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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救过商务印书馆,送给苦难中国的是书籍而非子弹

做書  · 公众号  · 文学  · 2017-07-26 12:54

正文

做書按:


“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蓄积之…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多少衡量之”(孙中山),“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妓院好些”(亚东图书馆创办人汪孟邹),“出版家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更为可怕” (上海杂志公司创办人张静庐),出版的乐趣岂是功名利禄可以形容,“我之所不能言,言之所不能达,人且代我而尽言之,则更胜于我之自言”(商务元老高梦旦)。这些近现代出版业的开拓者们,他们的才华不是写一本书名垂青史,他们的才华是把一本书,以最好的形式送到每个人手里。他们已经习惯了退在光芒之外,“一本书的成功不光在我,所以成名亦不必在我”。


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的门牌上写着:创于1897,有点高调的。



仔细一想,这是一百多年的出版史啊,一百年,战争打了好几拨,货币换了好几种,政权滚了好几轮,大清朝完了,民国政府也逃了,一家出版社凭什么能留下来?

当年圆明园被烧后没过多久,缺德的日军又将目标锁定为商务印书馆和附属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他们很清楚,炸一条铁路一座大桥,几年后就能重建,炸毁一个文化机构,损失不可估量,杀人最怕诛心。这次轰炸中,曾被称为亚洲第一的东方图书馆在浓烟中变成尘嚣,永远消失了。此时,突然理解为什么商务印书馆要把“始于1897”放在logo里。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编辑在商业洪流里勤勤恳恳,上一代出版人则是在风雨飘摇中拿身体护住文化火种,朝野蛮暴力扣下扳机。


凡熟悉中国现代出版史的人都必须承认,在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程中,创始人张元济之后,王云五算第二人。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几十年里,定下了“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出版方针,主编了媲美小型图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他的经营理念让商务赚了大钱,还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最重要的是,上世纪商务印书馆有三次濒临倒闭,王云五救了三次。


 “毁誉参半的文化商人”  


文化和商业似乎最容易成为对立面,清高的文人不屑于流俗,有钱体面的商人看不起文人的穷酸相,两个极端融合在王云五身上后,他被捧上天当做神,也被打入地狱不得翻身。


王云五


谁能想到,做出版的王云五,60岁时突然说想换种活法,特别任性地跑去当了财政部部长。


结果直接导致民国末期出现了经济通货膨胀奇观:全国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短时间内,上海地区上涨了6.3万倍,1937年能买3733石米的钱,此时只能买1粒米。上午算好可买5斗米的钱,下午只能买2斗米,过几天,这些钱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

美国驻兵正在用金圆券点烟


注意,这里所说的货币叫“金圆券”,用金圆券代替现行货币,就是王云五想出来的馊主意。


国民政府利用金圆券将老百姓手里的真金白银换回来,不换就用暴行制裁。“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像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当时外国评论员评价)。某种程度上说,王云五也给苟延残喘的国民政府致命一击。


王云五的厉害之处在于,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蒋介石还是宝贝似的带他去了台湾。1972年任总统选举大会主席,1978年主持过总统选举大会,可见其受重视度。


用鲁迅的话说,王云五这个人心机重,城府深。曾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俞之先生评价王云五:“他既没有学问,而且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当代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说:“在我的记忆中,我接触到的出版界的老人,尤其是三联书店的前辈没有一个不骂王云五,所以我是在听骂王云五的骂声中长大的。”


 一辈子只说自己“识字” 而已 


王云五在百度百科的介绍很有趣:毕业院校——自学成才;称号——博士之父。

王云五确实没有任何学历背景。


算命的说他家出不了读书人,父母为了他日后做生意方便,便送他去读英语夜校。14岁的王云五白天在五金店做学徒,晚上学英语。17岁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通读完全套书。18岁当上上海同文馆的讲师,仅比王云五小两岁的胡适是他的学生之一。王云五当过教育部高层,也曾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本土博士,所以称为博士之父。


如今“寒门再无贵子”、“别人的起跑线就是你的天花板”等说法大横其道,我们抱怨阶级固化,羡慕别人有富爸爸,我们抱怨不公,悲悯自己身世凄惨,我们挣扎在房价物价中幻想诗与远方,最后把一切归为自己生错了时候,如果没有漂亮的学历就没有好看的简历,于是被打入底层人,子孙三代难以翻身。真的是这样么?


王云五的时代不见得好到哪儿去,到处都是谁谁谁的孙子儿子干女儿,到处的阔少小姐驰骋十里洋场,每个人都有显赫的背景、风云的身世,每个人的祖坟都冒青烟。在阶级更加固化的语境中,王云五扎进书堆里,立志做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家中藏外文书一万两千多本,还有很多优秀的中文书,34岁时仍能保证每天阅读一百页以上的外文书。而这辈子,他始终在学历一栏写“识字”二字。


 三救商务印书馆 


“没文化”的王云五,只用一生干了别人三辈子才能完成的事。


1932年,商务印书馆以及附属图书馆东方图书馆遭日军定点轰炸,日军想要彻底毁灭这些影响中国人心智的文化机构,是继火烧圆明园后最坏的文化破坏行动。


此次轰炸中,东方图书馆被彻底焚毁,其中包括中文书26.8万余册,外文书8万余册,另外还有古今中外各科学术参考书,以及5000余种珍贵图标照片。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痛心疾首地说:“真不该将这么多好书积聚起来。”


此前,王云五早就动了离开商务印书馆的念头:他在这里只是个小股东,家中还有八十岁的父亲要照顾。现在商务印书馆遇难,按理更该离开。但王云五觉得:


“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


此外他又想起,这个机关三十几年来对于文化教育的贡献不为不大,如果一旦消灭,而且继起者无人,将陷读书界于饥馑。”


王云五率先振作起来奋力工作,亲手写下:“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大字。当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印刷生产,11月已实现一日出版一本书的频率。这是王云五第一次救商务印书馆。


1937年日军进犯上海,商务印书馆再次被迫停业。王云五将印务转移至香港、长沙。维持“商务”每日出版一本书的传统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第二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上海、香港两地商务印书馆的财产尽失。王云五人在重庆,查看发现重庆分馆的钱只剩13万法币,最多维持一个月。王云五决定将商务印书馆总部迁至重庆。到抗战胜利时,商务印书馆的账上已有数十亿法币现金。这是第三次救场。


就算是个满脑子商业经纶的社会人,王云五做书之胆魄与见识不见得输给哪个“读书人”。

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系列,全书1721种,共4000册。看过书目后发现,这套作者有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傅斯年等等,集合了文学、音韵、法律、艺术、经济、历史、社会各个方面大学者,现在的编辑很难有这样的实力,笼络这么多大学者一起完成一套书。


而且王云五做书极有野心,他希望一套“万有文库”等于一小型图书馆,可放在私人家中或任何地方,所以他发明的“中外图书分类法”和”万有文库“融为一体,方便任何人收藏整理。

“万有文库”系列


他的野心不止做一套“图书馆”,王云五还“写过”字典,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那年他才37岁。



 他们骂王云五或许有道理,但我们说话要凭良心 


王云五被骂是上个世纪的事,现在看那些对错是非,我们好像没资格评判。


王云五刚进入出版行业,便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实施大改革,9个专业部部长换掉了7个,引进新人有朱经农、周建人、周鲠生、竺可桢、郑振铎、顾颉刚、叶圣陶、陶希圣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学术界响当当的大人物,但这是后来的事情,当时这些人被视为“五四新文化“影响下的激进分子。总之,王云五被骂任用亲信。


接着他又实行“科学管理法计划”改革内容包括:预算制、成本会计制、统计制、标准化与简单化、按件计酬制与售货量比较制等等。结果引起全社反对,全体职工称王云五为公敌,逼他辞职,连外社的邹韬奋也加入,所以“三联”的人也跟着一起骂。迫于压力,王云五只好撤销计划。这套管理办法在1932年日军定点轰炸商务印书馆时,不得不“强制”执行,同时减股份、裁员4000人。为了救商务印书馆,王云五被众人骂的狗血淋头,为了商务给工人跪下过,四十多岁已满头白发。他说:


“我以为要想做事,不独要吃得苦,还需要脸皮厚;不过那副厚脸皮以外,需有一个良心和它陪衬才好。”


人们骂王云五缺德时,谁想到过商务印书馆会留到今天。


王云五说:“我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我们这代未被战火饥荒殃及过的人,政治历史功过是非我们无力评说,不如以爱书的人立场,心怀感激地说:感谢你救过商务印书馆,感谢你送给苦难的中国的是书籍而非子弹。你说不要让读书界陷于饥馑,王先生请务必放心,我们在阅读中已实现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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