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恭忠｜概念史视野的中国近代知识转型

“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更不可能有行动的政治领域。”德国概念史研究代表人物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这句话，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概念史研究的旨趣和意义。现代社会是一种知识共同体，共享一套基本的知识体系，否则难以达成有效沟通和共识，更谈不上集体行动和集体认同。概念则是构筑知识体系的基础，特别是一系列涉及公共生活基本原理的关键概念，对于现代政治-认同的确立、维系和巩固，尤其具有基石性的意义。近代中国的“千年变局”，某种意义上也是知识体系的再造过程。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成长而言，“世界”“国家”“社会”“历史”“个人”五组概念群尤为重要。它们的生成演变脉络，可以反映近代中国人如何找到一套能够帮助个体“安身立命”的新式知识体系，形成共同的世界观、国家观、社会观、历史观和个人观，从而成为自觉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世界”概念的萌芽始于明清之际。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为中国士大夫带来了直观而具体的“万国”知识，对由来已久的“天下”观念构成了初步挑战。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国际法逐渐成为主导近代欧洲政治版图的基本原则，并随着欧洲的扩张渐次成为全球性的规则。

鸦片战争前后，面对“夷人长技”的冲击，少数士大夫被迫正视原本被自己视为“夷人”的远方对手，开始“睁眼”看世界，并重拾利玛窦的知识遗产。经历了连续的惨痛打击，清朝统治集团被迫接受千年“变局”、“万国”竞存的事实。国际法在“万国公法”名义下的输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开设相关课程、学习国际法知识的尝试，体现了晚清统治者走向“世界”的艰难步伐和“国际”观念的成长。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种”“殖民地”“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国际主义”等政治概念成批输入，与渐次高涨的反对“殖民地”“治外法权”“种族主义”的斗争相互激荡，与政治革命的实践相互发明。经过中国革命语境中的深化和淬炼，这些概念不仅重塑了中国人对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认知，也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国家是集领土、统治系统和民族-国民等要素为一身的政治共同体，对“领土”“边界”“疆域”等概念的认知，以及在地图上呈现的民族国家想象，构成了“国家”概念的空间表象。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其构成建立在形式、结构和制度的基础之上。“共和”“法治”“政党”等概念如何与本土既有的知识资源对接，如何融合东西方传统，又如何引导现实中的政治行动，构成了“国家”概念的制度内涵。

“国家”概念付诸实践，往往伴随着对人群的形塑。晚清以来的知识人为个人与群体的启蒙改造设想过众多方案，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国民”“民族”“新民”等与现代国家相匹配的概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群众”概念逐渐流行。这些概念与国人的身份认同、政治意识相互作用，其内部又因性别、地域、族群、阶级的分化构成了纵横交错的界限。

近代中国“国家”概念的形成，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家国关系的重构和社会文化层面的认知变迁。从“为国破家”到“为党固家”“保家卫国”，家庭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地位不断反复，实则反映了“国家”“国民”“解放”“自由”等概念内涵的转折。以“国”命名的一系列概念，如“国医”“国学”“国货”“国术”“国乐”等，则显示了中国本位价值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挣扎和融会中西的尝试。

“社会”为中文固有词汇，但其古义是指“社”日的集会，后来又指民间的迎神赛会，往往带有官方或儒家精英居高临下的轻蔑贬抑态度。明治日本知识人用汉字词“社会”对译society，该词由此逐渐成为一个近代概念，并在甲午之后回流中国。新的“社会”概念蕴含着改造现实的能量和面向未来的期待，具有更为正面的意义。

近代社会的复杂性，对理论认知提出了挑战。有的从“经济”“资本”角度切入，有的从“阶级”分析角度切入，衍生出“封建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本土特色概念。“自由”“平等”成为改造社会的理想和基本原则，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则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乃至“功利主义”“人道主义”“民本主义”等各具特色的“主义”。它们彼此竞争，重塑了中国人“团体生活”的面貌。

与传统时代不同，近代以来“青年”和“妇女”冲破“家庭”，扮演了备受瞩目的社会角色。一些看似传统的概念，如“民生”“福利”“卫生”等等，也增添了新式内涵，彰显出特别的意义，在塑造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构建。

“经”和“史”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知识体系中具有崇隆地位。清末民国以来，经学衰变，原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功能逐渐丧失。史学则借助外来知识得到改造和新生，继续作为知识体系的根基，在形塑中国人的世界观、国家观、社会观和个人观方面持续发挥重要影响。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从一开始就自觉地以培育近代国民意识为己任。

新式“历史”知识走向学科化、体制化的过程中，围绕“进步/进化”“文明/文化”“封建/迷信”“现代化”等概念产生了各种语义竞争。这些带有方向性承诺和指示性意涵的概念，均对中国人关于“历史”“现实”“未来”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产生了重要影响，形塑了相关知识的生成和变化。

知识变革的步调和节奏愈益变快、变强的同时，保守、守成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历经一系列尝试和论争，“传统”概念逐渐确立。在此过程中，对于数千年本土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情感，愈益成为近代国民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支持因素。

传统中国社会以家庭为本位，以血缘、地缘及所谓“精神”共同体为联结纽带。“个人”概念的引入和广泛传播，则帮助中国人重新确立“公”与“私”的差异和边界，据此对各种既有的社会联结及组织形式进行重估、加以调整。围绕“个人”形成的衍生概念、理论话语乃至知识范式，涉及哲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乃至生物学、医学、卫生学等诸多领域，日益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社会通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化传统、革命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多重定义之下，相关论述被选择性地加以吸收和利用，促使“个人”作为集体的一份子在历次社会动员中持续发挥不可或缺的参与作用。“个人”概念通俗化的过程中，其末流思想曾与本土旧有的消极避世的人生观相结合，带有现代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色彩，由此成为被检讨和批判的“个人主义”。对于“人格尊严”“自主意志”的宣扬，则帮助年轻一代从等级化、依附性的人身关系中解放出来，以独立的现代个体及民族国家成员的身份，担负起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职责。

总之， 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关键概念的形成，既是近世以降全球背景下人类知识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走向“自觉”历程的一个重要侧面。“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并非自古以来就存在于芸芸众生头脑中。普通中国人能够清楚地知道何谓“中华民族”、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种自觉意识有赖于一套复杂的认知框架和表述体系作为支撑，后者又以一系列关于世界、国家、民族、社会、个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概念作为基石。立足全球视野和本土情境，聚焦那些作为公共生活基石的近代关键概念，从语言翻译、文本传播、制度变迁和政治社会实践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生成演变的基本脉络，这既是对中国和全球现代性进行深度探究和反思的基础工程，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