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媚：1995年，煎饼果子就是北漂滋味 | 食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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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的当代微观小史

文 | 西门媚

要说对于挑嘴的我来说，北京什么最好吃，我肯定会想到煎饼果子。

曾有一段，连着吃煎饼果子，吃到后来，再也不想吃了。但还是觉得，这是北京最好吃的东西。因为它的刻痕太深了。

1995年的时候，忽然得了一个机会，去一个大媒体。关键是，是在日思梦想的北京。

得到消息的时候，我所在的成都某小报，正好面临关张。我马上收拾行李，连最后一月的工资都等不及领，就飞去了北京。

那时已经十一月下旬，成都已经进入初冬。想着北京肯定更加寒冷，没去过北方的我，里三层外三层地穿着，我最厚的外衣毛衣全都上了身，里面裹着的是一颗兴奋热烈的心。拖了一个超大的行李箱，连床头台灯都带上了。毕业不久的我，这些是我全部家当。带上这些，是我对北京的全部诚意。

下飞机，坐大巴，下到复兴门。发现复兴路跟复兴门不是一事，又打车。看着计程表一阵猛跳，心也猛跳。司机告诉我说，到了。我拖着行李箱，下到一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

门岗打电话进去，等了一刻来钟，出来个女孩。女孩说她叫小鑫，来接我去编辑部。她给门岗解释，说，这是我们的客人。

客人？我听着就心里打鼓。不是说好我是来工作的吗？

在大院走了很久，到了后院的一幢小楼。进到楼里，看见了这家媒体的牌子。牌子和办公室都不大，但是口气很大。叫“世界ＸＸ年鉴”。

小鑫领我去见总编。总编是个邋遢的中年男人，头发上是油垢，牙齿和手指上是烟垢。他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似乎真是不知道我要来工作。

我着急了，说，是陈主任叫我来的。然后说了一串名字。这些名字，就是介绍我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转弯抹角的关系，介绍了这份工作。听说陈主任讲，马上来工作，我们这儿还分国内部和世界部，国内部又分文化部、经济部，等等，条件好，还有宿舍。中间传话的朋友对我说，赶紧去，这么好的工作，好难得。

周总编听了这一堆名字后，又听我转述陈主任的话，似乎明白过来了，说：“小陈出差还没回来，你等几天吧。”

他语焉未详，也没说让我工作，还是不工作。看着我和我的大箱子，他叫小鑫带我去办公室。

看来小鑫就负责办公室工作。我在一张桌子边坐下，无事可干，室内暖气烧得很足，我学别人那样，脱掉外套，但里面一层又一层的毛衣不好脱，身上燥热难受，再加上心中忐忑，百般不自在。

小鑫抱了几本的精装书过来，说：“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年鉴，你先看看。”

这些红皮大书，很厚很沉，外壳上烫着金字。里面翻开，前面一些难懂的文章，主体部分是企业名录。

在成都的时候，我也见识过一些媒体了。那几年，正是媒体走向市场，一片混乱的时候。我见识过的小媒体，好些并不靠内容或者发行为生，单为广告存在。

拉到广告才印，印出来直接给客户，并不在外发行。这样的“媒体”，没有读者，没有媒介作用，客户有的是为了私人得到丰厚回扣，有的是为了借公款为个人扬威，有的是为了讨好上级单位。

我心里越来越疑惑担忧，终于熬到下班时间。小鑫过来对我说，我老公正好出差了，你住我家吧。

我像看救星一样看着她，跟她回家。她家也在部队大院里，一间小小的宿舍，中间一张双人床。

小鑫其实大我不到一岁，但非常能干，这样萍水相逢，却对我热情照顾。我住在她家，她烧饭给我吃。还陪我去银行开户——那时银行之间不联网，去外地得带着现金去，重新开户。又陪我去买羽绒服——四川没有暖气，穿衣习惯和北方相当不同，主要靠多层毛衣取暖，外套并不厚，所以到了北京，就得按北方的习惯来置衣。后来和小鑫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是另话。

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并无具体事情，总编老周拿一堆企业名单，让我抄到信封上。信封里装进广告，宣传这“年鉴”如何有影响力，进入了有什么好处。

几天以后，“陈主任”出差回来了。呆了这几天，我差不多明白了。所谓出差，也就是去到“下面”跑了一圈，拉广告。北京之外，皆为“下面”。但他去的下面，是真有点“下面”。大城市已经跑完，大企业也拉得差不多了，他们最近在重点攻克一些小煤矿。“陈主任”在内未必是主任，但在外面，“编辑部主任”的名头是必需的。他告诉我窍门，他拿着主管单位的介绍信，先是对接省里建立联系，然后再下去，就比较好办。我明白，他们是一级级地拉大旗做虎皮。我也就知道，这介绍工作的误会是从何而来的了。

陈主任是四川人，回四川探亲，也延用这些说法，我朋友的朋友就信以为真，替我找了这份好工作。估计他看着弄假成真，也不好说破，只好任由事态发展。

明白这点我就急了。这样拉广告的事情我做不来，也不愿做。他们有男生宿舍，却没有女生住的地方。小鑫的老公出差已回，她家里再住不下。

我搬到办公室住下。办公室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半夜暖气一烤，沙发背上，暖气片上，会爬出许多小蟑螂。我平素最怕这些虫子，但在这些天，形势所迫，居然也能睡着。

我开始积极联系工作。离开成都时，朋友熟人给我开过一些我的名单，让我有困难可以去找他们。这是我的路条，是真正的护身符。打了电话，就挨家拜访。差不多每天都向老周请假出门。老周心里肯定明白，我不合适他们这里，但他不为难我，也不赶我走，有一晚某醉汉还来推过我办公室的门，吓得我一晚不敢睡，第二天我告诉了老周，老周还去帮我打了招呼，从此相安无事。

那时，每天早上，我出了大院的门，就到路边，去买一只煎饼果子。

小贩照例问一声，要不要辣？要！我答。

然后看着他熟练地把面糊舀到锅上，转成圆形，再打上鸡蛋，加上辣椒酱，加上别的配料。

当然要辣椒啦，在北京吃得没有滋味的时候，煎饼果子的辣椒酱也能解解乡愁。

鸡蛋也给人安慰。如果是中饭的时候，吃煎饼果子，就要求多加一个鸡蛋，顿时觉得自己很会照顾自己，吃得很有营养。

大半个月跑下来，很有成效。先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某大报当夜班编辑。这份工作，没有“指标”。那时，北京的媒体，没有指标就不能正式调入，只能临时聘用。干的活比别人辛苦，收入却只有别人的几分之一。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好的选择。接着又找房。都解决好了，可以去上班了，才跟老周辞职。

老周一点没为难我，甚至还给我结算了这半月的工资。这让我有些意外。我到的时候，并没跟他谈过工资，甚至他也没承诺给我这份工作，后来，我多数时间都在外面跑工作找房子。

那时，我接触到的老周手下，好多对老周都有微词，觉得他抠，觉得他精。我不喜欢他做的事情，但他对我，真是宽容，并无计较。

我后来再没见过老周，十多年后，听小鑫讲，老周已患癌症去世，去世前，他的公司已经远不如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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