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
“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
这篇手记来自中文版编辑索马里，原文发布于公众号做書（ID：ipublishing）转载已获得作者和原公众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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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费兰特小姐
撰文：索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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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就是费兰特的中国出版人，wow~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到达法兰克福机场一小时后，我和同事Gloria就出现在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老社长西格弗雷德·温塞德（Siegfried Unseld）布满藏书的旧宅里。为庆祝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Meine Geniale Freundin)德文版上市两个月销量就突破20万册，苏尔坎普出版社邀请费兰特在40多个国家的出版人齐聚一堂，用一场“秘密晚宴”庆祝费兰特——再一次地——征服了又一个国家的读者。
苏尔坎普 费兰特 秘密晚宴
“我只有一句话要对你说，你一定要有耐心。等这个系列的一本本慢慢出来，这本书一定会收获自己的读者。”因为过度劳累，费兰特的经纪人Clementina的颈椎几乎瘫痪，还是给了我一个笔挺坚硬的拥抱，她粗粝的意大利嗓音让我想起费兰特笔下的很多女人，即使她们在面临无声的暴力和疲惫时，她们的表达也是坚定、从不柔弱的。
“在波兰，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丈夫都是看妻子彻夜不睡看那不勒斯系列，然后也跟着看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来自波兰的出版人Izabella Kaluta女士告诉我。
苏尔坎普出版社的CEO Jonathan Landgrebe博士挨个念出到场和未能到场的出版人的名字。在这个唯一的主角缺席的聚会上，在这栋塑造了20世纪德国出版版图的旧宅里，我无法从脑海里赶走的一句话，那恰是温塞德先生在他那本《作家与出版人》一书中引用卡夫卡表达自己的出版志向的句子：“一本书必须是打破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子。”
在极其短暂的出版职业生涯中，我确定自己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强烈的归属感，也确信自己在参与创造某段动人的历史。
而那个缺席的女人，那个躲在自己的笔名（埃莱娜·费兰特这个名字，在意大利文中也并不女性化）二十多年的女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法（也不愿意去窥探）知悉她的长相、言谈举止、她写作的怪癖，她说话的腔调。但她好像就在这里，和我们隔着那出于契约和尊敬而小心呵护的距离。
“这看起来不是给男性读者的书，但恰恰如此，这恰恰是男性读者们应该看的书……”聚会快要散场时，费兰特的美国出版人Michael Reynolds告诉我，“他们能从中看到，在和女性相处时，自己是如何滥用了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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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要到两个月之后，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上市后，我才再次想起Michael的这段话。这本书的出版过程让我极度焦虑，因为它史诗般的长度（英文版过2000页），到容易被人误解或轻视的题材（女性友谊、女性的奥德赛），到封面设计（如何向中国读者传递出费兰特的纤细和强大）……
《我的天才女友》简体中文版封面
有好几个月，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在质问我：你觉得，中国的读者们准备好阅读费兰特了吗？
“在莉拉和埃莱娜的生命中，有很多事件显示了一个人如何从另一人身上汲取力量。但要记住这一点：不仅仅是在她们帮助彼此的层面上，同样也体现在她们互相洗劫，从对方身上窃取情感和知识，消耗对方的力量。”费兰特的书信（散文集）Frantumaglia最近出版了，她在其中如是阐释她所理解的莉拉和埃莱娜的友谊。
这种友谊的模式，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确实不太好懂。
费兰特完全不是阿娜依斯·宁那种将女性体验描述成文雅SM关系的闺阁文学作家——费兰特不止一次在邮件采访中表达了对“闺阁文学”的厌恶，认为它本质上是种逢迎媚态，一种主动的被观看的姿态；她也不是尤瑟纳尔那样的女性，当后者要追求充满雄性气概的文学风格时，必须在文字里将自己虚构成一个男人（哈德良或其他），然后得以痛快地书写男性对世界的欲望和认知体系。
“男人们，被快感搞得晕头转向，几乎不动脑子在播洒自己的种子。他们被高潮控制，他们让我们受精。他们进入我们体内，然后抽离，然后离开，将他们的幽灵隐藏在我们体内，就像一件丢掉的东西。”（《离开的，留下的》）
四部曲洋洋洒洒到了粗粝激烈的第三部，埃莱娜和童年起就一直暗恋的尼诺终于在外部环境最不配合的情形下（两人都是已婚），有了肌肤之亲。但费兰特对女主角之一的肉欲上的狂喜几乎未置一词。埃莱娜事后想的只有上面这段话。完全（非常规的）女性视角，男性变成了一个结构性、伴随着警惕和爱意的观察对象。埃莱娜和尼诺的激情回忆，从如此冷淡的描述中看，某种程度上也像“一个丢掉的东西”。
这种视角，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确实不大能完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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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想起Michael的那句话，我愈发坚信，这是一本对中国读者而言姗姗来迟的书。不仅因为费兰特充满尊严地为我们每个人（不止是女人）记录了身而为人所能经历的各种憧憬、失落、暴力、狂热，还有伤痛；更精确地说，费兰特甘冒文学史的大不韪，将原来那些被“文学正典”排挤在外的那种琐碎经验、回忆，内心那些被转瞬压抑的邪恶或慌张，如此流畅、有力地编排进这部有力的史诗之中。
史诗这种体裁，从来都是和女人无缘的。荷马和维吉尔笔下的男人们都要建功立业，在海上完成自己的航程。但我们的埃莱娜和莉拉，一个人离开了那不勒斯（又回来），一个人留下了，但都和故乡维持着那种令人头晕目眩、深不见底的关联。
《我的天才女友》英文版
我不止一次和朋友们开玩笑：如果有一天，去到那不勒斯，一定有种回到故乡的感觉。确实，在读完四部曲后的好些天里，我还是无法和费兰特笔下的人物告别：习惯性眯眼睛的莉拉、总感觉自己愚笨的埃莱娜、浪子般的尼诺，怯懦暴躁的里诺，莉拉的命运救赎者恩佐、身世可悲的卡门、激进的帕斯卡莱，可悲的基耀拉、可怜又本分的安东尼奥，甚至是怯懦的、挥霍家产的斯特凡诺，和跋扈的高利贷寡头家族的索拉拉兄弟——他们从小说里的1955年，就带着各自纷乱的问题进入我们的世界，50年的时光倏忽过去，他们的命运都在费兰特的笔下被公平地稳步推进，没有人被和那不勒斯有关的记忆抛弃。用英语译者Ann Goldstein的话说，费兰特“哪怕在描写再丑陋的命运时，她使用的意大利语，都带着一种美感。”
是的，谁的记忆深处，没有珍藏的和父亲（或者母亲）第一次独自相处的第一天呢？——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天,那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的第一次,我 不记得之前曾经有过。他对我很关注,就好像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要传递给我他在生活中学到的所有有用的东西。” （《我的天才女友》）
我可以确定，这是我第一次为费兰特小姐的不动声色折服的瞬间。作为一个门房的女儿，埃莱娜在去比萨上大学之前，永远和弟弟妹妹挤在厨房的一张桌子前做着繁重的功课，她的父母对黯淡命运的恐惧，全都体现在对子女的那些呵斥，随时要落下来的巴掌中。家人省吃俭用，终于为她配上了一副丑陋的眼镜，因她是老师眼中那个可能挺有前途的学生。可就是那副眼镜，让她的青春期都充满着残酷的自卑，因为她的朋友，她终生的竞争者和依靠——莉拉，不仅不需要戴眼镜，而且已经出落得惹人注意。这种压力会随时变成对脆弱的家庭理想的控诉和利用。
“你看你做了什么？你打碎了我的眼镜，因为你的缘故，我不能再学习了，我再也不去学校了。”
我母亲一下子僵住了，她正在打我的手，也像一把斧头一样停在空中，我的小妹妹艾丽莎捡起了眼镜，轻轻说：
“拿着吧，莱农，你的眼镜没摔坏。”（《新名字的故事》）
这样的父母亲，家庭内部那些可能永远无法和解的裂痕记忆，也许每个人都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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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6年，即教皇庇护十二世去世、标志着旧秩序终结前的两年，十分之七的意大利人还是定期参加礼拜天的弥撒……1950年代初，意大利的四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1947年通过的意大利法律，承认墨索里尼1929年和教会签订的宗教协约：天主教保留其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并享有一切有关婚姻与道德方面的监督权。”
《我的天才女友》德文版
我在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里重新寻找1955年的意大利——那是莉拉和埃莱娜的友谊诞生的时刻，恍惚觉得离费兰特笔下的那不勒斯只有一步之遥。那些具体人物的命运浮沉挣扎，不就是被这样贫困的历史时刻所注定的吗？莉拉和斯特凡诺哪怕已经变成互相仇恨的陌路人，还不是没法离婚，因为他们的婚姻是在神圣的教堂里完成的；又或者，当艾达怀上了斯特凡诺，劝莉拉让出自己的丈夫，内心还是忐忑地怀疑，是不是可以通过“圣轮法庭“把那段操蛋的婚姻解除？
“1950年代早期的研究表明，每5个意大利成年人中只有不到1个人会用意大利语交流；许多意大利人仍然把他们的籍贯地作为他们最重要的身份标志，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方言或本地语言。对那些没有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而且那些年里，这批人占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
我终于明白了费兰特为什么不厌其烦写埃莱娜一直要决绝地抹去自己的那不勒斯方言，对标准意大利语救赎心切的学习；而因为辍学，她的天才朋友莉拉终身只能用充满地区特色和污秽的方言，准确地表达自己。尽管要用上好多年，埃莱娜才能意识到故乡给予自己的这种丑陋滋养是自己前进所有的动力，与此同时，莉拉一直在凭自己的才智应对、超越这种环境的伤害，这也是埃莱娜最后决定回到那不勒斯的原因。
因为那个真实的那不勒斯，那里的男人女人，他们之间永恒的战争和共同承受的苦涩生活，也是文绉绉的意大利语所无法表达的。
"斯特凡诺肯定会接送我们？”
“肯定。”
“你怎么说服他的？”
她做了一个愉快的表情，她说她已经掌握了如何支配他。
“假如我要一样东西。”她说得很小声，就好像她自己也不愿意听见，“只要表现得像个婊子就行。” （《新名字的故事》）
只要表现得像个婊子一样就行。
四部曲中，有无数的时刻，埃莱娜和莉拉交替着用如此冷酷的话面对他们生活的真相。比如，埃莱娜观察到莉拉对斯特凡诺的的感情——“那不是一种敌意，并不需要报复，甚至也没有厌恶，那只是一种平静的蔑视，对她丈夫整个人的鄙视，仿佛他是地上的脏水。”又比如，莉拉新婚，还在读高中的埃莱娜对未来极度沮丧时，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有缺口的碗——那是我妹妹埃莉莎用来喂猫的碗，后来那只猫再也没有出现，那只空碗落满灰尘，被遗忘在楼梯间。”
还有母亲。从有自尊意识开始，埃莱娜就一直恐惧变成她母亲那样的人，腿瘸，粗俗，嗜钱如命。整个四部曲里，这个母亲只有在第三本里才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一个一闪而过的名字。如果注意到这个令人心碎的细节，我们才能理解，当埃莱娜的母亲和她当面用方言对峙，“你是从我这个肚皮里出来的……如果我和你有一样的机会，我会做得和你一样好，比你更好”时，费兰特想表达的那种母女关系的尖锐、羞愧和伤痛。
“我的生活推动着我，我总是想象着假如她在我的位置上，假如她有这份幸运，她会怎么做。她的生活不停出现在我的对面，出现在我说的话里。”
埃莱娜在第二本中的自我告解，可以视为理解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一个入口。四部曲里很多苦涩的瞬间，无不是这种眩晕的自我确认塌陷的后果（当尼诺对埃莱娜进行迟到的表白时，他说年少时自己误将埃莱娜身上的美妙特质看作是莉拉身上的东西，我们几乎就轻易地进入了这段友谊最黑暗的部分。）
Franco Instagram
很多评论家和读者都察觉到，在埃莱娜和莉拉的关系中，埃莱娜因为脆弱反而更为真实；莉拉聪慧，果敢，粗俗，她像个造物主，有洞悉复杂性的天赋，擅长制造战争和变革，那么，从莉拉的角度来看埃莱娜的人生，又会是怎样？
这个问题也许只有费兰特小姐才能回答了。那不勒斯四部曲也是一部关于become，becoming（“生成”）的成长小说，埃莱娜在莉拉身上不停地追认这种力量，这是她存在最大的焦虑，也是最苦涩的力量源泉。虽然，在一些瞬间里，莉拉其实也很嫉妒埃莱娜身上和她象征的知识界的这种“生成”的力量。当这段充满嫉妒、竞争的关系在后两部中逐渐演化成一种“交托”（entrustment）的关系，费兰特对整个文学史的非凡意义变得前所未有清晰起来。
“她拥有的，就是我所失去的。”多少个世纪以来，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或多或少都对另一个同类产生过这样的隐形攻击。但埃莱娜和莉拉最后的互相体认，她们的终战，并非只是矫情的心理和解。
因为这段友谊从未离开过那不勒斯那令人无法忍受的嘈杂，它因此充满了神奇而恐怖的生命力；因为费兰特小姐片刻都没有忘记，那个落后的意大利南部，在那五十年里所经历的一切荒诞和血腥：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靠代代相传的许诺钳制着整个社区；1960年代的激进变革，帕斯卡莱加入共产党，他和莉拉参与的一些劳工抗议，并非只是虚浮的文学背景；莉拉在肉食厂经受的屈辱，清晰不过地指向的是战后法西斯党的腐败势力；连被“红色旅”绑架并被杀害的前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也会出现在埃莱娜和尼诺亢奋的交谈里。
在16岁的莉拉的婚礼上，埃莱娜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处在自己什么样的街区，她自己的命运和周围人的命运被何种历史诅咒着——那种“庶民”的命运。
"你知道什么是庶民吗?”
“知道,老师。”
在那一刻,我更清楚什么是庶民,要比几年前奥利维耶罗老师问我时更加清楚。我们就是庶民,庶民就是争抢食物和酒,就是为了上菜的先后次序、服务好坏而争吵,就是那面肮脏的地板——服务员正在上面走来走去,就是那些越来越粗俗的祝酒词。庶民就是我的母亲,她喝了酒,现在整个背都靠着我父亲的肩膀上。我父亲一本正经,我母亲张着大嘴在笑,因为佛罗伦萨的古董商人讲了一个淫秽的段子。所有人都在笑,包括莉拉,她看起来像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到底。 （《我的天才女友》）
庶民是一桌。街区的有钱人是一桌。而那个对意大利现状充满批判的尼诺，已经不耐烦地转身要离开，要去向一个更大的世界；埃莱娜知道，自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追随尼诺的方向，她要转身，和她真正的天才朋友告别。
“我们当时十六岁。”
晚安，费兰特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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