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中国人应当怎么看待诺贝尔奖的事。

一、为什么说中国人只有“半个诺贝尔情结”？

二、为什么不需要有诺贝尔奖焦虑？

三、科技崛起的密码究竟是什么？

（一）半个诺贝尔奖情结

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由来已久。记得多年前跟一位印尼华侨相熟，老华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逃离印尼去了美国，打拼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多年后他在上海投资，让两个儿子回国工作，并相继在国内结婚。

老华侨很是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每次回国找我聊天，聊到国家的进步都激动不已，觉得中国人那么努力总有一天能超过美国。只是有一次，他提到诺贝尔奖时叹了口气，说不知道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我明白他的意思，中国人有很深的诺贝尔情结。总觉得没有这个奖，取得再多的成就也是心虚。彼时莫言老师没有拿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老师也还没有得诺贝尔医学奖，杨振宁先生的诺奖也不被国人看作中国的成就。

而我当时尚未开始写“地缘看世界”，听到这个提问一时语塞，只能告诉他，我同样相信中国能够重回世界之巅，诺贝尔奖也一定会有的。

可惜后来阴差阳错地失去了联系。许多年过去了，如果再有机会相遇，我会告诉他，中国日后的确会拿很多诺贝尔奖，不过这事跟中国能否超越美国并没有直接关联。

中国人有“诺贝尔情结”，这种看法对也不对。1895年时，根据诺贝尔的遗愿，诺贝尔奖共设立了五个奖项，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文学奖和和平奖。1968年瑞典央行又增设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于表彰在经济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

这样算下来，诺贝尔奖一共有六个奖项。真正让中国人喜欢的其实只是物理学奖、化学奖、 生理学或医学奖。像和平奖、文学奖乃至经济学奖，中国人就没那么心水了。如果你平常关心时政的话就会知道，这些奖项的颁发，尤其是和平奖、文学奖，时常戴着政治有色眼镜，甚至直接就是用来恶心中国的。

说到底，中国人喜欢的是“自然科学属性”的诺贝尔奖，或者说“诺贝尔科学奖”。听说诺贝尔本人特别不喜欢数学，所以没有设立诺贝尔数学奖。要是有数学奖，中国人肯定也特别想得到。

这样算下来，中国人有的实则是“半个诺贝尔情结”。这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自然科学的成就，有着客观公平的评定标准。中国有句老话叫作“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的评价也有点“文无第一，理无第二”的意思。你看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每每揭晓结果都会引发巨大争议，经济学也时常被调侃为玄学，就知道我所言不虚。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类内部的地缘政治争斗，已经演化成为了科技和工业实力的PK。我此前的文章《为何我说“打赢新冠战争这事的价值，不亚于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曾提到，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人就开始努力适应这个被工业改造过的世界，并且一直在怀疑，自己的文明是否能够适应工业时代。

工业时代是由科学革命所开启的。自然科学水平关乎工业实力的高低，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每个当代中国人都必须在学校接受“数理化”的洗礼。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甚至还有过“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工程师治国”之说。

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诺贝尔奖中的那些自然科学奖，很自然地成为了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圣殿，被认定为中国人是否真正站起来的标志。

人总是要有梦想的，不然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单从自我鞭策的角度来说，不管中国人有的是“诺贝尔奖情结”还是“诺贝尔科学奖情结”，其实都是一件好事。这个情结激励着中国人，前仆后继地以科学为武器，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努力奋斗。

（二）为什么不需要有诺贝尔奖焦虑

在2016年6月的“全球科技创新大会”上，任正非老爷子曾经提出“无人区”的说法。他表示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认为“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香农定理、摩尔定律极限的逐步逼近，面对大流量、低延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

这样一看，自然科学属性的诺贝尔奖的确挺有象征意义，不过要是具体到中国崛起、民族复兴这件事上来说呢，倒还真不是标志。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说。

要想找一个中国崛起的标志，还有一个比诺贝尔奖更容易理解，也更数字化的东西，那就是GDP总量。当然，中国就算成为了全球GDP第一，也一定会有人拿出人均GDP数字来说事，论证中国还不够强。不过管它呢，这个世界永远都有两种声音，做好自己才最重要。

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生产力、消费等方方面面都处在坐二望一的位置，单从GDP的角度来说，2020年底时，中国GDP总量达到美国的70.4%，上升成为了历史上经济总量最接近美国的国家。

2021年12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的GDP将在2033年超过美国（此前一年该机构的估算值为2028年）。相比大多数研究机构，日本方面的评估算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总量一定会超越美国。

对了，这份报告还预测，到了2050年美国的GDP总量会反超中国。只是怎么个反超法，报告却是语焉不详。说实话，要是有人跟你预测30年后的经济排名，这大概率还真是只能用玄学来解释了。

写这篇文章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刚发了一条推文，讽刺西方媒体每每不得不承认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但又不愿意正视这种成功时，就会在标题后半句加上“代价是什么”。比如说：“中国绿色转型，代价是什么？”“中国正变得智能，但代价是什么？”“中国投资于环境保护，但代价是什么？”……

日本智库的心理也大抵如此，中国GDP将超越美国这事肉眼可见，不承认显得自己太不专业，承认了又显得自己政治不正确。于是以认定中国模式必不能长久、须付出惨痛代价的心理，玄学式地预测了美国必将反超的结论。反正30年后估计也没人记得这事了。

30年左右的时间放在诺贝尔奖这事上，倒还真是一个有大数据支撑的数字。有统计表明，诺奖获得者从出成果到获奖，平均周期是35年，年龄是67岁。科学是谨慎的，成果再爆炸也得经过时间的考验。像青蒿素是1972年研发出来的，屠呦呦老师获奖时已经是43年后的2015年了。

要是从诺奖周期律的角度看，预测2050年以前中国能拿不少诺贝尔奖，肯定是要比预测美国在GDP上能反超中国，显得更加科学。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经历可以成为一个参考。截至2020年，美国一共得过381人次诺贝尔奖，当之无愧的是第一诺奖大国（第二名的英国才132人次）。而以含金量最高的物理学奖为例，迈克耳孙帮美国在1907年拿到了第一个奖，再得第二个奖则要到1923年，1936年以后开始进入井喷阶段。

要知道，我们一般认为美国的GDP在1894年就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一。换而言之，诺贝尔奖得不得、得多少，还真不是大国崛起的标志，只能算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结果。当你各方面都做到位时，该来的总归会来的。

这就好像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年，不用去多想自己将来会不会找到好的对象。你把该学的东西学到，该做的事情做好，年龄和时机到后自然就会有的。

（三）科技崛起的密码究竟是什么

刚才我说了，从国民自我鞭策的角度来说，有诺贝尔奖情结算是一件好事。然而要是自上而下追求诺贝尔奖那就可能是有害的了。换而言之，中国的国民可以有诺贝尔奖情结，但需要警惕像日本那样，把得不得诺贝尔奖、得多少诺贝尔奖作为资源倾斜的目标。

在这件事上，现在仍在争议中的大型粒子对撞机之争就是个鲜活的例子。

花数百亿美元建设世界最大的粒子对撞机，可以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可以让中国在这一领域成为世界级科研究中心，可以吸引全球几千名物理学家和研究者来中国工作，更可以产生诺贝尔奖。

然而高能物理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杨振宁先生，却是其最坚定的反对者。杨老的意见总结下来，主要是认为现阶段没必要挤占其它科研领域的经费，去填这个目前看到不应用场景的黑洞，而应该培养更多的青年科学家，把经费投入到更容易出成果的项目上。

中国现在这个“坐二望一”的位置，前苏联和日本都曾经坐过。一般认为，前苏联GDP的峰值出现在1973年，约占美国的43.25%；日本的峰值在1995年，达到美国GDP的69.6%。作为对照组，苏联和日本这两个曾经的世界老二，可以给当下处在同一位置的中国不少启示。

苏联的问题在于，它打造了一个与美国所处的西方世界完全分割的独立体系。这样两个被铁幕分割，互相完全独立的体系，彼此的关系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你死我活”，一定是会PK出个胜负的。最终胜出的是在经济和创新上更有活力的美国，而失败者的代价则是完全彻底的崩溃。

日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它是完全成长于西方体系内的挑战者。日本经济崛起的秘诀是站在美国的肩膀上。从朝鲜战争时开始承接美国的工业订单，到先自美国引入各种高科技创新、再用工匠精神打磨成优势产业，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无处不在。

不过，政治上的主从关系也决定了日本的天花板。以信息时代最核心的半导体产业为例，1948年，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研发了世界上第一个半导体晶体管。当时索尼等日本公司就嗅到了商机，有意识地开始购买美国在半导体上的专利，开启了日本的半导体产业。

上世纪7、80年代，日本通产省牵头，以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NEC五大公司作为核心，投入巨资研发集成电路。日本半导体产业在市场上一度打得英特尔陷入巨额亏损。结果1986年日美签订《日美半导体协定》，1997年两位东芝集团高管，因“非法”向苏联出口高技术产品被捕。一系列事件导致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从此一蹶不振，从此任凭美国坐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金字塔的顶端收割世界。

说起诺贝尔焦虑，日本人比中国人表现得更甚。虽然政治和经济上屈从于美国，但却不妨碍日本对诺贝尔奖的渴望。早在2001年，日本便宣称要在50年取得30诺贝尔奖。而从2000年到2021年，日本已经拿了18个自然科学属性的诺贝尔奖（此外还有两位美籍日本裔获奖者）。50年得30个诺贝尔奖看起来还真不是大话。

然而，就算日本真的50年拿50个诺贝尔奖，于自身的实力提升也没有直接益处。就像英国是排名第二的诺奖大国，现在仍然能够拿不少，可是谁又会认为英国还有机会跻身一流大国行业呢？

说到底，执着的日本人看错了方向。苏联和俄罗斯加起来也拿了32个诺贝尔奖，这当中除了4个文学奖以外，都是含金量最高的自然科学奖。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了俄国的没落。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普京的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普京出身克格勃系统。一提到特工，大多数人脑海中会浮现出007的形象，利用各种秘密身份和手段，获取机密为国家作贡献。这事普京还真干过，可惜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普京在1985至1990年作为克格勃间谍在东德德累斯顿市工作，当时负责从西方搜集工业情报。担任总统后，在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中，普京曾感慨地对与会的科学家和学者说 “我们真的很努力在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新情报，但它们却丝毫没有用处。我们曾不断询问：‘它在哪？它们会在我国经济的哪一领域发挥作用？’没有。它们根本没有起到一点儿作用。”

问题并不在于科学家和特工们够不够努力，而在于这些技术有没有市场让你利用。当时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让那些科技成果和情报看不到转化为生产力的希望。日本的问题也是如此。日本科学家在基础研究领域所获得的那些成果，现下很难在日本本土进行转化，大多都被美国企业买去变现了。

现在，随着中国市场的壮大、经济的走强，日本的基础研究成果也开始流向中国。前段时间被誉为“光催化之父”的日本国宝级科学家藤岛昭，带领整个团队加盟上海理工大学，在日本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日本陷入的这种困境被称之为“加拉帕戈斯现象”，在商业上指的是孤立、狭小的市场环境下 产品封闭进化，没办法进入更广阔市场，最终陷入被淘汰的危险的现象。关于这个现象，以及日本和苏联的结构性问题，我在文章《中国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苏联》中有所提及，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在里面找到部分答案。

回到日本和苏联的问题上来。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和科技创新上的失败以及美国的成功，都与两个词有关：应用和市场。苏联和日本不是没有基础研发能力，也不是不知道要以科技立国。但它们在把科学技术变成应用技术、推向市场的问题上，都有自己难以跨越的瓶颈。苏联的问题在于过度计划，缺乏活力；日本的问题在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弱势，使之只能成为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市场的一环。同时自己的国内市场有限，单靠国内市场没办法孵化出世界级企业。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就解决得很好了。现在的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互联网人口第一大国、世界第一生产大国、排名第二的消费国，在信息时代的应用创新层出不穷。可以这样说，中国即便单靠国内市场也能够孵化出世界级的科技巨头。

2021年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了6席，中国占了4席。而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不管如何声称自己是国际化公司，大家都知道是靠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孵化出来的。

回顾美国的发展史就会发现，美国当年也是先专注于应用市场的创新，让科技更好地为生产力和市场服务，然后再由市场的力量反向自然推动基础创新。

比如大家所熟知的爱迪生，很多人知道他一生中有1000多项发明，是个大发明家。其实一个人的力量再强，又怎么可能完成那么多发明。与其说爱迪生是一个发明家，不如说是一个“有科技头脑的商人”。他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发明本身，而在于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哪些科技创新有商机。电灯的原始专利，就是两个加拿大人发明申请的。爱迪生在看到前景后买了过来，在技术上加以改进，再成功地推向市场，改变了人类的夜生活。

现在你去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领航者大多数也都有爱迪生的影子。以后我还会有更多的文章，从各个角度，包括中美比较，甚至是人类史的角度来解读，为什么我会对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中心充满信心。

在这篇文章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并不用去为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暂时不足感到焦虑，因为这些只是结果而不是标志。相比之下，那些与我们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应用创新”，一个能够帮科技创业者看到变现希望的“活力市场”，才是大国崛起的科技密码所在。