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杨绛先生仙逝，之后的一年，关于她的消息就没有断过。看得愈多，愈发疑惑，怎么大部分都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了呢？
今天微信，分享道长去年在《一千零一夜》中讲杨绛和她的作品《干校六记》。当然，一个人越丰富，可纪念的就越多，这也只是其中一个角度。但读她的作品，把她放回时代中，可能更容易理解其中的可贵。
你说是谁在毁中国文化？
前一阵子讲《心经》，有朋友留言说：“儒、道才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东西，你这个人总是讲一些外来思想，你这个四眼仔，我要砍死你！”我看了就高兴。我觉得乐的是什么呢？
坦白讲，在我看来，如果你本土文化，我们国家自己的根扎得够深的话，区区一些外来影响，其实不太动得了我们的筋骨。您真要说到之所以现在我们传统的东西丢失了，被毁坏了，恐怕不是什么外来思想，不是因为我给大家在这边讲了一些佛教，就使得我们的儒家、道家完蛋了。那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你讲儒家，曲阜的孔庙、孔林、孔府，这些地方都曾经有一段时期被大规模地破坏。那时候把里面的碑毁了一千多座，书烧了十几万本，孔夫子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坟被挖了出来，但是里面没什么东西，连尸体也没有。那么干脆把孔子后代的几十世孙的尸体挖出来，剩下骨头烧了扬灰。
当年干这些事的人还兴高采烈，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我们成功地把孔子的塑像泥胎挖出来，打出来，把它粉碎了”。
你说是谁在毁中国文化？是外来思想吗？类似于这样的事件，在那个十年之中还发生了很多，我说的就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8月24日，哈尔滨极乐寺被捣毁。 李振盛摄
今年不能不跟大家讲“文革”
今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以及结束四十周年的日子。我们今年不能不跟大家讲一些关于“文革”的书。
而讲到“文革”的书，我特别给大家介绍一本来当做开场白，就是我手上这本《干校六记》，杨绛先生的名著。这部散文集六篇文章，非常薄、非常短，但是它非常地耐人寻味，值得细读。
今年虚岁算是105岁的杨绛先生，在她这本小书里，正好有一些片断跟我刚才讲的有奇特的牵连。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各代各辈的名人，革命小将如何对待他们的坟墓和尸体。那在那十年间死去的人，他们的尸体和坟，又是怎么来处理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
我看见几个人在胡萝卜地东边的溪岸上挖土，旁边歇着一辆大车，车上盖着苇席。啊!他们是要埋死人吧？旁边站着几个穿军装的，想是军宣队。我远远望着，刨坑的有三四人，动作都很迅速。有人跳下坑去挖土，后来一个个都跳下坑去。忽有一人向我跑来，我以为他是要喝水，他却是要借一把铁锹，他的铁锹柄断了。我进窝棚去拿了一把给他。
借铁锹的人来还我工具的时候，我问他死者是男谁女，什么病死的。他告诉我，他们是某连，死者是自杀的，三十三岁，男。
冬天日短，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荒凉的连片菜地里阒无一人。我慢慢儿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谁也不会注意到溪岸上多了一个新坟。
第二天我告诉了默存，叫他留心别踩那新坟，因为里面没有棺材，泥下就是身体。他从邮电所回来，那儿消息却多，不但知道死者的姓名，还知道死者有妻有子；那天有好几件行李寄回死者的家乡。
过了年，清明那天，学部的干校迁往明港。动身前，我们菜园班全伙都回到旧菜园来，拆除所有的建筑。可拔的拔了，可拆的拆了。拖拉机又来耕地一遍。临走我和默存偷空同往菜园看一眼，聊当告别。只见窝棚没了，井台没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了，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剩下满布坷垃的一片白地。
——《干校六记》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存在过呢？
这是来自《干校六记》其中一篇叫《学圃记闲》的文章里面，杨绛的文笔有一种很安静的、很端庄的世故，非常地平淡，但是非常地耐嚼。杨绛跟她的丈夫钱锺书先生在干校里面劳动的时候，她就是负责开辟一块菜圃、苗圃。她说自己很闲、很得空。
刚才那一段就安插在“记闲”这样一个题目下面，一个人的尸体如何草草下葬，葬了之后又如何整个尸体连带一切都被遗忘，就跟那场运动过后到现在的后果一样，很多东西被掩埋了，被铲掉了，也就没了，就算了。那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存在过呢？
在那个运动里面，我们对于以前有名有姓的人物的坟墓是珍而重之地来破坏，来铲除。而对于同时代一个一个活人的态度却是那么的潦草，那么的随便，这就说下来到底“文革”死了多少人？
我们知道“文革”那十年是整个国家机器几乎瘫痪掉的十年。所以，很多正常能够帮我们统计数字的机构，也几乎处于一种瘫痪的停顿状态。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是没办法知道那时候到底人命的损伤怎么样，有的人说是两百万，有的人很夸张说是两千万。
但是，这一切在这本书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刚才那样的一个段落，在一个“记闲”的状态底下出现了。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但这真正就是《干校六记》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之一。
杨绛
“文革”到底有没有存在过？
我觉得在节目里谈到“文革”，难做的地方倒不是因为它有多敏感，难讲的地方在于太多当年的人觉得是常识的东西，今天的年轻人却没听过。我前阵子跟一些年轻人讲起姚文元、张春桥，他们居然觉得那是一个历史人物，搞不大清楚到底是谁。
那么就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干校六记》书名的“干校”指的是什么？
干校指的就是“五七干校”，它指的不是一家学校，而是一大批学校。但与其说是学校，倒不如说是种生产大队。1968年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林彪，是5月7号发出去。这封信后来也都公布出来，让大家学习这封信的精神，所以由此成立的一种学校就叫做“五七干校”。
那个精神指的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当年抗战的时候，各个抗日根据地，有一种很好的社会实验，各个部队不只是打仗，部队也生产。它也种地，提供自己的部队所需，它就是一个社会学校，三教九流的人物为了共同的理想在里面，互相交流彼此的经验和知识。
听起来像一种社会乌托邦实验。他觉得现在也要继续推动。从黑龙江开始，有人开始自发地搞起“五七干校”，慢慢地，就遍及到全国很多地方去了。
“干校”就是干部学校，把各个干部，以及一些像钱锺书先生、杨绛先生这样的教授、知识分子全部拉下去，重新整顿学习。要改造他们，因为他们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洗脱不去的资产阶级的味道。他们需要好好学习。向社会上的贫下中农学习，在生产过程中刻苦锻炼，运动中，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先生、老教授，或者当时五六十的杨绛老师、钱锺书老师他们都去种地干活，熬一下苦日子。把过去几十年做的学问全丢一边去，因为那个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学习改造。
后来很多关于“文革”的回忆里面，我们都看到很多描写都写得非常悲切。但杨绛先生不是，他非常冷静地在写。她写自己的女婿因为被“斗”自杀不在了，她的女儿钱瑗送完她二老去干校之后，自己一个人回家收拾行李，那种孤苦、那种孤独，她觉得难过。
但是笔锋一转，居然转写到一个笑闹剧上，写丈夫钱锺书，短短一年“干校”，就已经不像是原来的那个人，没被旧识所认出来，闹出笑话。虽然这是苦中作乐，但文章的前面刚刚写的是女婿的惨死和女儿的凄惨。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写法？怎么会用这样的写法来对待“文革”呢？但这真正就是《干校六记》最独特的地方。
五七干校老照片
谁该感到羞愧？
钱锺书先生在为他的夫人杨绛先生写的这本《干校六记》里面有一篇小引，其实是个序言。在这个小引里面，钱锺书先生提到一点，就是说这部文集只有六篇文章，叫做六记。
但其实大可以加上一记，多记一件事儿。记什么呢？他说，在那个年代，凡是觉得自己受迫害、受委屈的人，有愤怒的人大可以记“屈”，而其他绝大部分人可能要记“愧”。怎么个惭愧法？我们看看这篇序言里怎么说。
《干校六记》小引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不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作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
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
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
《浮生六记》——一部我不很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
谁知道没有那么一天，这两部书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钱锺书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钱锺书在1980年写的这个序言里面就已经提到，当时那些真正干坏事的人事后多半会忘记了自己过去干了什么，此后绝口不提，假装一切正常，重新活过一样。
钱钟书和杨绛
大时代中的小插曲
我们看看杨先生如何回忆这段五七干校的历史。她不像当年“文革”结束之后冒起的一批文学作者，他们写“文革”是怎么写的呢？他们就真的是一来就针对那个大背景、大故事来写。这是当年的流行写法，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伤痕文学”。而杨先生的写法又是什么呢？写的是大背景底下的小插曲。
“伤痕文学”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情绪上的控诉，觉得自己当年受委屈、受伤害，今天需要被安慰、被治疗、被清洗，有很多的反省跟自我批判，以及更多的某种义正词严的对他人的、对当时局面的批判。
当时大家写的感情模式都非常接近，而《干校六记》在这个情况下就显得相当特殊了。为什么呢？因为《干校六记》你听名字就知道，明显是灵感来自于清朝沈复的《浮生六记》。
《干校六记》和《浮生六记》一样带着一种好像苦中作乐的情绪，明明才讲完自己女婿怎么死，讲完自己的老公怎么变形，但杨绛先生笔锋一转，就把那个苦事写得好像也都能够琢磨出一种趣味。
为什么她会这么来写呢？这种写法到底下面想表达些什么呢？其实她不是为了要美化那个大背景、大时代，恰恰相反，她写这些边角的插曲是一个局部，影射出了一个全局。
因此，她这本书之所以难读，或者说表面好读，实质上很值得咀嚼的地方，就是因为她站在很多一点一点的角落片段里面，只言片语，就点出了一个很复杂的大时代的人的心里的复杂的情况。
我们搬家那天，乱哄哄的，谁也没看见小趋，大概它找伴儿游玩去了。我们搬到明港后，有人到“中心点”去料理些未了的事，回来转述那边人的话：“你们的小狗不肯吃食，来回来回的跑，又跑又叫，满处寻找。”
小趋找我吗？找默存吗？找我们连里所有关心它的人吗？我们有些人懊悔没学别连的样，干脆违反纪律，带了狗到明港。可是带到明港的狗，终究都赶走了。
默存和我想起小趋，常说：“小趋不知怎样了？”
默存说：“也许已经给人吃掉，早变成一堆大粪了。”
我说：“给人吃了也罢。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拣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
这段文字，其实就是整本《干校六记》里面，唯一一次着重讲“情”的文字。这篇文章就叫做《“小趋”记情》。 “小趋”是条小黄狗，也就是他们干校不晓得哪儿弄来的一条小狗。他们养的这条狗是从小跟着他们养到大，很喜欢跟着这个杨绛先生。这个小狗，小时候就特别可爱，走路一滚一滚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也没什么好东西喂它吃，狗不是吃粮食的，得吃点肉。他们就光给它一些剩余的粮食，还不敢给好粮食，要不然会给一些政治正确的人批判他们，说这个人吃的东西你们居然还给狗吃，所以这个小狗常常得去抢人的屎来吃。
再说下去，你就会看到，它既然篇名叫“情”，可见杨先生、钱先生对这个“小趋”是有很深的感情，他们真的很喜欢它，可是里面就有这么一段很奇怪的话。她说，尽管如此，她是从来不敢对它表示出任何的深厚的爱意跟感情，她从来没有好好地抚摸过它的。
你比如说你平常喜欢一个小狗吧，就哪怕街上走过一条小狗，我们喜欢的都摸一摸嘛。她不会！她为什么不摸？是因为她怕学校里头有人会批评，批评什么呢？就是说养狗是资产阶级太太小姐的玩意儿。那你又不是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你养个什么狗，养狗是讲实用，你要不就养来吃，要不就养来看房子、看家，谁叫你那么爱护它，摸它的。
因此，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很平常的人跟狗的这种感情，在那个时代底下，它不能正常地得以表现出来。那么这恰恰就是这一篇讲情的一个核心点。
再说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运动在干校里面我们所见到的场景，尽管杨绛先生一直想从这种小情小趣、苦中作乐的角度来写干校。但是，往往其实它会有一个很深沉的大的悲哀，在那个背景底下，会缓缓地往上浮出来，渗出来，像气泡在湖底下冒出来一样 ，是躲也躲不了，藏也藏不住的。
五七干校老照片
无法改造的私心
到底这干校干了这么久有用吗？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杨先生就说，这个干校其实最后什么也没干成，也都干不了。
起码从她的经验来看。比如说当年几十万的干部，学有专才的一些专家、大师们，通通送去，荒废了自己原来干的事一段时间，天天做一些自己本来不擅长的事情，比如说种地。
这么搞，你说是不是能够产生一些学习的效果，让他们灵魂得到改造呢？
杨绛先生就说道，这场运动到了后来，她发现，她这个改造是白改造了。经历了两年的干校，十几年的运动，她发现她自己整个人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她自己，仍然是那个有私心的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们要知道，“文革”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斗私批修”，就是要斗人的私心。而我们的私心往往是各种各样的坏的思想，比如说修正主义造成的，这正是一句口号能够总结的，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嘛，对不对？“灵魂深处闹革命”。
我们天天背口号，天天搞运动，天天斗别人，斗自己，检讨自己，就是为了要把我们身上的那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那种为了生存、为了自我保存而有的那股私心抹除掉。我们应该效法的是什么呢？是雷锋！我们要专门利人，毫不利己，最后弄成是满街皆圣贤的一个理想境界。
但是，你看在干校里面，杨绛先生就说了，整个过程里面，他们会不断地区分出“咱们”“我们”与“他们”。“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好人，或者是“他们”是幸运的，“我们”是不幸的，“他们”是领导，“我们”是遭殃的，“他们”不用日晒雨淋，“我们”在吃苦！运动里面，由于这种运动总是要标签，总是要揭发，总是要打击，所以总会区分出各种各样的人群。
在这个时候，大部分人要想的就是，我怎么样不要成为被揭发、被批斗的那群人，我怎么样不要成为遭殃的那一群，我怎么样成为“安全的我们”。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许，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想方设法让自己活得更好，或者想方设法让自己安全。
在这个过程之中，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很过分的事情，出卖我的老同事，出卖我的老师，出卖我的老领导，出卖我的家人，以达到自我保全的地步。那这样子，我就不会遭殃了，我就能够活得好一点。
比如说，到这书的最后的时候，杨绛先生就说，当时她最想的事情就是钱先生能够进入老弱病残名单，早点送回北京。即使她一个人留下来，不要紧，这样子他就能够回去有女儿相伴，她偶尔也能够回北京跟他们相会，再来想的，当然就是我们一家人都平平安安地回到北京城。
可是你这么想，这难道不就是个私心作祟嘛？你正确的想法难道不该是我们在这儿接受改造，我们在这儿劳动，我们很快乐。或者至少，你说我们在这儿劳动改造，没那么高兴，大家很辛苦，你盼望的是大家一起结束这个让人痛苦的局面，你怎么可能想的是你一家子的快活呢？这么想起来，你难道不是私心很重吗，也就是说这个运动好像是白搭了。
其实，这么一小段文字正是整个《干校六记》的整本书的一个象征，它就是以小观大，以一些小节让我们看到“文革”的那个大背景，那个钱锺书先生所说的那个没有在书里面正面写出来的大背景，透过这样的局部折射出来了。这个运动在最后刚才我说的那段文字里面，它折射的是什么？
整场运动想要改造人性，想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让我们都变成更伟大、更崇高的人。它改造的结果，却是使我们每个人也许都变得更加自私了，更加想着自己了。
为了要想着让自己安全、幸福、快乐，或者至少不遭殃，我也许在这个过程之中需要伤害很多的人，也就是钱先生所说的那些必须让你惭愧的事。而事后又由于我们都想自我保存，活得好，那些种种让我们惭愧的东西我都忘了，我都丢掉了，那我今天就活得很高兴，自由自在，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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