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个观点，一切文艺都是宣传。
《德黑兰禁忌》这个动画电影，预告片开头，是一个伊朗大人物目不转睛看着电视机里的色情表演，这时门被敲响，大人物瞬间改换频道，画面转为穿着传统服饰的宗教学者在讲经。
预告片的开头，为整部电影定好了基调。
电影海报也指向明确，一对男女在暗巷拥吻亲热，激情似火，背景的大楼上，摆放着缠黑色头布的大胡子总统鲁哈尼和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肖像，二人表情肃穆，目光凝重，似乎在审视着这对遵从本能的男女。
电影讲述伊朗女性重新戴上面纱的时代，即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三个伊朗女性的悲惨命运。
第一个女性派莉，丈夫吸毒坐牢，她无力独自照顾幼儿，且因教法原因，不被批准离婚再嫁。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卖淫为生。
出租车司机一眼看出她的窘境，直接问how much？
派莉没有恼羞成怒，而是老练地报上价格，随即用嘴为司机服务，而她的儿子还坐在后座。
类似这种场面，比比皆是。
儿子在屋外踢足球，派莉与法庭庭长在屋内大玩SM。
儿子在房间看书，派莉在隔壁房间为舅甥二人服务。
而在伊朗，卖淫嫖娼可能会被执行死刑。
第二个女性萨拉，是派莉的邻居，怀孕后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丈夫却拒绝签署同意书，不让她去上班。
萨拉读过大学，嫁人后，只能充当家庭主妇。
和丈夫结婚后，萨拉小产过两次，不是意外，是她故意堕胎，目的是不被家庭捆绑。
每次怀孕后，萨拉都偷偷跑到黑诊所堕胎。
最后，萨拉因与派莉往来密切，被丈夫怀疑出轨，跳楼自杀。
第三个女性冬雅，在酒精刺激下，与年轻乐手在酒吧厕所发生关系。
次日，冬雅将乐手叫出来，告诉他，你破坏了我的处女膜。
冬雅即将与未婚夫结婚，未婚夫极其在意她的处女之身，冬雅警告乐手，如果他不想被她的未婚夫杀死，那就掏钱给她修复处女膜。
在伊朗，修复处女膜只能去黑诊所，需要三百万里亚尔，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块。
就是这四百多块“高昂”的费用，令乐手和冬雅束手无策，最后，在派莉（第一个女性，带娃卖淫者）的帮助下，乐手在银行贷了一笔钱。
谁料，乐手拿到钱，买了假护照出国，留下冬雅一人面对她传统的丈夫。
这就是《德黑兰禁忌》的大概剧情。
当你看完这部电影，得出伊朗是女性的“人间地狱”的看法，并进一步认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是将伊朗女性打入这个“人间地狱”的历史节点时，请不要忘了我在文章开头放置的鲁迅的那个观点：一切文艺都是宣传。
很多人对伊朗有个印象，觉得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前的巴列维王朝，女性要自由得多，穿性感泳衣，无需遮面，而革命之后，伊朗女性必须戴上黑色面纱，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压榨。
事实上，伊朗女性在1979年前后的遭遇，幸与不幸，是非常复杂的，用一刀切的方式来评判，难免失之偏颇。
唯有用历史的眼光，来洞观伊朗的现在，才能看到相对客观和靠谱的真相。
我们先来看伊朗的面纱。
很多人以为，伊朗女性戴面纱，是伊斯兰时期的产物，其实这是不对的。
面纱是头巾的衍生物。
早在伊斯兰对伊朗征服（651年）之前，披戴头巾就一直是伊朗女性的着装习惯，这个习惯最早可追溯至古美索不达米亚，头巾被认为是一种传统服饰。
亚述帝国时期，头巾成为皇室妇女和上流社会的标配，也就是有身份的象征，法律明令禁止奴隶、农民和娼妓披戴头巾，违反者将受重罚。
古伊朗人（波斯人）在公元前612年征服亚述帝国后，伊朗的统治精英就采用了裹头巾的习俗，在之后伊朗各王朝统治期间，头巾从富贵阶级的专属，飞入寻常百姓家，逐渐大众化，成为所有阶级的标准服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东长期有戴头巾的传统，发源于中东的基督教，也有类似的头巾规定，比如《圣经》中就提到：
但妇女在祷告和讲道时，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她就像剃光了头发一样。
后来，阿拉伯人征服伊朗的萨珊王朝，伊斯兰文化成为伊朗主流时，受到伊朗传统文化影响，沿袭了头巾的服饰。
在阿拉伯统治时期，妇女戴头巾也并非是强制的，阿拉伯人在强盛期，文化也较为开明，从《一千零一夜》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妇女广泛的参加了劳动和公共生活，有一定的财产权和继承权。特别是一些有钱的寡妇，能够经营产业和商铺，能决定自己的婚姻，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也受到了男性追求者的讨好。
一直到16世纪的萨法维王朝，戴头巾才成为了一种强制行为。
中东地区妇女权力的滑落，其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频繁的战乱、东西方贸易路线的中断、西方的崛起，都导致了中东地区在经济上长期停滞，在全球地位上的不断滑落，一个滑落的文明更容易在文化上越来越保守。
用头巾遮盖头发的历史，一直被当作伊朗女性的穿着规范，远比伊斯兰文化早的多，在古老的伊朗，将之摘掉被认为是失礼，甚至是侮辱。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20世纪，直到巴列维王朝的“西化运动”。
1930年代中期，亲西方的伊朗统治者礼萨汗发布法令，严格禁止伊朗女性披戴头巾，同时被禁止的，还有伊朗男性的传统服饰。
礼萨汗给出的理由，也并非是头巾禁锢妇女需要解放等观点，而是——西方人会嘲笑我们的传统穿着。
这种由上至下的强制法令，一度引发流血和混乱。
有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指出，如果社会提供了选择的权力和宽容的风气，女性在这种环境中自己选择摘掉头巾，无疑是一种人身自由的进步。但出于强制和禁令，反而会羞辱和疏远了一部分伊朗妇女，因为这样做的动力，同样不是出自妇女的自愿，而是一种认为“有碍国际观瞻”的强迫。
当时，巴列维王朝的警察，但凡在公共场合，看到披戴头巾的女性，二话不说，强制摘下，如有不从，便加以殴打。
很多伊朗女性，被揍得鼻青脸肿，头巾被扯下，罩袍被扯烂，露出内衣甚至皮肤，极尽侮辱之能事，在1941年礼萨汗退位之前，许多伊朗妇女选择终日待在家里，外出的话，就可能遭受强制执行和侮辱，一些伊朗女性甚至为此自杀。
巴列维王朝的改革，有点像彼得大帝17世纪在俄国的改革——用棍棒让臣民变成“文明的西方人”，这也是当时亚非拉民族常见的一种“改革思维”。
在1979年伊朗革命发生的前几年，一种质疑西方为主的性别角色作为伊朗社会模式的风潮开始酝酿，头巾作为一种标志，开始与伊朗民族主义相融合，重新在伊朗社会复苏。
如果我们实事求是的看巴列维王朝，伊朗女性的权利确实在诸多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1963年，礼萨汗之子礼萨·巴列维即位后，授予女性选举权，不久后，出现了女性伊斯兰议会会员，女性大法官，女性内阁部长。
1967年的伊朗家庭保护法，要求丈夫想要离婚时，必须去法院办理离婚手续，而不能依据传统的伊斯兰教法规定的，只需喊三遍“我休了你”。还规定，离婚后的子女监护权由法庭酌情判决决定，而不是依惯例自动交给男方。
女性结婚的最低年龄在1967年从13岁升至15岁，到1975年再升至18岁。
正是在这一系列由巴列维主导的法律政策下，伊朗出现了多姿多彩的新女性，出现了穿着性感泳衣，在海边悠闲散步的俏丽佳人，各行各业的女性精英也不断涌现，无论是在婚姻家庭还是社会生活中，伊朗女性都能大放异彩。
吊诡的是，正是大批利益和权利得到伸张的伊朗女性，成为在1979年革命中，成为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急先锋和排头兵。
从表面来看，这是巴列维王朝推行“全盘西化”引发的反弹，披戴头巾是伊朗几千年来的传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巴列维王朝本着解放妇女的“好心”（更多的是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但引起的社会矛盾也格外的大，伊朗政府跳过了教育妇女、促进妇女自身觉醒这关键一步，也就难免带来了社会撕裂。
再者，当时习惯戴头巾的多为劳动阶层女性，中产女性和高知女性往往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了西化，顺应潮流，摒弃了头巾和罩袍，但巴列维王朝强制扒头巾、脱罩袍的粗暴举动，反倒激起了这些业已西化的伊朗女性的同仇敌忾之心，站到了传统伊朗女性和革命的这边。
事实上，伊朗女性风起云涌参加1979年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在当时，要求国家自决、不再依附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声量压倒了追求妇女权利的声量，还因为这些伊朗女性，得到了未来新政府的某种“保证”，渴望分享革命后的胜利硕果。
革命的一大原因是对现状不满，当这种不满蔓延到广泛的社会阶层，革命也就发生了，革命之后，就要进行利益再分配，以满足各阶层的需求，说白了，就是“论功行赏”。
从历史来看，女性在历届革命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在革命后的“论功行赏”中，却往往一言难尽。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
1789年10月5日，当路易十六一家想要闻风而窜，巴黎妇女主动出击，向凡尔赛宫进发，将国王一家带回了巴黎，她们认为，巴黎没有面包，国王一家需要负责，她们将国王一家人称之为“面包师、面包师妻子和面包师的孩子”。
正是巴黎妇女在关键时刻出手，才让大革命不致于夭折。
革命期间，法国妇女以书面形式向三级会议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其中包括保障女子的嫁妆不被丈夫肆意挥霍，保护妻子不受虐待，国家为迫于生计被迫卖淫的妇女提供工作，建立公共教育系统，以扩大妇女就业机会。
法国共和国政府感激妇女的贡献，颁布了离婚合法化的法律，规定婚姻属于民事契约，承认妻子有权分享家庭财产，为女孩和男孩提供免费的义务小学教育。
在法国大革命妇女活动的高峰期，出现了“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女性成员上街游行，她们穿着长裤，头戴红帽，腰间别着火枪，英姿飒爽。
可惜，好景不长。
一年后，当外国入侵的危险过去，随即出现了对妇女革命者的反动，数千名妇女和男人拿起武器抗议，结果，“革命政府”以此为理由，悉数撤销了刚刚得到承认的妇女权利，在著名的《人权宣言》中，对妇女的权利只字未提，而由拿破仑颁布的法典里，重新确立了父亲和丈夫拥有绝对权威的条款。
伊朗女性的遭遇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妇女类似。
起初，在1979年革命期间，伊朗女性将披戴头巾视为抗议巴列维王朝的象征，但也紧紧是个象征而已。
谁料，在革命之后，伊朗共和国政府，强制妇女披戴头巾，禁用化妆品，道德警察还引入严厉的惩罚，例如用锋利的刀片刮除唇上的口红。
1980年代初，伊朗妇女被禁止担任法官，不鼓励成为律师，政府还废除了1967年的家庭保护法，因这个法律限制一夫多妻制，还禁止妇女主动提出离婚，把女孩结婚年龄从15岁降低到9岁。
由于这些“倒行逆施”的措施，很多在革命中起到带头作用的女性，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背叛，但如果因此说，1979年伊朗革命后的政府的“妇女政策”一无是处，那倒也不是事实。
而这恰恰是当下伊朗妇女问题的复杂之处和矛盾之处。
如果要对1979年伊朗革命后伊朗女性的命运做个公允的评判，可以这么说，伊朗女性在某些领域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另一些领域，则有了更多的限制。
在1979年革命之前，为女性提供教育已经形成共识，但在落实上，却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出于高出生率和巴列维政府牺牲农村换取城市发展的政策，巴列维王朝从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全民教育。
而在革命后的伊斯兰共和国，尽管在妇女问题上出现了倒退，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完成了被巴列维王朝跳过的——推广全民教育（包括女性教育）的一步。
即使最偏远的乡村，也至少有一所学校，所有儿童，不分男女，都有希望接受教育，伊朗识字率迅速攀升，按照2022年的数据，15到24岁的女性识字率高达98.93%，15到24岁的男性识字率为98.69%。
伊朗家庭重视教育，要求子女尽可能取得优异成绩，伊朗女孩在青少年阶段，学习往往更加勤奋，分数更高，伊朗的大学录取生中，65%是女性。
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伊朗女性，离开大学后，多数都能找到优渥的工作，包括教育部门，神职岗位，私营公司，医药领域，以及国家公务员队伍。
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伊朗女性的改变，与强制披戴头巾、禁用化妆品、不允许成为法官和不鼓励成为律师、婚姻制度上的诸多歧视形成了并行不悖的鲜明对照。
但另一方面，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在未来也会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妇女政策，带来更多的冲击。
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想着撕下女性头巾的巴列维王朝，由于操之过急，遭到了妇女的反抗。而给妇女重新带上头巾的伊斯兰政府，却在潜移默化的发展之中，埋下对自己不满的种子。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晚一步会限制生产力，早一步就会陷入空中楼阁。
近日，伊朗解封了推特，脸书，谷歌等APP，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眼球，这也是那个勒令女性披戴头巾面纱的国度做出的决策。
从1979年革命到现在的APP解封，从中可以看出，伊朗对西方文化的狐疑不决和举棋不定。
这也是这个世界近几百年来，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情况。
一方面，由于发展的停滞和地位的下滑，在文化让日趋保守；另一方面，为了追赶西方，又不得用最激烈的手段西化。
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亚非拉的妇女解放，是一种外部嫁接的结果，缺乏自己的内生性和民族性。
缺乏内生性，就缺乏长远的动力，时常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缺乏民族性，有时就会和民族运动格格不入。
但狐疑不决胜过一潭死水，举棋不定好过没有脑子。
在所有后发国家里，似乎都存在着“伊朗式的举棋不定”，我们不应用刻板和停滞的眼光看伊朗和伊朗女性，更不应用刻板和停滞的眼光看待和我们利益攸关的各种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伊朗并非铁板一块，在宗教之下，仍然有着复杂的社会生活。
霍梅尼过世后，许多对于妇女的限制被取消，自1992年起，伊朗政府通过利于女性就业的政策，包括进入法律和科研领域，鼓励女性发展自己的职业，同时也强调家庭角色对女性的重要性，虽然有点“既要又要”之嫌，但从中可以看出，伊朗在“政教合一”之下，仍不乏基于现实的灵活手腕。
这种“灵活”为未来的更多可能埋下了伏笔。
比如，虽然伊朗严禁妓女，卖淫嫖娼最高可判死刑，但德黑兰、伊斯法罕等大城市，仍不乏性工作者的身影。
她们之所以得以在“严刑峻法”中生存，是因为伊朗婚姻法里有个有意无意的“漏洞”——穆塔。
穆塔，即临时婚姻，又叫“快婚”，它的特点是可以规定婚姻的期限，时间可长可短，短的只有一个小时，长的可达99年。
而且，穆塔不需证婚人，办理简单，几分钟就能完成，这就成了伊朗性工作者逃脱惩罚的方法。
不只是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具有基于实用主义的灵活手腕，伊朗这样的“政教合一”国家同样具备，这是人类共有的智慧。
毕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如果硬要人为地压制人类最基本的欲望，那这些最基本的欲望一定会另寻出口，禁无可禁。
巴列维王朝对妇女种种权益的支持，其实并没有随着王朝灭亡而消逝，某种程度来说，当下伊朗共和国也继承了一部分巴列维王朝的遗产，尤其在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方面，更是有了更上一层楼的进步，但在在婚恋权利等方面，也有着“倒行逆施”的后退。
只有理解这种复杂性，才能正确的解读中东历史。
她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一切皆有可能。
某种程度上，只有做到在生产力领域，真正走到西方前面的文明，才有希望跳出这种困局，发展出既有内生性和民族性，又能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生产关系。
这样，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这一切，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