大校友黄友棣先生
从广州中山大学借走的书籍
辗转两岸三地
历经69年
归还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
留下了一段
跨越时间与山海
见证两岸中大情谊的佳话
祖籍广东的黄友棣，出生于1912年，
1934年毕业于广州的中山大学教育学系，29岁时就以抗日歌曲《杜鹃花》名满天下
。1949年赴港后，黄友棣任教于香港珠海书院，作品广为香港各学校、合唱团演唱，他强调“礼记”所言“大乐必易”。1987年黄友棣退休后迁居于台湾高雄，2010年病逝。
1944年，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黄友棣从学校图书馆借出一册五大本的英文版《格罗夫氏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是世界上权威的音乐工具书。
恰逢时局艰难，中大辗转多地办学，这套书籍也跟随着黄友棣经由连山、罗定、茂名、湛江等地避难，无论战争中的生活多么艰难，黄友棣都完好地保存着这套书。
时任高雄中山大学校长杨弘敦教授（左）向时任广州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教授（右）
移交《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
这套丛书随后跟随黄友棣辗转两岸三地，最终来到了高雄，然而因为种种原因，黄友棣一直没机会将书亲自带回广州。
1998年，86岁高龄的黄友棣先生将书带到了高雄中山大学，将其捐给了学校图书馆，在他看来，也算是物归原主。
而高雄中山大学也视其为珍品，从未对外展出或借阅过，直到归还给广州中山大学。
黄友棣手抄歌词
《杜鹃花》曲谱原稿（现收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
台湾知名收藏家许伯夷也给广州中山大学捐赠了共200余份黄友棣早年作曲真迹原件资料。如今，
还有一批当年被侵华日军掠取的中山大学的书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台湾，成为日军侵华的罪证。
这批书籍都是清一色的暗红色硬壳，内页字迹已发黄，但至今保存完好。图书内容丰富，均为1930年代学者所著，涉及当时的经济地理、语言文化、民族问题等。
八十多年间，这批图书至少辗转过广州、东京、台北、高雄四地，可谓颠沛流离。至今这批图书上还盖有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台北工业专科学校图书馆以及高雄中大图书馆共四个印章，成为中大百年校史的重要史料，也见证了百年来家国民族的历史。
台湾收藏家许伯夷给广州中山大学捐赠了
共200余份黄友棣早年作曲真迹原件资料
今年
中山大学将迎来建校百年
未来
两所同根同源的中大
必将发挥连接海峡两岸的
学术纽带和血脉渊源作用
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贡献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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