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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时潮看待艺术,它才可以充分作用于生命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公众号  · 大学校园  · 2017-01-11 08:30

正文


近日,台湾著名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林谷芳先生被评选为2016年中华文化人物。他数十年间行走海峡两岸三百余次,被誉为“台湾文化界数十年来唯一持守中国牌而不倒之文化标杆”。今日推送《北京晚报》孙小宁先生对林先生的采访全文,一睹大师的风采。



一、从《百鸟朝凤》看一首名曲,一个乐器

孙小宁(以下简称孙):谈您的新书《宛然如真》,还是想从电影《百鸟朝凤》说起。看完吴天明导演的电影,就想听一回完整的《百鸟朝凤》。您当年《谛观有情》音乐书里的CD,恰好录有这首,听起来还是和电影中不一样。遗憾的是,看电影的观众无法从电影中领略其完整风貌。请您从音乐的角度介绍下这支曲子。


林谷芳(以下简称林):《百鸟朝凤》在唢呐独奏曲中,是最出名的一首。它流传的范围比较广,华北、华中好几个地区都有。记忆没错的话,流传于山东、安徽、河南、河北、山西一带。反而是电影的故事背景,陕西好像没这首曲子。创作者可能是取它的意象,一种代表性,借由唢呐来谈传统在当代的一个处境。


这首曲子的代表性在于,它把唢呐的技艺,从外形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百鸟朝凤》与其说是一首曲子,不如说是一个曲式。前面一个引子,再加上一两个曲牌,带出气氛,然后就进入乐人发挥技艺的部分,模拟百鸟之鸣,最后再回到一个热闹的结尾。简单说,前后曲牌加一段模拟音乐,就是它的基本曲式构成。


孙:嗯,我在您录的任同祥吹的《百鸟朝凤》里,还听到了《红高粱》颠轿歌的音乐。原来赵季平当年的电影音乐,是从这里化出的。


林:这首曲子还有一个特点,尽管中间有大家习惯用的曲牌,但并没有严格规范。留给乐人自由发挥的地方还是很大。所以你听不同版本的《百鸟朝凤》,外形看起来固然很像,但演奏者又完全可以在这中间显现出自己独到的掌握。唢呐在模拟声腔、鸟叫,甚至吹戏等方面,都有它几可乱真之处,比胡琴拉戏、模拟都传神。


孙:其实电影在《百鸟朝凤》鸟叫那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回头听您那张CD,它之前的笛子曲《鹧鸪飞》、《荫中鸟》等,发现其它乐器演绎鸟叫,也不输于唢呐啊。所以,一个鸟叫声,似乎还不足以传达唢呐这门乐器的特质。


林:唢呐在模拟上还是更自由,幅度更宽广。但这之外,它当然还有一个夺人耳目的特色,就是它的金铁之声,唢呐的音色非常有穿透性,且这种穿透性并不完全靠宏大的音量、高亢的音色来完成。它一样能有音质的柔美、委婉,但却丝毫无减于它音乐的穿透性。这些在乐曲《百鸟朝凤》里也都有体现。


孙:那么电影给了这首曲子一种寓意,说它是只有德行好的人过世之后,才配吹的曲子。是这样吗?

林:我倒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可能是一种比喻吧。相信即使有,也是少数。


唢呐本身是很民俗的,一种民间底层的乐器。为什么民间叫做吹鼓手?这个说法本身就说明,在过去的社会里,它是没地位的。即便是吹唢呐神乎其技的乐人,也是如此。如果举福建南音为例,这件事会好理解一些。因为它自诩为雅乐,所以有类似礼乐的规则,会有奏乐对象的德行问题。“乐要合乎礼”,但唢呐纵使有这种内在追求,也不会形诸于文,乐人在这里,是被用的角色,不是主体。再说得明确一些,这种只为有德行的人奏的说法放在古琴就很适当。有些琴人标举九忌十八伤,说遇俗人不弹,遇什么什么不弹的,以此标举它的清高。这因为古琴就是文人音乐。文人清高自许,一定程度上跟他是社会的秀异阶层有关。因此可以孤高自命,可以风流自赏。但一个民间的东西原本就没有什么地位,还要有如此强烈、明显的价值判定,且加之于人,应该是不太可能的。电影如此布置情节,主要是想以此体现民间、传统的尊严吧。


孙:不过由这部电影内外都透出的信息,还是让人觉出悲观的意味,尤其是最后唢呐老艺人泣血而吹,都意味着传统消逝的无奈。时代在轮转,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消逝呢?


林:正像你说的,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的穿衣都和过去不一样。有手机后更是行为模式都在变。有许多人就用这来反驳延续或保护传统。但对传统,即便不说我们是因它而来,它是我们祖先的东西,血脉相传之类带情感性的诉求。重视传统,我们也还是有另外的重要理由的。其中一个是,艺术对生命的作用。我常讲:现实所未及之处,正是艺术的开始。在这方面,传统恰好和现实有一段距离,反而能让你在这个地方寄情,能在里面寄寓各种情性、扮演各种角色。

你如果深深器入王昌龄的《出塞诗》,你不就再也不只是21世纪的一个生命,同时兼有盛唐时代边塞诗人的生命情性了吗?所以,谈艺术,不能够只以过时不过时来论定。


我在《谛观有情》里也谈到,时代性,只是指一个社会之时潮,当时之主流。任何时潮、主流过一段时间,也都会过去。艺术的伟大则在于,让生命能在艺术世界里有许多可能。尤其现在已经拥有了生命选择的多元,更不应该只限于时潮来看待艺术,这样,艺术才可以充分作用于我们的生命。


就这点来说,传统艺术本来就应成为我们很重要一个选项。何况这种选项又跟我们生命的深层密切关联。


第二,即便从未来讲,从艺术文化的发展来讲,我们都晓得近代的文化理论很受生物学理论的影响。在这里,会特别强调文化基因的多样性,因为能这样,我们未来的选择性也就增加许多。传统,也是基因库里一环。所以,在力所能及之处,我们对传统就应该有一定的保护与足够的尊重。而不是以一时一地的显隐来论列它的价值。



二、中国的乐器本身是有个性的。一个曲子移植到一个乐器,它必须内化成那个乐器本身的个性,才能流传得下来。

孙:不过这部电影的功用,是让我把您录在《日常生活色彩之种种》这张CD里的《百鸟朝凤》又多听了几遍。而当我想要在您谈中国乐器生命性的新书《宛然如真》里找到关于唢呐这个乐器的阐述文字时,发现您并没有选择它。一种“常民百姓的讴歌”的代表,您选的是胡琴,而不是唢呐。为什么呢?


林:尽管唢呐有它的独奏曲,但基本上它属于鼓吹乐或吹打乐,而这两个都属于合奏的音乐。这是原因之一。之二,它的音乐带有最强的民俗性特征,比如常常是跟婚丧嫁娶连在一起。离开民俗,除了少数乐曲还有魅力之外,多数魅力都会减弱。尤其当你把一个乐器单独拉出来看时,唢呐就没有胡琴那样,可以体现在常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何况胡琴还跟戏曲有更大的关联,而戏曲正是常民生活最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胡琴更适合做常民讴歌的代表。毕竟常民生活,不只有婚丧嫁娶,还有民歌说唱、抒情的、直接欢乐感伤的这些方面。


孙:慢慢我又品味您给所选的乐器所赋予的生命形象,比如琴——高士。琵琶——侠客、筝——儿女,笛子——书生,等等,我感觉您选中的这五种,其实是和中国文化的不同面相连在一起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林:的确,正对应着中国文化重要的几个面相。这些生命形象,本身是很清晰的。只是当讲到百姓的时候,因为百姓生活的面相本就多样,而胡琴许多的型制也就对应着不同时空下的常民生活,在这方面跟古琴这样较为单一样貌的还是不一样。


孙:不过说到古琴代表高士,我脑子里还有一个乐器是埙。也可能读贾平凹小说的缘故,觉得埙的音色,也有一种高士的感觉。


林:埙不是。埙原是个礼乐性乐器。基本不在文人的场合里吹。出现在雅乐里的埙,音阶是很少的,我们现在是通过现代技术,让它的音阶变多,开口更准,让它也有了独奏曲。“其声呜呜然”,有幽谷天籁之韵,就让你容易与山林连接想到高士,但单纯从历史上看,它就是个雅乐乐器。


孙:所以看这本书,也多少会让人想到,不同乐器的生命力,其实和时代的转折息息相关。您说琴“始于名教而成于反名教。”这话很有意味。仔细一想,昔日被推到至高无上地位的那些礼乐乐器,有些已经变成传说中的字眼。比如琴瑟,现在只有琴不见瑟。


林:对。谈到礼乐,我们自称礼乐之邦,如果不是像许多人将之与礼仪之邦当成同义词,这礼乐之邦的礼乐,真说,其实只限于周代。后来历朝也勤修礼乐,但是礼乐始终没发挥多大的效应。礼乐里的乐器,基本不用于日常生活,自然缺少生命力。


孙:而且像“黄钟大吕”这样的词,到今天也只当形容词在用。那天我为做这个采访,还特意又查了下黄钟大吕的本来之意。


林:它们其实是个音律的名称。黄钟,是定律的基本因,它带有某些宗教所称的宇宙原音般的意味。对它的诠释,更多的是哲思性的,所谓黄钟大吕,国之重器,表示那都是殿堂的东西,是关联天道与统治正当性的。所以谈世道不古,就有礼崩乐坏,黄钟毁器、瓦斧雷鸣这样的说法。它更多显示的是统治者的需要,而不纯然基于音乐性的需要。


有些人将礼乐夸得无比的好。真那么好,过去的皇室又有绝对的权力,礼乐怎么会不见呢?这是很多论述者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孙:也许论述者一心推崇礼乐,是想通过它,重建某种秩序吧?


林:当然礼乐的哲理本身,是有它根柢性的、了不得的地方。比如古人说:“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这里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把人的作为与天道合在一起的观照。


但哲思要化成艺术,还不是那么简单。艺术是个有机的东西,你不能一对一、二对二这样的对应。这样艺术的丰富性会不见。如此音乐也就会变成纯粹礼仪用的东西。做礼仪用当然也有它的意义,我常讲所谓的仪式就是特殊时空下的特殊行为,你偶尔做个仪式,比如过去官方祭天、祭孔时奏这种音乐,你还会觉得无比庄严呢。但它就不是我们生命中对应生活、抒发情怀乃至完成境界的音乐。


你晓得雅乐的功能、特质与局限,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中国乐器,后来会不见。


孙:不过从中国乐器的生命性来理解中国音乐的历程,您的这本书还是给我很多启发。尽管此前,我已经读过您的大部头著作《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但发现将乐器单独拉出来谈,会对某些议题领会得更深刻。尤其在您论到不同乐器的特质之时,我会想到一句话:风格即局限。而能在此间成为大家,一定又是对这局限有所突破的。


林:当然是如此。一个东西越具有特质,发展性往往也就不够,到后来恐怕还会面临死亡。但相对的,如果它什么都行、什么都能表现时,也就不容易聚焦。这是谈艺术表现必然要观照的两面性。好的艺术家就是能在这矛盾中不只是取长补短,甚至能化矛盾为统一。从乐器的发展轨迹来看,历史上一直能流传下来并在使用的乐器,某种程度上在这两方面多少都有所得兼。


比如古琴明代之后就过度的清微淡远,就谈不上有后来的发展。相比之下,琵琶之所以在这几种乐器里发挥得相对好,一是因为它音色的特质本就明显,二来还因它技法所带来的丰富性,使得它有蛮大空间的开展空间。


孙:所以虽然知道您一向强调守住原点的可贵,但评价到某些演奏家的技艺时,还是对他所做的突破非常有肯定。


林:在你已经掌握了它的特质之后,重要的就是又能不为它所限。


但话说回来,有突破的艺术家,特质又是保存得最好的。比如吹笛子,大家音色就没有俞逊发厚实。有些人下笔落弦,就是比你行嘛。


孙:您的这本新书,非常适合和过去出版的《谛观有情》交插来读。尤其是将您当年所录的那些曲目CD,在看新书时对比来听。这次我听《汉宫秋月》,就是在听不同乐器奏出的感觉。不得不承认,不用心听,有时会听成两首曲子。


林:这正说明,乐器本身是有个性的。一个曲子移植到一个乐器,它必须内化成那个乐器本身的个性,才流传得下来。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作曲家在运用乐器时,不能像西方、或者像许多人作曲的观念那般,以为作曲者就是个原创者,我想怎么创,乐器、演奏家都得为我服务。


好的音乐家,必须懂得跟中国音乐的乐器对话。过度违逆它的个性、或不管它的特质,你这个曲子就很难留得下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谛观有情》里始终提到:“乐器不是中性的”的原因。

孙:我们这种外行耳朵真是不行。所以听您录的CD,发现一碰上粤胡的曲子,常常就会错意。明明是愁,我则听得无比舒适、惬意。


林:因为粤胡的音色有那个甜度。所以它那个怨,绝不是让你听了想去死的那种。而是软绵绵的、有点撒娇的感觉。里面也没有什么人生太深的尴尬冲突。这一方面缘于粤胡的拉法,更根柢还是它的音色。你想下,让粤胡来拉《江河水》会怎样?


孙:(大笑)所以,粤胡一拉,我就想到广东餐馆的背景乐了。



三、诗词中的中国音乐:从诗到词再到曲,最主要是唱的需要

孙:其实,我已不止一次说过,林老师接下来应该有一本书,是谈中国古诗词中的音乐。因为这个让中文系老师谈,他可能乐理欠缺。而让音乐系老师谈,诗词底子不厚。您谈最合适。也确实,有些角度和提法,没人这么切入过。


林:诗词音乐是这样。首先,诗词好不好,要念出来,看它有没有声腔的感觉,你要能抑扬顿挫、幽咽畅朗。它不是单纯地放在那里,就看一个意象而已。举例来讲,诗为什么比词刚直开阔,这是跟它整个的结构性有关的。诗比较工整,词则是长短句,一有长短,就开始一唱三叹,也就开始委婉。所以你做花间词,很容易做。但要让诗,短短的几十个字,写得美美的就很难。


词,为什么产生?我们的文学史通常会说,唐诗经过初盛中晚,到最后写不出好诗了,因此就产生了词。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若认真想,宋诗乃至清诗,其实还是有许多写得很好的作品,就知道这只是部分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其实是音乐性的需要。


这主要跟历史上安史之乱后大量乐工流到民间有关。乐工要在民间卖唱,就会发现诗这种固定性格律对音乐的表达产生了一定障碍。作为对它的突破,因此会出现《阳关三叠》这样的吟唱。有人认为三叠是把最后一句唱三遍,也有的说是把“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句变成“无故人呐,无故人”这样的吟咏,但无论哪种说法都可以看出,这是为了唱的需要。这些后来有些失传,有些变成宋词的根源,有些更直接进入元曲中。而演变的轨迹都显示出,它的音乐性,越来越变得跟文学性一样重要。


所以当我们今天讲“诗乐和谐”,这个诗,还真不是应对着“诗三百,可以歌”而讲,甚至在唐诗中都不太能看到,更多可以见到的是在后来的宋词元曲中。中国的歌乐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声情并茂,它体现的是,你的音乐本身的整体感觉,同样也必须是诗词里面的感觉。


孙:怎么讲?


林:意思是,这里音乐的存在,不是为了让歌词朗朗上口而已,而是音乐要加深诗词内在的意象性,或某些生命情性。


举个例子:黄安唱那首“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我说你把它换成:“我家小猫生三只,两只公的一只母……”其实也成立。这说明它的音乐本身,只是让大家朗朗上口,音乐并没有对歌词本身有渲染、烘托,乃至于对应、深化的作用。


而另一位台湾作曲家郭芝苑写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唱),有点感觉吧?你就不能在此唱成“我家小猫生三只……”马上就不对了。这就表示,即便抽离了歌词,音乐也让我们一定程度兴起同样的感慨,如此,词与乐相应,我们唱时就更情思盈怀了。


中国人谈歌乐就谈声情并茂,声情是指声音里所映现的情感或世界,它得跟这个词曲作品达到同样的高度,这才是好的诗词音乐。而我们现在很多的诗词音乐都在这方面出问题。不客气地讲,邓丽君唱《虞美人》,尽管大家也觉得朗朗上口,如果从中国原来所要求的歌乐标准,音乐也还不能算到位,就把李后主的词作唱小了。


再举个例子。元诗人萨都剌的《金陵怀古》:“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唱)。后来杨荫浏先生将它填成岳飞的《满江红》。两个就是吻合的。吻合就是,我不唱歌词你也知道我大体的情绪,那种苍茫感慨……



四、反正听过琵琶,你就知道不会是“幽咽泉流冰下难”

孙:听您每次将诗词与音乐这么一谈,许多东西都廓清了。甚至连有些诗词版本的问题都解决了。比如白居易《琵琶行》里“间关莺语花底滑”后面那句,有的写作“幽咽泉流冰下难”,有的是“水下滩”。单从诗词本身的押韵,前面那个版本是挺押韵的,但是您从琵琶这个乐器来讲,我们会知道,还是水下滩更对。


林:《琵琶行》是从诗歌角度,对音乐做一个外在形态的描述。就从音乐本身来看,白居易也是内行的。但是这一句要取哪个版本,还要看《琵琶行》它所描述的东西还原成音乐之时的具体情境。


比如,前一句:“间关莺语花底滑”时,肯定不能唱得硬邦邦的,或者音乐旋律很急促那种。一婉转,有叹息。再到接下来这一句:“幽咽泉流……”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唐诗的平仄对仗,在长诗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格,所以尽管“冰下难”较“水下滩”对仗更工整,却也不能因此以文害义。而你真听过琵琶就晓得,幽咽泉流水下滩,琵琶就是有这种幽幽的音色感觉,就是可以既很形象也可很意象地奏出水流淙淙乃至渐趋幽涩的感觉。而那种幽涩,还用冰来形容,音乐简直就是僵在那里了。


孙:(笑)所以知道,要是不懂音乐,学中文的训诂都会训错。


林:当然会训错啊。反正听过琵琶,你就知道不会有一个冰下难的意象。



五、艺术最终比的是境界

孙:也可能因为又虚长了几岁,看《宛然如真》也好,重读《谛观有情》也好,对某些字眼会有新的体会。比如您评点某个演奏家时,嘉许那种音乐中透出的怡然自得,就格外给我一种安顿的感觉。


林:这当然要看什么曲子。不能说所有曲子奏得好,都是这种感觉。


孙:我现在理解,怡然处,必有生命里的化开。演奏者能传达出这一点,就会让人不只是在悲痛与凄苦里转啊转,拔不出来。用您当年的话讲:悲愤之后又如何?


林:我理解你的意思。不如换个词,就是好的艺术里有生命的境界。我们谈艺术,不是谈它如何动人,如何炫技,艺术的形式如何完整,而是看它最终呈现的境界。


也就是,面对人世中的生老病死,境遇中的进退起落,你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它?


当我在肯定一个音乐家的音乐时,我其实是看这里面的生命境界。


孙:不过涉及到境界,就像中国人谈书法喜欢讲人书俱老一样,真是得功夫练到一定年纪才会出精湛技艺。但从电影《百鸟朝凤》里我们已能感到,很多学中国音乐的年轻人,怕还没练到这种程度,就可能转身离去了。毕竟,新的时代让他们有了更多选择与施展空间,因此觉得不必要在传统音乐中挥发生命情性。


林:一个人想走出新路,开辟新的演艺天地,当然是他自由的选择。但这里仍有一个盲点:艺术本身就是在有限之中具现无限。所以当你只想到自由发挥这一面时,你的艺术就没办法聚焦。


你可能觉得传统束缚了你,使你不自由。但是这到底是因为你没有把所学打透,还是这样一个乐器真到了非转身非得怎么样的境地,这中间还是需要一个反省与观照。


插个题外话。我今年四月在广州为一群茶人上“茶人的文化修养”的课时,有个人类学背景的习茶人士问我,你的茶与乐对话做了二十几年,你说你是以茶显乐,以乐映茶。那到底是茶重要还是乐重要?


我说两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这两个载体,让大家能够六根互通。


开玩笑但又不无深意地说,不喝茶不会死,没音乐也不会死,所以茶与乐根本不是我的目的。真要说,乐演得有多好,茶喝得多好,都不是真正的焦点,重要的是这两者交参所透露出的生命观照。如果你只把它理解成一个传统音乐会,是借这种场合把《春江花月夜》又演奏一遍,好像又是在卖老祖宗的东西,那就是大大的误解了。


孙:说到底,艺术是用,就像茶也是用。以用显体,最终体现的是您常讲的道。艺术最终还是要达到道艺一体,才会让人在里面得到境界的提升。而这,最终又还得归于功夫的锤炼,而不只是简单地转个方向。


林:所以,艺术为什么要强调“所贵者胆,所要者魂。”对传统,对艺术,你要用最大的智慧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两者缺一不可。在这里轻易转向者,多看到传统限制了自由。但其实,我在《谛观有情》与《宛然如真》里所提到的那些前辈大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传统里显现出新的可能,并且呈现出动人的生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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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然如真》

作者:林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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